第八章 军中十年 - 一条棉被的故事

 

　　一条棉被的故事

　　

　　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仍在金山乡，但被配属到小基隆的步兵营，那是位于淡水与金山之间的一个小镇。直至民国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春季，在小基隆住了一年，这一年的海防生活，非常自在安适，我们一个电台，独住一所克难草房。

　　

　　那是一段最轻松最闲适的日子，没有操，也没有课，一天之中，仅向团部用无线电联络几次，其余的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所以，那一年之中，是我军中生活的黄金岁月，利用那段日子，看了好多的文学作品，往往独自一人，捧著书，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岗上的树荫底下，一待就是半天；同时也利用我自己克难的书桌──其实仅是一块木板钉了四条腿，开始学习写作，第一篇由吴国权投到《战斗青年》，第一篇就录用了，并且换回了三十多元的稿费，这个鼓励是很大的。从此，我们军中的刊物，常常见到我的散文，我也接到了特约记者的聘书，每月所得的稿费，如果写得勤的话，超过了上士的薪饷，虽是军中刊物，同样也有稿费。当然，退稿的机会很多，没有稿费的也不少，可是从此我却成了军中的「作家」，凡有文艺活动，都会有我的一份通知，虽然仅是一个军的范围，我也感到光荣，并且也是受着很多人羡慕的一份光荣。

　　

　　就在那年的春天，我也收到了妙然法师的通知，邀我们上海静安寺的同学，到北投的居士林聚会一次。那次，除了在基隆港务局的吴国权(原名弥赞，现在已是三、四个孩子的爸爸了，改在邮局服务，为人很好，对我很热心)没有到，性如正在中坜害肺病，所以也缺了席，其余的，我们军中的五人：关振、田枫(性慈)、王文伯(愿殊)、何正中(明月)和我，以及自立、惟慈、妙?、了中、幻生、能果等同学，都到了，上海的师长中，有妙然法师、守成法师及圆明法师。

　　

　　那天，我们师生十多个人，聚集一堂，都有劫后余生的伤感，也有久别重逢的欢悦。妙然法师请我们吃了一顿，临走时，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二十元新台币做车费，他是大大地破费了一场，也使我们深深地感激在心里。

　　

　　那天，我的感触很多：特别是见了自立与妙?等同学，他们还是上海时的老样子，所不同的，他们跟随着慈航法师，学得更多，懂得更多，也更像是年轻的法师了。至于我们军中的五个，那还像是出过家的人呢！如果不是自己宣布身分，谁也不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得出来；我们，几乎已跟佛教脱节了！何时能够再度穿上僧装？丝毫没有把握；能否再回僧籍？自己也作不得主了！

　　

　　因此，在那一年之中，我为了多看几次出家人，所以常常请假外出。北投，就去了四、五次，这在海防上的士兵，是难得的事。有一次，那是秋天将尽，冬季快到的时候，慈悲的妙然法师，知道我还没有棉被，他便好心地送了我一条破得像猪油渣似的棉花絮，教我拿去重弹一弹，用它过冬，并且另外给我四十元新台币。以当时的物价，弹工以及买布做被套，四十元大概已可勉强了。说起买布做被套，我也真是愚蠢得可怜！我从北投下山，经过淡水镇，为了赶时间乘公路汽车回至小基隆，又不知道一条被单究竟要几公尺布？应该买那一种布？所以，跑进一家布店，拿出四十元，说明买布做被单，长短与质料，完全请店主作主，那个店主，看来老实，心地却是乌黑黑的。结果，他是给我剪了一段比蚊帐略微密些的粗纱布，从里面包了出来，交给我，我无暇拆开查看，便匆忙地合着布包赶车子去了。这一块布，毕竟还是做了被单，直到现在，我仍把它留着。被面布是向连部的补给上士要了几条破军裤连起来的。但是，经这一来，棉花絮弹不成了，只好拼拼凑凑，用线、用破布，勉强连成一条棉被的样子。纵然是如此的一条棉被，已是当时士兵之中的「贵族」阶级了，直到我升了军官，才把它添了一斤棉花，重新弹了一弹。结果，王文伯调去金门，金门比台湾冷，所以又将我这条新被，跟王文伯换了一条破棉絮，直用到我退役时，才把它弹成了现在的垫被。回忆当时，那种蠢法、那种苦况，现在想起来，既觉得可笑，又觉得酸痛！

　　

　　另外，我要感激一位始终爱护着我的人，那就是南亭法师。

　　

　　我在民国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冬天，便与南亭法师取得了联络，那时他住在台北市的善导寺，他寄给了我一些佛书，并鼓励我为国为教，多努力多学习。偶尔，他也在信中寄给我十元、二十元的新台币，说是给我买糖吃。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为眼睛的近视日深，在台北就医，南老人见到我的模样，与上海时已大不相同，不禁有黯然神伤之感。他给我介绍了眼科医生，并且给了我四十元新台币，送了我四罐炼乳。自此以后，南老人一直很关心我，每次去台北，他总要送我一些钱，送我几罐炼乳。在当时的士兵，能有福气吃炼乳，实在稀有难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一位老师。

　　

　　由于南老人的鼓励，我对佛教的信心，也就日渐恳切起来，往往在行军途中，也能常念观音圣号，我在今天仍能对佛法有不移的信心和一点成就，南老人的鼓励是一大原因。

　　

　　我是出过家的小和尚，到任何一个单位，我都不瞒不隐，最初总是有人取笑，时间久了，反而觉得我是难得的。官长们见我看佛书，最初以为我消极，我把佛书也送他们过目一番，他们便不再批评了，甚至我一位大学毕业的排长，反而改变态度，赞叹佛教文化的精深伟大了。我的处世原则是不钻营机会，不太露锋芒，从来不出锋头，所以，我并不太受人家的注意，也没有同事讨厌我的；但我不放弃机会，也不小看自己，时时求取向上的努力，所以也能得到长官的爱护。在民国四十一、二(西元一九五二、三年)年间，我有一位姓张的副团长，几乎要认我做弟弟；有一位姓陈的中校指导员，常跟我研究文学问题。

　　

　　民国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月，部队整编，我又被通信队的队长调到军部通信兵营，那时我们的军部，住在台北东郊的圆山忠烈祠。军队的机关越高，流动性越小，也越能适宜于用功自修。因此，那时的我，有一个妄想：希望能以军人的身分，在台北市读高中的夜间部，因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中等以上的学历和学力，到了任何场合，都会发现自己总比人家矮了一个头；一个中等教育都没有受过的人，能够做些什么而又能够学些什么呢？但是，由于实际环境的限制，那个妄想，始终是个妄想而已，所以直到我退役的时候，每每还在梦中梦见自己已经进了高中的夜间部。就是目前，如以高中毕业的试题来考我，怕还是不能及格，然而我已从其他方面的努力，补偿了这一方面的缺憾。

　　

　　民国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到了桃园县的杨梅镇，我已不再从事通信工作了，我在当文书上士了。像我这样的一笔歪字，也够资格当文书！所以除了向下级的行文由我抄写，上呈的公事，就不要我动手了，这也使我乐得清闲。正因为清闲了，陆军总部为了赶写教育计画，向各军军部调用文书，好的文书上士，文书官不肯放，我这个蹩脚货，就给派去出公差了。到了陆军总部，饮食比我们的部队办得好，同时，每写一张蜡纸，还有五毛钱的报酬，我倒蛮愿意多写几天的。想不到，一天下来，就被一位负责我们的上校，很客气地「请」我回原部队去休息休息了！

 

　　但是，我在民国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却对文艺写作，几乎入了迷，所以也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我是选的「小说班」。用心地研读讲义，用心地写习题，也用心地读小说和写小说。特别还着重于文艺理论的研究。那时的我，几乎也自命不凡地以小说家自居，其实，那时的台湾，文艺风气虽然很盛，作品的分量，却是轻薄得很，何况像我这个既无学问基础，又没有实际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呢？但在当时的我，很有雄心要得小说奖哩！结果，应征了两次，没有得奖，也没有入选，直到现在，反而放弃了这一方面的努力。

 

　　

 

　　▲同在军中的三个出家人，右起了中、作者、田枫(此人已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