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告假

　　

　　当我出家以后，妙然法师教我看看沙弥律仪，以便做一个象样的出家人。这一指示，对我非常受益。于是，我又知道我虽出家改装，未受沙弥戒，尚是一个光头白衣。我向东老人请示了好几次，终于我在民国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农历六月十一日的晚上，在新店的竹林精舍，礼请隆泉老法师，做了忏摩，十二日的上午，又到台北的华严莲社，请智光长老，为我授了沙弥十戒。我虽两度出家，可是第一次改装，皈依的仪式都没有做，第二度披剃，也仅说了三皈。到此为止，才算是个合法的出家人。故在当时的感触很多，便写了一篇〈由我受了沙弥戒说到戒律问题〉在《人生》上发表。

　　

　　民国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过年以后，我即做离开北投的准备，故托星云及浩霖两位法师为我介绍高雄美浓朝元寺去禁足。因我有一个感觉，师父的文化馆，乃是用功的理想处所，但是，其他的人可在那里安心用功，我这个徒弟，却有不同。虽然，文化馆终年只有两次法会，一是七月份一个月的地藏法会，一是腊月上旬七天的佛七，平常或者也偶有堂把外来的佛事，但总不是经忏门庭，比起我在上海的大圣寺时代，这实在是一个安乐境界。然而，有一个门户，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必须的应酬，如果师父他老人家在里里外外的忙，纵然不叫我做什么，我非禽兽，岂能安心？否则倒像我们对换了师徒的辈分。

　　

　　我自知障重，到了三十岁时，才算真的跨进了佛门。本来，人到三十岁之后，正应放手做事，我则不同，三十岁前，在学业及德业，几乎是缴的白卷，尤其是佛学及修持，我必须赶紧弥补。要不然，心愿厌离，却是脱不了生死的黑业，心愿度众，奈何又肩不起弘化的重担。因此，我准备要离开北投了。

　　

　　但我此时，尚是一个沙弥。

　　

　　很幸运，我在八个月前，就已知道了道源长老要传戒。到民国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农历八月，我受了三坛大戒。现在，将我受戒时的大致情形，抄摘我「写完戒坛日记之后」的几段话，用来说明：

　　

　　我的身体一向瘦弱多病，故于八个月前，得悉八堵传戒之时，我便天天定时定数礼拜观世音。一则忏悔罪障，一则祈求加被，以期如愿受戒。我于来山报到的前夕，仍在吃药。一到戒期之中，虽然经过「波蜜拉」台风的袭击，曾将我内外衫裤淋得透湿，然而竟未因此害病。以后感冒在戒期中普遍流行，我也仅仅受到轻微的感染，吞了几片「伤风克」也就好了。

　　

　　这是我极感欣慰的事。

　　

　　戒场书记真华法师向得戒和尚建议，要我负责「戒坛日记」。得戒和尚也当面做此示意。

　　

　　我来是为求戒，并非为来写文章。

　　

　　只想让我多动身体，少动脑子，尤其不要动笔杆。

　　

　　然而，我的初衷，并未得到戒和尚及书记师的同意。

　　

　　乃至出家戒期圆满之后，仍被留了下来。

　　

　　最糟糕的，我又被开堂师父内定做了「沙弥首」，这当然是他(白圣)老人家对我的爱顾，但我知道「沙弥首」是出锋头的，也是最辛苦的。

　　

　　但到最后，还是没有辞掉。后来开堂师父向大家说了个受戒不要当班头的故事，来安慰各班班头，并使戒兄们体谅班头的苦衷，且有四句结语：「受戒切莫当班头，生活行动不自由，戒师骂来戒兄恨，含着眼泪向内流。」

　　

　　好在戒师慈悲，戒兄友善，戒期终了，不知是否有人恨我，总还没有挨骂。

　　

　　正因如此，我就特别辛苦了！

　　

　　但是，三宝加被，我在戒期之中，一直忙着，精神一直很好，没有发生障难，没有感到不安。尤其在以求戒期间，竟让我写下了将近十三万字的一本「戒坛日记」。

　　

　　在戒期中另有一点可记的是我这个穷戒子，既然当了沙弥首，却又无钱打上堂斋，这在白公老人命定我做沙弥首时，我便首先提出，他老慈悲地安慰我说：「要你发心为戒兄们服务，那还要你出钱打斋。我与戒和尚也都知道你没有这笔打斋的钱，如果一定要你打，我们出钱为你打。」这太使我感动了。戒期圆满，戒和尚道源长老，竟还倒赐了我五百元新台币，这是相等于一份书记职的犒劳。原来，他老要我写戒坛日记，目的是要使我安心地受下这笔厚赐。可见，道老、白老，以及书记真华法师，对于我的厚爱了。在此期间，陪堂悟明法师、三师父净念法师、四师父净心法师等，无不对我分外的照顾，使我铭感不已。也许我就是叨了曾经出过家的光吧！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有几位戒兄，满望会做沙弥首或班头的，故也准备好打上堂斋的钱，结果，戒场选拔班首的原则是年轻、活泼、反应力快、学习力强，所以多半选的是几家佛学院的学生，并未着眼于钱，因此，那几位失望的戒兄，也就不打斋了，相对地倒是念着要我打斋。我虽不是学生，经济力量则和学生差不多，终于由七、八个头合起来打了一堂上堂斋。

　　

　　戒兄之中，有这样的人物，出家来求戒，还想出什么锋头，这个锋头何用呢？这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放不下」。后来这几位戒兄不是劳累殒殁，便是离僧返俗。可知，出家而不生起厌离之心，终不免仍在苦恼中打滚。

　　

　　戒期由民国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农历八月初三)进堂，至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三)圆满，整三十天。我是国历十月五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二十时四十分得比丘戒，一签三坛共九个人，同时受羯摩得戒，这照律制而言，自是有问题的，然在我的心理上，总是受过一次戒了，由三师七证为我授过比丘戒了。

　　

　　我被留过了七天的在家菩萨戒，至十月十九日晚上，始告假出戒场，返回北投文化馆。

　　

　　可是，回到北投住了几天，觉得心里很乱，因为我要向师父告假南下了。为了定一定心，我去新店竹林精舍诵了一个星期的《四分律比丘戒本》，为南下后阅律藏做准备。只是内心还是很痛苦，种种矛盾使我不安。因为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弟，我决心要走，使他非常伤心，他度我出家的目的，就是盼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而且他有一大套的远景，希望我协助他实现，那么，我的走，便是负恩无义！奈何我又不能不走。结果，我在我的日记上，为自己做了这样的疏解：

　　

　　徒弟不在师父座前服务，而要到别地方用功，这是不孝，但也真是无可如何，人与人间，现实与理想，总有一段距离，为了理想就不能迁就现实，迁就了现实势必放弃理想。因此，我对东老人，虽抱怀恩之念，也负愧疚之心，正如我对我的父母一样，父母生我育我，恩深逾海，我竟未有一个报恩的机会。父母与子女，师长与弟子，前者的给予，总要比后者的报答，多而又多。这种自然律则，亘古皆然，此也正是后人怀念前人的一大根源，后人纵然念念怀恩，竟又永远无法做到恰如其分的报答。

　　

　　我今此去，虽非违背佛法，我却不想用大话来为自己脱罪，所以我不配说以度众生来做报答师恩，即使我今此去，是为求法，我却尚没有资格借用佛陀的话说：「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因我尚不知道能否学成一个够条件说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个念念怀恩而又无以报恩的人。

　　

　　我写了这段日记之后，心情平静了很多，故在十一月上旬，再回到文化馆。

　　

　　另一使我遗憾的事，是我负责编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便使《人生》停刊。我也万万想不到，一份发行了十三个年头的杂志，当它出了民国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十一及十二月的合刊之后，我就为它送了终，我自己成了这份刊物的「到头编辑」！因此，我的离开，东老人是一千个不高兴，但到最后临走的前夕，我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再向东老人告假时，他却非常愉快，做了简短的开示，并且赐我一叠钞票。他老人家对我，毕竟是开明而又慈悲的。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二日，我提着简单的衣单，再向东老人顶礼告假，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没有说一句话，见我走远了，我回头看了几次，他尚在门口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