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
冯学成居士主讲 明海大和尚助讲
明海大和尚 ：
各位营员，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跟冯老师将围绕《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这个题目做一些沟通，也跟各位营员做一些交流。一般的程序是先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对我已经不陌生了，对于冯老师，未必所有的营员都了解，所以我想请冯老师先简单地做个自我介绍。
冯老师：让我自我介绍真是很惭愧，真的不好开口，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光环。当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时候，以前我说是佛教“个体户”，后来又说自己是“三无”人员，但这个“三无”不是社会上流浪汉的那种“三无”。我这个“三无”是指第一没票子，第二没帽子，第三没椅子。有时候又自称为“者行孙”，大家知道《西游记》里有位“孙行者”吗？“孙行者”，他是证到正果的，而我还没有证到正果，只能称为居士但还不是行者，当个“者行孙”还有点名副其实。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很谦虚，他介绍说自己是三无人员，是无票子，无帽子，再就是没有位子。实际上冯老师没有这些，但是他有那些，那些是什么呢？他自已可能不介绍，我就来补充一下。冯老师是四川成都人氏，如果跟在座的很多营员比起来，他的一些头衔和光环确实不如各位。比如说学历，他只上到了高中一年级，在文革那种历史期间，学校的教育应该说也不完整，而且到了文革后期，因为政治的环境，又受一些冤枉气，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八年的时光。
但是现在冯老师在好几个寺院的佛学院担任教职，包括我们河北省佛学院，广东云门寺的云门佛学院，而且他学术上的造诣不仅包括了佛教，还包括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到现在为止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有一本关于佛教心理学的书叫《心灵锁钥》，还有《生活中的大圆满》，《环境忧思录》，《云门宗史话》，《一日一禅》，《巴蜀禅灯录》，《洞山传》，《中峰传》，以及关于我们柏林寺赵州和尚语录的一个注释叫《赵州禅师语录壁观》。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用中国古代话来说，一方面冯老师是一个布衣，是穿着布衣服的处士。他没有很多人所拥有的学历和种种世俗的光环，但是他的学问给我们的印象极深，学问还在其次，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责任感、责任心。如果联系他曾经的监狱生活，我觉得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我自已也想，如果把我关在监狱里，可能最多只能坚持八天，第九天就得考虑上吊。
所以说他历经了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在《论语》里面孔夫子云：“颠沛必于是”，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个人最难做到的是在生活的颠沛流离、在种种的命运考验、挫折下，还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富贵的时候不放逸、不放纵，贫贱的时候不妥协、不气馁。所以我想请冯老师给我们年青的朋友谈一谈，在这种生活的颠沛流离和命运的挫折与考验之下，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使您不至于沉沦？冯老师是四川成都人，成都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我认识很多四川人，他们讲，成都是东方的巴黎，那个地方生活气息很浓厚，光阴很容易消磨的，一个人要沉沦很容易，但是要好学也有很多机会。我想请冯老师谈谈在你的生活经历中，使自已不至于沉沦的是什么？
冯老师：这样说来我是很有福报的。我与共和国同龄， 1949 年出生， 65 年进高中。 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只刚刚读了一年高中。到 68 年 12 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下乡就带来了运气。那个时候著名的海灯法师也被赶回老家去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我下乡时就在他身边。海灯法师在 61 年就名闻天下，尤其是他的武术也名闻天下。
我见身边有这么一位高僧大德，于是根本就不去摸锄头，天天去亲近他。海灯法师虽然是以武术闻名，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也是虚云老和尚的得法弟子。当虚云老和尚建“云居山”寺的时候，第一个方丈就是海灯法师，他的国学功底、文化修养、智慧、机灵、敏锐，完全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打官司里所说的那样，那是把海灯法师给神化了、丑化了，真实的情况不是那样。他是一位行“头陀行”的老比丘、老和尚，而且非常精进，完全是按照丛林里面的作息来规范自已行持的一位老和尚。他的文化功底很深，诗词歌赋都相当的不错。大家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几座寺庙的，没有几个出家人的，当时大众对佛教界的唯一一个印象，可能只有海灯法师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海灯法师，大家才知道佛教的存在，出家僧人的存在。我当时就是这样感觉的。为什么？成都有很多老和尚都只能穿在家人的服装，不允许他们住庙，因为寺庙都被红卫兵占领了，或者是由部队管理着。
要让我表功的话，我还救过海灯法师一命。为什么救过海灯法师呢？在 69 年春节后，我从家里回到江油的时候，到海灯法师那里去，没有见到他。邻居说老和尚被关起来了，在群众专政指挥部里面关着。我去指挥部的路上看到范应莲，他提着一个装饭的篮子，哭着告诉我说：“老和尚已经七天不吃饭了。”他要绝食，用七天不吃饭来表示抗议。范应莲那个时候无能为力，尽管他的武术是相当棒的。
明海大和尚：大家可能不知道，范应莲，后来成了一位武术家。
冯老师：他是三军的武术教练。当时我一下子就发火了，走到群众专政指挥部，把那个负责人一把揪过来：“你今天必须把海灯法师给我放了，如果你要不放，今天就把房子给你烧了！”(掌声)因为那时候我才 20 多岁，是中学红卫兵下乡，还有点威风，山里面的农村干部还不知道我们的深浅高低，总觉得省城来的红卫兵有点厉害。(笑)大概就借了这么点威风，他们也被吓住了，当天就把海灯法师放了。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就算身体再棒，经过几天的绝食，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为什么呢？“士可杀不可辱”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刚才大和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一个“威武不能屈”呀。海灯法师的人格是很刚强的，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复兴佛教、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这点非常崇高。那个时候，我很年轻，英雄气、豪气很重，所以自己有点自知之明，尽管年轻好斗，但是也不敢学武术，他也知道，像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学武术呢？看起来像是有点土匪气，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所以要我学禅。海灯法师就把我介绍给本光法师。
本光法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咱们明海大和尚的老校友。这是怎么样的一位法师呢？他出自书香门第， 1924 年进入北大历史系，是一位高材生。他父亲也是四川人，在清代的时候是四川川北地区的学监、督学，也就是川北地区教育部的负责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遇见了陈独秀、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老党员。但是 27 年，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以后，他成了被通缉的抓捕对象。四川同乡会的朋友就把他秘密地送到普陀山出了家。第二年在“天童寺”受具戒，受戒以后，就到柏林佛学院去念书。
明海大和尚：柏林佛学院也在北京吗？
冯老师：在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图书馆所在地。
明海大和尚：北京市也有个柏林寺，那里过去有佛学院。
冯老师：当时有很多老和尚都在那里学习，包括我们四川的遍能老和尚。从柏林佛学院毕业以后，他又到武昌佛学院继续学习，得以在太虚大师门下学习“唯识”、“华严”。本光老法师的“唯识学”和“华严宗”是很出色的。在抗战胜利以后，赵朴老曾邀请本光老法师到上海，还经常向老法师请教，后来他们合著了一本书，署名就叫“本朴”。抗战胜利后，本光法师受太虚大师委托，到四川“汉藏教理院”任教，是当时唯一一位主讲禅宗的老师，比印顺法师还早一年。他禅教融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学养非常丰厚的法师。
自从认识了本光法师以后，只要我在成都，就会天天呆在他的身边。那个时候没有寺庙，就到公园里，泡上一杯茶。当时在成都喝茶很方便，花两分钱，就可以从早到晚坐上一整天。下乡的时候，在江油，在海灯法师身边也是从早到晚呆一整天。这是我的福气。
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同学们，包括寺院里面常住的师父们，要想天天亲近老和尚，包括大和尚，有没有这个可能呀？现在要想天天见老和尚不容易呀！老和尚日里万机，不仅仅有柏林寺，在湖北省还有两个大庙，事务很多；大和尚也是一样，当家以来也是非常地忙碌。就算我到柏林寺来，要想亲近大和尚都觉得不方便，因为客人太多，人也很累，我自己也不忍心经常去打搅他，想让他多一点休息的时间，包括这次老和尚回来也没有向老和尚请安，为什么呢？因为老和尚很辛苦，另外，还有很多想亲近老和尚的人，我想与其我去把老和尚纠缠住，不如让其他人去多多亲近。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也亲近了不少的善知识，所以觉得自己的福报已经很好了。
在亲近这些善知识的年代，第一没有工作，第二没有妄想，那个时候想升官，想发财都不可能，当时全中国是普遍的贫困，绝对的平均主义，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自己天然地，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个不打妄想的状态。(笑声)
平日里自己的妄想很多，也像同学们一样。同学们可能经常会想，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某某公司里去，哪家公司情况好，怎么能多挣一点钱，以后自己再办一个公司等等；或者毕业以后，分到某家机关单位，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处长，自己升官的路线怎么安排，要托什么关系，这些妄想是难免的，也很正常。
我们那个时候，不打妄想也是正常的，因为自己已经是绝了发财的路，绝了升官的路，老天爷真是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个亲近善知识的环境。当时，在一起共修的人也不少，因为海灯法师的名气很大，本光法师的名气也大，每天总有几十个人围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长处——留心，善用其心。去年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我是一个有心人。老和尚们提到了一些理念的问题，本光法师问我们：你们认识毛泽东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的？你们知道他看什么书吗？我说他大概看马列主义之类的书吧。他就笑了说：他年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们看看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资料，就有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湖南二师读书时的借书目录。那个时候他读的是王夫之的书，王夫之就是王传山。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搞革命之前，组织“亲民学会”，“亲民学会”的前身是“传山学会”，“传山学会”的前身是“传山书院”，“传山学院”是“岳麓书院”的一个分支。为什么他要办“传山书院”呢？因为王传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国顶极的大师之一，曾国藩对王传山都是很敬仰的。
明末三大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传山，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顶峰级的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之后，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师，要超过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三位都反清，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就批评了君权，提倡民主。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亡国是非常惨痛的，虽然有一亿多人口，而且配备着西方传教士从澳门弄来的很多红衣大炮和茅塞枪，但是面对几十万的满清人，居然都抵挡不住，最后被小小的满族吞并了，这就引起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那个时候，中国人要接受满人的统治，还很不甘心，但这又是一个现实。如果用现在世界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明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满清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为什么在经济上如此弱小的一个民族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搞垮了呢？黄宗羲老先生分析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明朝的弊病主要在于宦官专政，皇帝专政。因为害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废除了宰相；对将军们也不放心，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南兵北调，北兵南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把后勤补搞得乱七八糟，部队想调配都是很艰难的。最麻烦的是皇上的绝对权威，压制民意，甚至官员们都是战战惊惊的。
到了嘉庆皇帝、万历皇帝年间，甚至出现了十年不上朝的情形。皇帝罢工不上班的现象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嘉庆皇帝喜欢道教，在紫禁城里面建了个道观，天天去炼丹，什么事情也不做，十分荒唐。后来宫女们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而造反，差点把嘉庆皇帝掐死。万历皇帝也是二十年不上朝，在他四十多年的在位期间，不仅仅经常不见大臣，连后妃、太子也不见。大家想想这个国家怎么办？还有一个弊病是猜忌功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像袁崇焕等相当一批大臣被冤枉的杀害，再加上自毁长城，天灾人祸——整个陕西、河南地区近十多年的灾荒，自然引起了国家的动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才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
黄宗羲在总结了这些经验以后，对军权上的弊病，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到现在来说，这些思考都是光彩夺目的，对我们当今的时代都还有着警醒的作用。当时有些人打小报告，告到康熙皇帝那里去，说这个人是心腹大患，而且在整个文化界里面、知识分子里面影响很大，还组织了游击队，敢于对抗中央，对抗朝廷，一定要抓他，要杀他。结果满清皇帝的确很了不起，在开国的几个皇帝中，从顺治皇帝到康熙皇帝，用当时的话来说，还是非常圣明的。满清皇帝认为，这个《明夷待访录》不仅仅是对明朝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我大清应该引以为诫的，现在要抓一个黄宗羲、抓一个顾炎武很容易，要杀他也很容易，但这等于是与汉族千百万的知识分子为敌。不如把他们请到北京城里，给他们封官，让他们到翰林院，像苏东坡一样，当大学士。皇上连续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并要把他们都请到北京城里来做官。但是这三位宁肯当白衣，也不到北京城去，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如此一来，他们想要反清的毅力也消退了，那时他们也老了。
所以毛泽东年轻时期所看的书，主要是王传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还有《通鉴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对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那么熟悉，这与他读《通鉴论》是分不开的。王传山所著的《周易内、外传》是把《周易》六十四卦的道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在秦、汉至元、明、清几代的政治得失之中，来发挥他对《易经》的见解。
毛泽东在青年的时候非常了不起，他曾说过：“未有见之不真 , 蓄之不厚 , 而可以苟为之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大有作为的话，必须要在学养上积聚深厚才行，这也就应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左边是《易经?乾卦》的“自强不息”，右边是《易经?坤卦》的“厚德载物”。我们看到当年在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勇敢地挑起了救亡图存的责任，要救中国，要改造中国，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先生提出来的。
自从这句话提出来以后，这三百多年来，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为什么呢？有很多仁人志士，无不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在推翻满清的时候，还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很有朝气的，在那个闹革命的时候，不管是到日本留学，还是到美国留学，那些学生可能与在座的同学们的年龄也是差不多啊。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时候，主要的学员，可能与在座的同学年龄差不多，毛泽东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的时候，也是和你们年龄相仿的一批年轻人。但就是这么一批年轻人，在这一百多年来，担起了拯救国运、救亡图存、强国强兵的历史责任。有的人进入了政界，有的人进入了军界，有的人在海外学成归来，在科学上、技术上、经济上，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脊梁。大家要知道，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是满清政府派出去的，到了美国，第二批是到日本，民国年间以后，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最早出国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到了民国以后，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都能出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民族的这些脊梁，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多年间，都是象同学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有文化的使命感，他们爱中国，爱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像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等人，都是精通孔孟老庄，精通佛学的文化大师。
武汉大学的一位校长曾说过，要考我的博士生就必须学修孔孟老庄和佛法。为什么呢？如果不学这些，他的世界观就太小了。现在的人只知道数理化，知识结构和视野太单一了。一个人要有大的气象，要对世界、对精神、对生命有一种总体的认识，那就必须有儒家的、道教的、佛法的学养。有了这样一个思想高度，你就会全局在握，各种因缘就会了然于胸，就可以激发现代学术上的灵感。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灵感是我们内在学养的融通，是在一定因缘上的激发。如果自己内在的力量不够，文化知识不够，哪里来的灵感呢？一个在山里面种地的老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能有什么灵感呢？有文学的灵感吗？不可能；有科学的灵感吗？更不可能。灵感是内在积聚的一种质变。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刚才讲到了文化，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是关于文化学的。现代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人类在意识上物质和精神的文明的总和叫文化。您刚才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文化使命，如果结合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说，应该怎么样理解文化的定义，请冯老师给我们谈一谈。
冯老师：中国的文化有它的来源。据我个人的理解，当然也有许多前辈们对文化的理解，“文化”这两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借用了中国《易经》里的一句话，“观夫天文以察识变，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特别是后面一句“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把文和化结合在一块了。
什么是人文？就是人类社会的“文”，这个“文”是思想性的，是意识形态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就是圣贤的言教。圣贤的言教在儒家来说，就包含在《四书》、《五经》里面，《四书》、《五经》是圣人的言教，圣贤的言教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用来改造人心优化人心，改造社会优化社会的，所以叫“化”。用圣人的言教来改造我们的社会人心，这个就称之为化。
我认为应该把文化定义得崇高一些，不要像现在的一些茶文化、酒文化、厕所文化等等之类的。也不能说那些不叫文化，泛泛来指，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文化必定有它很崇高、很神圣的东西在里头。人类社会有着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崇高的文化，我们可以遵循圣贤的言教自我净化，自我提升。
本光老法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告诫我。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斗争是很险恶的，整天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父子之间有，夫妇之间有，灵魂之间也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年轻好动，他怕我们出事，就不断地给我们以警醒。本光法师对我们说：“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中，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谨慎。”
在那个时候学修佛法时，他给我们定下了几条戒律，很重要的一条是不与不信和难信佛法的人讨论佛法教义。在那种时期，你给别人宣传佛法教义，如果像现在一些佛教徒宣传佛法时那样热心，就成了反革命，只有等着进监狱。的确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但是社会又有它光明的一面，人心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个光明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我们千百年来所接受的圣人的教育。
儒家的圣贤教育，归根结底就是几个字：“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呢？是对社会的关爱心，对大众的关爱。“义”是什么呢？义是对社会的责任感。“礼”是什么呢？“礼”是社会的稳定性，次序和法律的表现。那“智”呢？如果没有智慧，就成了东郭先生，成了孔乙己。“信”是什么呢？“信”是人事关系稳定性的基本出发点。昨天老和尚给大家开示也谈到这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就建立在一个信上，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如果失去了信，大家想想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明海大和尚：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释、道三家。我想请冯老师为我们介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冯老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陌生到认识，中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对抗，到最后融通、整合的过程。中国本土的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当然还有在《汉书·艺文志》里谈到的三教九流，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谓九流和诸子百家，庄子在《天下篇》里总结了，在战国前期，中国学术的状况，有道家，有儒家，有墨家，有法家等等不同的学派。
儒家有儒家的优势，为什么呢？社会不可能没有光明面，不可能没有次序。儒家的基准点，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在宋代以后被极端化了，但是在先秦，在汉唐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地极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而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作为社会生活、社会次序、社会风尚所必须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律也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的，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始宪法，并不是具体的法律，具体的法律都要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三纲五常都是无效的。
道家，是儒家的反对派，用现在的话，用西方的两党制来说，儒家是当权派，道家是在野派。儒家关注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道家则更注重对自然，对人的自然性的关爱。特别是庄子，对儒家思想中人的过于社会化而丧失了自然性的行为感到一种畏惧。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了，社会化愈强愈发达的地方，人的自然性就愈堕落愈退化。现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北京，全都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的大楼，遮天闭日，要想见到一片绿色，都感觉很奢侈。想在屋里弄一些花花草草，要花很多的钱，而且还要用心地去照理它。
所以庄子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的环保主义者、西方的绿色和平组织，比如说绿党，都把庄子当成是生态学的祖师爷。庄子在那个时候所提出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好象是社会的倒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为什么呢？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地球是一个非常大的面包，人类一亿年把这个面包吃掉，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是一亿年；一百万年吃完，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只有一百万年。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商业市场巴不得明天就把这个地球一口吃尽，大家想想有多么的可怕。
我在四川清楚地看到，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都江堰还很美，整个川西北的高原上，都是原始森林。后来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修宝成铁路，基本上把泯江上游的森林砍光了。到了六十年代，又把大渡河流域周边的森林砍光了。再后来修攀枝花钢铁基地，把雅鲁江的树也基本上砍光了。到了九八年的时候，斧头已经砍到了金沙江的白玉县，再有几公里就到了通天河。整个川西北高原，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就这么毁于一旦。当时四川总共的林业财政收入加起来不过是四十个亿，用朱镕基的话来说，用四千个亿都不能恢复当时的生态。为什么呢？因为高原生态很脆弱，树木被砍了以后，高原土壤很薄，夏天只要是有雨水，土壤全都跑到金沙江、大渡河里去了。现在长江里面的泥沙含量远远高于黄河几十倍，因为长江的水流量太大，又没有土，想恢复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的川西北就成了干旱河谷。四川盆地要恢复绿化很容易，人口多，有一亿多人生活在２４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政府给一点政策，农民又多，一下子就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在川西北高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不足两百万的人口，怎么恢复呢？谁去做呢？山又高，地势又险峻，又没有土，怎么办？所以现在看到庄子那个时候谈到的一些道家的理念，包括“无为而治”等等，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都还很有警醒的作用，启发的作用。
明海大和尚：现在的学术界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前两年。佛教传入汉地的环境与它传入西藏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所面临的环境不太一样，因为佛教初传到东南亚地区的时候，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开化的，西藏虽有些文化基础、信仰，比如说原来的苯教，但因为它的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文化气息。但佛教传入汉地以前，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很成熟的社会管理的典章之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启蒙的思想，所以佛教到中国来面对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环境。在这个过程里面，佛教是怎样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冯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前天晚上普茶的时候，有一个营员说，佛教是外来的，为什么非要学佛教，有儒教、道教不是就可以了吗？实际上大家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大家可以在全世界浏览一下，古埃及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没落了；巴比仑的文明在公元前后也衰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耶酥才刚诞生没几天；而当时罗马帝国在希腊的文化基础上制造了相当的繁荣。当时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东边是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印度还处于诸侯“和平割据”的年代。真正的能达到相当的思想高度，有着完整体系的文明也就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的希腊和罗马。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难以想象的新的活力。大家要知道，当时汉朝的版图东达现在越南的北方，所以从地理特点来讲，东边是大海，南边也是大海，北边是由匈奴人控制的戈壁滩草原，西边是青藏高原。中国是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而且这个地带又是很庞大的。如果去掉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从长城以内，大渡河以东来计算，中国的面积也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中，有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这四大流域。从全世界来说，没有像中国这么肥美的土地，所以多年来国家是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自认为是天朝帝国，老子天下第一，民族骄傲心理也是很重的。
纵观周边的文化，北方是匈奴游牧民族，谈不上有什么文化；而在汉朝的时候，整个青藏高原上，主要还是羌族、氐族这些既分散又弱小的部落在游荡；在南边，北越、北胡还基本属于原始社会；东南亚也是处于从原始社会到部落过度的状态，所以中国的汉文化在当时是傲视世界的，非常辉煌。但是从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来讲，特别是儒家，它是人本主义的，对精神、生命和世界的认识，并不深刻。从社会上来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学问、社会学问，又非常地成熟。但是如果要更深一步地去挖掘我们生命的来源、精神的走向，乃至生死的问题，用子路的话来说，孔夫子都是“ 罕言性与命 ”。
明海大和尚：孔夫子有云：“罕言性与命”，性命之学是很玄妙的，不怎么说。
冯老师：对性命之学，到了孟子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挥，只不过还是在仁义上而言。在《易经》里也有一些对性命的发挥，但都是一些粗线条的说法，没有给人以满意的深刻的答案。作为当时儒家学说的补充是老庄哲学，特别是在《庄子》的《齐物论》、《天道篇》等等文章里，对生命自然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但这些探讨也是比较粗糙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想当神仙，在道家学说里，真人、神仙是很令人向往的境界。中国古代的生命观有两世，“生而为人，死而为鬼”，不象佛教讲三世因果。鬼里面也包括神，什么是神呢？“聪明正直之为神”。在人里面有德行、聪明有才干的，像贵族、士大夫之流。那么他死了以后，在鬼里面就做官了，鬼众的领导就是神。
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对生命、对世界，它的感觉仍然是表层的，并不是很深刻。要当神仙、真人，那怎样当神仙、真人？在《庄子》里也不过说了“坐忘”，“心斋”之类(注：所谓 “ 心斋 ” ，就是说排去心中的杂念，使心志空明纯一，然后便能虚以应物，与道契合。 ... 而 “ 坐忘 ” 则是指道教中的 “ 即应而忘 ” 和 “ 即照而忘 ” 两种修炼方法，其效果与 “ 心斋 ” 一致。 )，尽管很深刻，但是没有可操作性。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恰恰弥补了儒家和道家在思想领域里的空缺。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到了晚年，当社会处于动乱的时候，处于朝不保夕的紧迫的时代，心灵需要安抚。我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又会到什么地方去？除了人类社会之外，在整个宇宙中还有没有其它的世界？这些问题，儒家和道家都不可能给出答案，但佛教就给出了答案。
最初进入中国的那批大师们，有印度的，也有西域的，真是很了不得。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坐在那里，一背就是十万偈、八万偈，十几万字就这样背出来了，而且也有用功的方法。最初佛教传入中国的实践方法是“四禅八定”。庄子虽然讲“心斋”和“坐忘”，但如何去实践呢？不知道。但是印度“四禅八定”的方法，就恰恰弥补了道家修炼所缺少的环节。
佛教传入中国，一个重要的环节与老庄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对经典的翻译。佛教谈空，像“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缘起性空”等等这类法相，在儒家里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而在老庄思想里经常谈到“无”、“无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可道，非常道”等等，恰恰成为佛经翻译，尤其是般若系统翻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桥梁。
大家知道，从天竺到中国传法的最伟大的译师之一是鸠摩罗什，他的汉语很好，但不是最顶极的。他有几大弟子，像僧肇、僧睿这样的弟子，若非经过他们的润色，经典的翻译达不到这样精妙的境界。译经成果最大的要算是玄奘法师，但他所翻译的经典，除了家喻户晓的《心经》之外，在寺庙里、居士中所通行的经文大多还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如《金刚经》、《法华经》等等。法师的文笔很美，很流畅。鸠摩罗什的几个徒弟，都是曾深入老庄孔孟的学说，特别是对老庄的研究是很深的。僧肇的几部重要的著述，《物不迁论》也好，《不真空论》也好，《般若无知论》也好，《涅槃无名论》也好， 如果把这些论典稍微变一变，你还以为是庄子在写文章呢。作为佛教的传播，首先要过翻译这一关，这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是“三世因果”思想的传入，深化了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人类精神的结构是怎样的呢？不论是佛教里的“中观学”，还是“唯识学”，对我们生命的结构和精神的结构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在中国来说，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佛教真正传入中国的年代，也是一个战乱不宁的时期。尽管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有些争议，一说是汉哀帝，公元前二年；一说是汉明帝，夜梦金人，白马驮经到了中国，但真正佛教的译经和发展，是在东汉的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开展了佛教大规模的译经运动和解经运动。中国真正向印度佛教学习是在这三百年的时间，而这三百年中，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动荡、大灾难的时候。
首先是三国时期的黄巾起义，后来三国分立，经历了五六十年的战争。再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是五胡乱华，北方五胡十六国，杀人如麻。西晋王朝则南渡，偏安于江南，维系着一百多年很可怜的小朝廷。然后是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地更迭，江南也是战乱不断。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崇佛，他当了五十年的皇帝，在那个时候国家很祥和，写经、度僧、建庙，还是有一段很太平的时光。当时，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庞大城市，江南本来富庶，再加上梁武帝的经营，就更加繁荣了。但他不注重武功，又轻易相信人，加上“侯景之乱”，一百多年南朝的繁荣霎时就烟飞灰灭了。
在北方最初是北魏的少数民族，然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最后隋文帝统一了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动荡的时代。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充分展现了人生的无常、社会的无常。不论是当皇帝还是当宰相，是富翁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被无情地摆在了无常的面前，无常的痛苦和恐惧，每天都是萦绕于心的。
大家都知道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说起来认为他们是仙风道骨、知识渊深，其实他们所表现的是在恐怖政治的压力下一种遁世的无奈。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时说了一句话：“《广陵散》不复闻矣！”他为什么被杀？因为曹魏政权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山涛也是闭而不谈的。还有阮籍装醉，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司马昭要和他攀亲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想请他出来当官，给自己的儿子当太傅。阮籍不愿意和司马氏结合，只有每天装醉。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云：“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可见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悲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当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心里都是非常可怜的。好在佛教传入了中国，大家通过佛法的修学，正确理解了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缘起”，理解了什么是“八正道”，什么是“四圣谛”、“三法印”，这就给这些孤独苦闷、郁郁不平的心灵带来了抚慰和指引。
在南北朝时期，小乘和大乘的佛法蜂拥而至，使得当时的中国一次次地兴起了西行求法的高潮。法显求法是在东晋时期，朱士行求法是在曹魏时期。同时，西域的高僧、印度的高僧也是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给中国死气沉沉的社会、动荡恐怖的社会，带来了祥和的光明。这是当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之所以受到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的原因。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引起了道教的对抗、儒家的对抗，但道教从来不是佛教的对手，辩论赢不了，实践也赢不了，在理论上更没有佛教的这种严密。
大家学佛教要知道它理论的严密性。列宁在监狱里，只能读《资本论》，读《马列》。列宁名气最响亮的一部书叫《哲学笔记》，它的主体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列宁在抄录的时候，就在旁边写一些笔记、评语之类，有些是赞叹，有些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评。他在抄录《逻辑学》译书几页之后，就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这是引起头疼的最好方法。”谁想要头疼就去翻翻黑格尔的逻辑学，因为它对思维的程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刻画。如果没有纯理论修养的习惯，用佛教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定力，绝对是看不下去的。但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唯识学”经典，不管是《成唯识论》，还是《瑜伽师地论》，那可比黑格尔的逻辑学更令人头疼，那是非常严密的。
我简单举个例子，大家读过《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实际上这几个字就把我们人生宇宙全包括进去了。色，“质碍名色”，把物质现象一口吞尽；受，“领纳名受”，搞心理学的怎么能离开“领纳”两个字，如同照相机一样，要取相。“质碍名色，领纳名受，取相名想，造作名行，了别名识”，通过六根、六尘、十八界，可以把主观的，客观的，精神的，物质的，全部一网打尽。不论自然科学怎么样发展，它都还在这里面打转，都不会超出这个研究范围。
而且唯识学里对精神的分析，把人的认识分成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其中意识里又分成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六识里又包括明了意识、睡眠意识、散乱意识、禅定意识。再了不起的科学家，没有通过参禅入定，怎么能知道定境里的境界呢？这就是社会上的学者们、科学家们，不能对佛法进入深刻了解的原因。
(二)
明海大和尚：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形成了几个大的宗派，其中禅宗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在近代有位太虚大师，他曾讲：“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对太虚大师的这句话，您是怎么看的？乍眼一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事实上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每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又是一个信息交流非常方便的时代，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各种信仰很繁杂，我们是很需要在文化上有一个定位，用鉴别的眼光，保持自己在所选定的人生轨迹上，不至于出现思想上的混乱，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请冯老师给大家谈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特别是禅、禅宗，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佛教的特质？
冯老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禅宗强调的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讲“教理行果，信解行证”。从修行上来说，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就会走到盲修瞎炼的岔道上去；另外一方面，理论必须通过实修来证明，没有实际的修行，怎么知道理论的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呢？理论是需要尽善尽美的，而实修则需要简洁明快，禅宗恰好在这两方面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禅宗的兴起立足于隋唐佛教的兴盛。佛教在隋唐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全盛的高度。从汉哀帝算起，一直到唐朝玄奘西行，中间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经过了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的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向印度佛教学习的过程，而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在玄奘法师归国后不久，印度的佛教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归于消亡了。
佛教进入中国面对着的是道家与儒家的文化，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土壤，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结构。刚才也提到了，印度与中国的文明是当时亚洲的两个亮点，是充分发育的非常成熟的文化体系。大家小学毕业以后进入了中学，还需要每天看小学课本吗？就不需要了。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当上了教授，还需要再看大学的教材吗？当然也不需要。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在唐代以后，基本上走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自创辉煌的时代，以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兴起为代表。
禅宗，把浩瀚的佛教的言教，凝聚为一个简洁明快的修炼、修行的方法。宋代，可以说是禅宗最普及的时代，从唐末到北宋年间，禅宗从兴起、繁荣到鼎盛，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佛教与儒家、道家融合的过程之中，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儒家也讲道，道家更讲道，另外看过《庄子》的人应该知道，《庄子》理论上的积淀，远远没办法与佛教相比，但在很多具体的操作运作上，有很多与禅宗神似的地方。
禅宗，讲究顿捂，庄子提出了“朝彻”；禅宗讲不立文字，老庄讲弃圣绝智。当然还有很多，包括禅宗里有些公案，在《庄子》里有很多寓言，也有同样的记载，很智巧的。
明海大和尚：有很多禅宗语汇也来自于《庄子》的经典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大禅师的赞叹，称他为“ 郢将 ”，是属于《庄子》里吗？
冯老师：对，是属于《庄子》里的，这个意思就是，在鼻头上抹一些石灰，用一把斧头砍过去，“ 郢将 ”不动心，就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伤到鼻子。所以老庄的思维方法，与禅宗暗和的地方很多。当年我也准备写一本书，叫《禅宗与老庄》，提纲都写出来了，但后来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精力，结果就没有完成。
明海大和尚：在佛教的《大般若经》里面讲，“般若空”有几十种，包括在世间法的范畴也有“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像儒家、道家，在佛教传入以前，它们多少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程度的空性智慧呢？
冯老师：应该说是具备了，这又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早在先秦的时候，中国就有隐士思想的存在，而且隐士思想是很重要的。在印度是沙门思想，在中国是隐士思想。
大家在《论语》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隐者，楚狂接舆呀，荷莜丈人呀，(先秦时期，隐士颇多。《论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 “ 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僻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不过，垂钓必临水畔，不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 ) 孔子评价这样的人为“扣其两端，空空如也”。如果不说是孔夫子的话，把它放在禅宗语录里面，大家可能以为是哪一位大禅师所说的。孔夫子还有很多生活化的语言，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孔夫子对隐士不是排斥的，还是很赞叹的。在老庄的道里面，很多与禅宗都是合拍的。
进入北宋以后，从《禅林宝训》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一批最著名的禅师、最有功行的禅师，他们对寺庙的管理，对自己徒众的开示，都是用孔夫子的语言，用儒家的语言进行教化的。
明海大和尚：很多禅师的文学修养是很深厚的。
冯老师：再回到寺庙的状况来谈，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出家僧人的素质是很高的，很多都是王室子弟、世家子弟出家。他们大多是饱学了孔孟老庄，感觉到还不过瘾，还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出家，做了和尚的。正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厚的儒家、道家学问的基础，所以在进入佛教以后，对佛学的领会，对佛学的发挥，那也是非常光辉、非常光彩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玄奘大师的首座高徒，第一大弟子窥基大师，是尉迟公的侄子。他是过继给尉迟敬德的，因为尉迟公没有后人。中国有句古话，“为将三世，必绝后”，因为杀人太多，“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有很多功臣，特别是武将，大多是绝后的，这与佛教中的三世因果，在冥冥之中也相暗和。
明海大和尚：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高足，上首弟子，被称为百部疏主，著了一百部论疏。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伯父是尉迟敬德，是唐代的开国功臣。
冯老师：大家看到的门神，左边是 秦叔宝，右边是尉迟公，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明海大和尚：在宋朝也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出家当和尚。我们看宋朝禅师，像大慧宗杲禅师，圆悟克勤禅师，他们很多的语录书信，都是与当朝的官宦相往来，在他们的座下学禅。可以说这些大禅师是掌握当时社会资源、社会权利、主流文化的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分不开的。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像苏东坡，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他就经常去亲近禅师。如果这些禅师，即使是开悟了，世间的文化知识不行，恐怕在知识分子眼里，也难以对其生起恭敬心来。
冯老师：大家都知道的，李太白自称青莲居士，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当然还有王维号维摩居士。禅师们对宋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精彩的，我来举几个例子。
欧阳修，在北宋的时候是文坛领袖，他仰慕韩愈，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在宋仁宗初年的时候，就兴起了一个排佛运动，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儒家的圣人之道了，还要佛教来干什么？当时就团结了一批有名的知识分子儒生，包括了很多官宦，向皇上上奏折，说寺庙太多了，要大量裁减，僧人太多了也要削减。云门宗有一位祖师，叫佛日契嵩，来到京城，因为不可能见到皇帝，就通过一个居士，把他的万言书转给了皇帝。起初先拿给宰相们看，欧阳修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说到：“不意僧中有此郎君！”——想不到出家人中有这样的人才。至于佛日契嵩的儒学修养，大家可以看看他所写的《中庸解》、《大学解》，他的儒学的理论高度，远远超过了当时北宋年间的一批大师们。
我再讲一个故事，让大家听听当时禅师们的厉害。当时宋辽对峙时，高丽国王派出了一个使团，向宋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请教曹操所著的《兵法》里的几个疑难问题。宋仁宗看了以后自己不能解答，就交给了朝中的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部，但大臣们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又交给宰相，宰相也回答不了，又交给各个大学士，大学士们也不知道答案。当时有人说，不应该把欧阳修贬官到九江，如果欧阳修在的话，可能就好办了。欧阳修在江州(九江)，于是乎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安排以八百里的快马到江州，欧阳修拿着这个一看，也不知道。(笑声)当时很多寺庙里都住有禅宗的大德祖师，四川有位老和尚，叫圆通居乐，派他的侍者给欧阳修送来一件小礼物，是山里面的特产。侍者看见欧阳修在那里发呆，就问他是什么事。
明海大和尚：寺庙里很注重公关呀！(众笑)
冯老师：是是是(众笑)，这些老和尚也在想办法把他们转化过来，也是善巧方便。那位侍者看见欧阳修在那里发呆，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欧阳修把这个难题告诉了他，那位侍者说：“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山中老和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欧阳修马上就到庐山去，把这个问题给圆通和尚说了，圆通和尚一下就笑了，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兵者，机密事也，不可以示人。这样机密的事情，这么机密的军事科学里的尖端，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呢？听了老和尚的话，欧阳修大彻大悟，立刻把这个点子，写信汇报给皇上。于是宋仁宗就召见高丽的使团，沉着脸狠狠地说，你们怎么啦？想造反吗？这样的事情你们还敢问？居心不良！(众笑)高丽使团立刻赔礼道歉，说：我们这个小国寡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确是不该问这样的问题。(众笑)
再如王安石，他的脾气是很刚硬的。在变法的时候，他也亲近老和尚，亲近黄龙祖师，黄龙禅师就告诉他说，自己面前的路径要留宽一点，不仅自己过得去，也要让别人过得去，如果自己面前的路径留窄了，不仅别人过不去，你自己也过不去。结果王安石变法失败，就因为在很多事情上他太过刚硬，用现在的话来说，太左了，就连苏东坡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那能行吗？他的变法还是有很多合理的地方，北宋年间积重难返，国力虽然强盛，但是部队很衰弱，民间政府的收入不足。王安石想在不伤民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增加国库的收入，主要是压制豪强，从豪强那里弄一些钱到中央政府；另外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变革。但是由于他的气量不够，得罪了很多元老大臣，包括苏东坡这样的中间派也得罪了。苏东坡被一再地贬官，差点连命都没了。
就拿苏东坡来说，他被贬官到了黄州，后来又到了荆州，就在现在咱们老和尚的玉泉寺。他听说玉泉皓禅师也是四川人，禅法了得，就去微服拜访。他与老和尚试机锋，见了老和尚，站在那里傲然而立，老和尚眼睛一亮问他说：“长官高姓？”请问您的高姓大名？苏东坡就说：“我姓秤，是专门秤天下老和尚舌头的秤。”(众笑)他要称称老和尚有几斤几两。这位老和尚听了他这句话，微微一笑，突然就大喝一声，对他说：“请问长官，这一声喝有几斤几两重呢？”苏东坡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了。于是就礼拜老和尚。
苏东坡的一生，从他父亲开始就与老和尚们的关系很好。刚才提到的圆通和尚，帮助了欧阳修，还有大觉怀莲禅师，很多很多，包括佛印禅师与苏东坡的佳话也是家喻户晓的。
大慧宗杲禅师也是不得了的一位，金兵把北宋灭了，南宋小朝廷偏安在南方。大慧杲禅师可是敢与秦侩对着干的人，支持朝内的抵抗派，谴责妥协投降派，结果秦侩把他的僧衣没收，充军到衡阳，后来又把他充军到广东眉州。直到秦侩死了以后，宋高宗的最后一年，才赦免了他，让他回到了杭州，到净山当住持。
明海大和尚：在古代想出家很难，出家人的身份是非常难得的，被剥夺了僧籍就是剥夺了出家人的身份。从冯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佛教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大，尤其在宋朝，对那些士大夫，对儒家的大思想家都有影响。不过，因为佛法是无为法，在古代，也没有维护我们教团权益的机构，所以很多士大夫、思想家受到了佛法的滋养，到了外面却不说，用现在的话说，也相当于盗用佛教的品牌，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有诸多的委屈。(众笑)
冯老师：实际上，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上应该说是这样的。因为佛教、寺庙、僧众是以出世为主要目标，而它的大乘的救世情怀往往是通过儒家来实施的。很多儒家的优秀知识分子，在佛教里面接受了教化，提升了人格，提高了智慧，反过来在社会上，去实施他们的抱负。
拿王安石而言，他就是被一个老和尚——雪峰祖师的一句话：“这个老汉！为众生干了些什么？”所激励。我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应该为国家民族，为老百姓干点事！这样才激励了他的志向，所以佛教教化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
明海大和尚：唐朝有一个宰相，叫李密，他也是受到了高僧的教化，所以才成就了世间的功业。宋朝也有一个宰相，叫吕蒙正，他就是在寺院里挂单，还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的家小都住在寺院里。寺院的方丈特别关照他。方丈非常有眼力，要放在我也就不行了。(众笑)后来他考上了状元，当上了宰相。
冯老师：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吕蒙正是这样的，范仲淹也是这样的。大家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早年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大，没有多少饭吃，都是寄养在寺庙里。后来他成就了一番功业，把自己的俸禄、银子全部交给了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起了慈善事业。大家学过《古文观止》，里面有一篇《义田记》，就是范仲淹以佛教的菩萨情怀，把自己所有的钱集聚起来，在他的老家，让那些吃不上饭、读不了书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吃饭读书。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却连买一副棺材的钱都没有。
前些年曾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叫《清初第一廉臣》，是讲曾被康熙皇帝御封的于成龙的故事。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当过福建的巡抚，为日后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后来又升到 畿辅 直隶巡抚。到退休的时候连一分积蓄都没有，康熙皇帝过意不去，送给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养老的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全国的年收入才六百万两银子。他是怎么用这三十万两银子的呢？第一拿出十万给寺庙，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在寺庙里吃住读书的。
他是山西人，当时这个地方是很穷的，老和尚看见他很可怜，倒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人才，而是以普度众生的情怀收养了他。寺庙里与社会上不同，寺庙里有藏经楼，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不仅有佛教的典籍，儒家的典籍也很多。他在庙里读了十年，一直到进士及第，所以当康熙皇帝拨给银两的时候，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寺庙，报寺庙的恩。然后他又拿出十万两银子送给了穷亲戚，另外的十万两银子，就捐给了当地的书院，搞教育。
大家要知道，尽管说在清朝末期，面对着西方的列强，中国没有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满清的时候，有些政治措施还是很优秀的，比如说，一个八府巡按要到地方去视察，第一要看这个地方的山青不青、水秀不秀，这是施政的一个重要的硬指标；第二要看乡里，或街道上有没有流浪讨饭的百姓；第三要看监狱里是不是关了很多犯人，如果犯人太多，那么地方官的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因为这说明社会教化没有做好；第四要考察当地的长官一年去过书院几次，上过几次课，官员要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学圣人的教育。皇上每年都要在大学里面亲自带领大家学习四书五经，当“客座教授”，县官也要到书院讲课的。
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从学术界来的，同时他们又会回归到学术界去。看起来寺院，在知识分子卑贱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有回报的。他们参加了一些文化建设，比如说写写画画、整理图书，整理档案等等。现在我们柏林寺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里的文化气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识分子来提升充实。同学们可以回去相互转告，我们还是很欢迎一些知识分子到寺院来住住，欢迎大家。(掌声)在你们写论文的时候，在你们准备GRE 的时候，在你们考研以前，到这里住一住。欢迎你们到寺院来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帮助。(掌声)
冯老师：拿我个人的几十年来说，是深受寺庙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时候没书可读，亲近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和贾老居士，贾题韬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在他们那里受到启蒙，受到提升，当然也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最近几年，说句话大家不要见笑，我一家的生活费都是柏林寺和云门寺资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云门寺，我自己真的很惭愧，连找钱的本事都没有。
明海大和尚：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冯老师都要在这两所寺庙里讲课，我们给他的讲课费，只是你们大学里老师讲课费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冯老师：今年我的女儿又考上了大学，佛源老和尚考虑到我大概交不上学费，最近在云门寺，一下给了我三万块钱，说：你小孩子要读书，拿去用。(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们纵观几千年的文化史，特别是近代史，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是最复杂最沉痛，也最有声有色的一段。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个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比如说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梁启超，还有一些革命先辈，像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这一时期，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图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在鸦片战争以后，上个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特别地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有印象，这个话题讨论了也没能有一个结果，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讨论。
对近代史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过程，冯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印象？
冯老师：我借用黑格尔很有名的一句话吧，“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转变，在思想里面是很容易的，但在历史中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好几百年的光景。”中国的因缘很特殊，在汉唐的时候，注重于经世治国之道。到了宋明时期，讲究心性之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视了经世致用之学。到明朝亡国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他们带兵打仗他们不会，让他们出谋划策他们也不行，只有以死谢社稷，以死谢君王，这是搞心性之学的一个盲区，一个误区。
怎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来。另外，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对比性。西方从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科学技术的确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遇见过的挑战。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样转变这个观念，使中国能够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的确需要好几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盘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样只有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惶惑，尽管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败以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大家又陷入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
直到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传的佛教典籍，特别是“唯识学”的经典，哎呀！这才又看到了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那套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心来的，从认识来的。研究我们的理性活动是怎么运行的，这些是西方的强项，可是这些内容在“唯识学”里有着非常丰厚的、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觉到“唯识学”可以对抗西方的伦理学、自然科学这些知识。这是中国古以有之的，只不过唐武帝灭佛之后，这些典籍在中国就消失了。所以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强盛的学习“唯识学”的热潮。这个热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广度，那个时候的确是群星灿烂，焕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从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到印顺法师、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识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顶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受到了“唯识学”的洗礼。
随着现在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思想解放不断地深化，我想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智慧焕发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被照亮的。汤因比先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属于日莲宗，后来发起了创价学会)有一个对话，叫“面向二十一世纪”，就谈到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及与儒家文化的对立。最后汤因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很奇怪。他认为以后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是用石刀石斧相搏斗。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东西方形成了冷战的格局。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以及文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现代的通讯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来愈小。在人类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如环保问题、和平问题、生命问题，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长补短，比以前更加地频繁了；另外一方面，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整个世界因为人口的增长和生存资源的紧张，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比起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当今的世界形势，国家民族为生存所展开的斗争，如果在以前更多地还局限在经济、政治、军事的领域，但是在现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进来。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一说，最近还有一个新词叫“软势力”。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也认识到，要重建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现代国家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在夏令营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总是感觉有隔膜，很疏远。所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别是怎么样使青年一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一个认同，使它真正能够变成我们人格和生活的现实，变成我们强化民族生存的力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儿童经典导读。在大学里，如北大附近就有一个学堂，在这方面冯老师有什么想法？
冯老师：用汤因比的一句话说，“面对二十一世纪，拯救世界需要一个刘邦”，需要象汉高帝刘邦那样的人，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现在所说的儒家文化，其实严格说来是中国儒释道一体的文化。当今的年轻人，因为教育制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较注重于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视。从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比如温家宝总理最近一系列的对外对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很多观点都是从儒家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也是一个信号。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国家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要逐渐向儒家文化的复兴靠拢，这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当年有人问我，冯老师您为什么要搞一个书院？我认为书院应该搞，为什么呢？从简单来说，只要有寺庙、僧人，佛教就在延续，那怕在一些时节里它再衰弱，只要有一天因缘际会，出现了一位祖师菩萨，佛教就能再次兴盛起来。但是儒家的情况呢？从辛亥革命以后，废书院，办学校，大家都去搞数理化、考理工科，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没有了。从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来看，企业无信誉，个人无信誉，政府的某些机关也不讲信誉，经常是朝令夕改，贪官污吏愈惩愈多。前几天国家审计署审计出来的数据让大家都瞠目结舌呀，非常可怕。为什么呢？许多人连起码的廉耻都没有了，国家怎么搞得好呢？(掌声)
儒家的学说是仁义礼智信，我给自己的书院提了九个字：仁、信、忠、恕，礼、义、廉、耻，再加一个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又成了书呆子，没有用了。仁、信、忠、恕，礼、义、廉、耻这几个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不知道史的人，不足以谈文化；没有德操，没有强大的道德智慧，就不足以谈使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在仁、义、礼、智、信上强化，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发菩提心是一句空话。
最近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倡一个“公”字，为什么讲公？有很多修行的人从自我出发，从个人狭隘的立场出发，很烦恼，使自己使不出劲来，眼界也打不开。如果从公的角度出发，把眼界放宽一点，所谓的放眼世界，那么最起码也会少烦少恼了。
明海大和尚：人总是有偏见、偏执、有排他性，偏执是以自我为中心，佛法对治的就是偏执。其实我们不学佛以前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学佛以后以信仰为借口，以信仰为手段来强化自我中心，那就偏离了佛法。有的人学佛以后，总觉得不学佛的人就是魔，就要下地狱，这就是一种排他的心理。还有的，虽然家里的人不能接受，他也非要烧香拜佛，非要供佛像。家里其他成员的感受，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要考虑的。首先要考虑他们能不能接受，还要考虑住房条件、消防安全、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烧香并不一定是烧得越多越好，越高越大越好，我们柏林寺最近就提倡“文明进香”活动：“献佛三支香，文明又吉祥”。我们在学佛以后，心量应该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讲的，心一定要“公”。
冯老师：很多学佛的人，很仰慕禅宗的“大彻大悟”境界，也很仰慕华严宗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如果是一个人去修是很费劲的，但实际上一个“公”字也就是这样的境界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刚才我忘了介绍，冯老师说自己是“无票子，无帽子，无位子”，其实他是有位子的。他在成都创办了“龙江书院”，当然他是院长，这是有位子的。这个书院是冯老师一个人以自己的力量创办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掌声)
但是我觉得，民族的生命是文化，文化的生命呢？应该不仅仅在文化的载体上，比如说寺庙的建筑，以儒家来说，就是一些书籍和读书人。您觉得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
冯老师：中国有一句话“道在得人”，而且是“传承不断”。中国儒家讲道统，佛教讲法统，禅宗讲传灯，灯灯相续乃无尽，它必须需要一代一代的接力，才有连续性，才有长远性。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大家都很景仰他，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虚云老和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净慧老和尚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香港的圣一法师，现在全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一诚老和尚，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北京的传印法师，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谈到一些真修实干的道场，我们数数基本上都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在住持。
我们现在中国佛教之所以有这么一番气象，都与虚云老和尚，他一百年的修行，百年操练的道场是分不开的。你看主要的几个禅宗寺庙，像南华寺、云门寺、云居山真如寺，包括咱们这里的柏林寺都应该算是虚云老和尚名下的。每届夏令营，净慧老和尚的智慧，深深地倾倒了所有的营员。还有咱们大和尚的风采，连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动的。我之所以经常到柏林寺来，一方面是受到老和尚的感召，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大和尚的贤明，大和尚是非常有德的。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总是善于鼓励后进。(众笑)每次听到冯老师对我的赞誉、鼓励，想起冯老师给我的夸奖，我必须硬着头皮干。(掌声)
冯老师：大家知道大和尚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的视野、他的思维、他的学问，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当年他考北大的时候，是湖北省的高考状元啊，第一名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倒宁愿是第二。(笑声掌声)
冯老师：为了承担历史的使命，毅然出家，这种大智大勇的精神，我就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就没有做到，还放不下，在这方面我是远远不如大和尚的。
谈到这个使命，我自己也有使命感，为什么呢？我所学的知识，所受用的智慧，基本上是从老和尚们那里传过来的，现在要还给寺庙，要回向给大众。我这个年龄，严格说来也不大，才五十五岁，但身体不怎么好，为什么？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困难时期吃过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下过乡，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挨过枪，在雪山上待了八年，现在又下岗，又没有饭碗，(众笑)所以也是伤痕累累。自己出了一些书，有一点儿小名气，也有些懈怠，后来在家里面呆着，就这样懈怠下去，很快也就消沉了。但是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使命感，还是觉得应该有所挑战，觉得现在的文化，没有人去提，没有人去做。四书五经有哪所大学在谈呢？哪所大学在教儒家的道统呢？没有。既然没有人干，那么我来干，当时也去动员了很多人，大学里的这个校长、那个教授，别人都不感兴趣。在四川有一位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长，问我办书院有多少效益？我一听，大吃一惊，副省长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干，我自己干。(掌声)
大家知道岳麓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现在也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了。在那里，听听古琴就收十块门票，吃碗茶又要收几十块钱，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招牌，没有人去操练的。尽管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书院、那样的书院，但都是只有招牌，没有实际的活动。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些朋友也搞了诸如此类的活动，让我跟他们去韩国，去马来西亚组建很大的场面。我告诉他们：这些场面，我玩不了。你们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地上的麻雀，你们去玩大的场面，我是想脚踏实地地干一点具体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去不着边际地唱大戏，开一些学术交流会之类的，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对社会对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希望把儒家的理念，同时结合佛教禅宗的理念，在民众之中传播。也是受到了老和尚的启发，第一我不愿意搞少儿读经，因为小孩子的变数太大；第二不愿意搞净土，前几天到深圳，看见他们办的万姓先祖纪念堂，那里也是几十个老太太、老太爷，在念净土，搞临终关怀，这对社会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老和尚的夏令营面对的是一批青年人，我搞读经运动还是面对青年，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公务员、白领、大小的企业家，让他们学修、提高。我经常说，美化自己的情操，优化自己的智慧，强化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根据我所接触的一些高校里的青年朋友，当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要毕业了，要有所选择呀。有的选择是走向社会，但是自己心里又没谱，害怕社会的复杂性，在滚滚红尘之中，心里的那分理想还能不能保持。而且进入社会里面，要找工作，要谋生，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我从社会上的用人单位那里得到一些信息，有些负责人给我讲：我们最怕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为什么呢？他们说：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很不错，但是进入单位后的适应期太长，适应工作很慢。很多人眼高手低，处理人际关系比较生疏，另外有些生活细节，为人处事的修养很缺乏。
所以我经常思考，包括我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教了一年的书， 91 年毕业， 92 年出家。我觉得出家这几年有很大的收获，别人问我修行有什么进步，其实也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没有开悟。我的进步是跟着老和尚在个人的素质上补了一课，而这些素质是在我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具备的。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件小事，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学会照顾别人，怎么关心别人的想法，我的进步在这里。
所以联系我前面所说的，在现在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体系里面，我们年轻朋友缺了一个环节，这也是造成要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信心的原因。所以对现代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教育应该在哪些地方有所补充呢？
冯老师：在古代的教育里面，实际上是有成规可循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以前的大学生是旱劳保收，只要是毕业就会有国家分配工作，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学生毕业装了满肚子的知识学问，要转化为社会实践能力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的，一定要经过几年的摔打，才能真正地成熟，这也是必然的。人生的轨迹需要完成相应的环节，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作为我自己的感觉，有几点是需要留意的，这也是我在办书院时的一个总纲：第一要立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要调整好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价值观的定位偏差了，那么你就会与社会不相适应。中国有句老话：“时不至，不可强身；事不就，不可强成”，拔苗助长是不行的。
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定位，根据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在自己的能力半径之内运作，那就比较相应。关键是自己价值观的确立，如果有一个优秀的合理的价值观，那么人生的目标就会比较确立，也就不会左右摆动。我看见有很多人，之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东不成西不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关键是他定位的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定位，这就带来了若干的麻烦。一个人要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一些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我一生都在挫折之中，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明海大和尚：这立志是立大还是立小？怎么个立法？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呢？
冯老师：可以说立志要虚实不二，什么是虚实不二呢？因为我是喜欢传统文化的，还是要学习古代的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心为心，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志为志，少看自己，多关心国家民族。如果把自己放下，用公心来立志，那么自己的种种遭遇，不论是顺境逆境，是得是失，它都不会成为干扰，都会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有了好的志向，他就会有一个好的人生观，就会善于处理周边的人和事。志有大有小，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自己的志气很大，但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和因缘才能完成，大志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事情，脚踏实地的事情体现出来。
佛陀的志气就很大，要普度整个世间的众生，但他也要吃饭，说话还是要一句一句地说，自己的徒弟还得一个一个地去教导，一个道场接一个道场地操练。再大的志向还是要具体化才行，而且还要量化，不能说空话，说大话。所以长期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有了立志，必须就得炼性。为什么需要炼性？锤炼我们的品性。我们还是烦恼众生，心理的结构，性情的结构并非尽善尽美，总有这样的不足或那样的麻烦。我经常反省自己，实际上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以前也有自卑的地方，也有自大的地方，也有心胸狭隘的地方，也有猜忌别人的地方，也有嫉妒别人的地方，总之自己的毛病很多。后来学了佛法，学了圣人的言教以后，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些不好，要把它慢慢地转变过来。好在身边有很多榜样，像这些老和尚们、善知识们，他们的那种气象，用现在的话来说，道气就足以感人。古代有句话“圣人立不言之教，垂衣裳而天下治”。他们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这样的触动对我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我的教化也是潜移默化的，使自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有所转变，有所改变。实际上在柏林寺这十来年，明海法师、明憨法师、明基法师等等很多常住的法师，都受到了老和尚身教的触动改造。老和尚是不是天天都把他们叫到身边，耳提面命，说长说短？不是的。老和尚的一举一动一丝不苟，在佛教事业里面那种真正的敬业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当副会长，还是到国外去访问，名气那么响亮，辩才无碍，学富五车，但老和尚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来表现的，他是以自己的行为在教导大家，我在这方面都感到羞愧，那么大的年纪了，还一样的上早殿，一样的上晚课，一样的坐香，拜佛的时候顶礼如仪呀，真的是一丝不苟。大家现在看见大和尚就是这样的，第一次我来夏令营的时候，就说过一句笑话：“有其父必有其子。”(掌声)
明海大和尚：这就是说首先要把本分事做好。
冯老师：所以要立志，第二是要炼性，炼性就是要把自己心性上不好的东西排除掉。让圣人的、佛菩萨的智慧光辉在我们的身上、心性上安家落户。这个多美呀！
第三个呢，必须开眼。就是打开智慧之眼。爹妈给的这个生命，给的这个精神，严格来说并不是很优秀的，必须通过学修佛法，学修圣人之道，才能打开自己的智慧之眼，才能对人生宇宙有更高明的、更深刻的、更正确的认识。
第四，就要致用，就是实践。在实践之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奉献人生可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只挂在口头上，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日常的工作当中，都能发起菩提心，以一种大公之心来照料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要在实践中学修佛法。
我们谈文化的使命，不能离开具体的日常工作。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心里有一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感，那么我相信你走到哪里去都会发光的，走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我在成都讲课的时候，讲到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时，我问他们，人的人格魅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仁义礼智信”上来。如果一个人达到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简让”的人格美，那么凝聚力就大了，大家都愿意围在他身边。有谁愿意和那些不仁不义，无耻无信的人打交道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一方面，我们在现在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气象，包括这次夏令营，同学们报名非常踊跃，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有些同学坚持早晚上殿，能够坚持坐在这里三个小时不动，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诱惑也很多，错乱的东西很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时要我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抉择。大家都做的事不一定正确，大家都说的话不一定要说，要用自己的眼来辨别，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说，这个眼就是我们的智慧之眼。
冯老师：我再补充一句，前段时间在成都讲周敦颐的《通书》，里面谈到颜渊，孔夫子表扬颜渊说，“ 颜子在陋巷，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其何心哉？”因为颜渊是一个很穷的学生，连饭都吃不上，但他学道却是很精进的。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何心哉？”到底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呢？
周 敦颐在《通书》里有云：“ 天地间有至尊至贵至大而异于富贵”的东西呀！“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天地间比富贵更可爱、更伟大的就是德，“见其大而忘其小”有了更崇高的东西，富贵就看不上眼了。“见其大则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心里就太平了，就平安了。“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如果心安了，我们就能够做到“富贵贫贱处之一也”。我们就能用平常心来对待富贵贫贱得失。“处之一，则能化而齐”，化是教化，齐则与天地齐平，与造化同功。
这样的修养，这样的境界，我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达到。好，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刘东亮 蔡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