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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冯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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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

冯学成居士主讲 明海大和尚助讲
 
明海大和尚 :

各位营员,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跟冯老师将围绕《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这个题目做一些沟通,也跟各位营员做一些交流。一般的程序是先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对我已经不陌生了,对于冯老师,未必所有的营员都了解,所以我想请冯老师先简单地做个自我介绍。

冯老师:让我自我介绍真是很惭愧,真的不好开口,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光环。当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时候,以前我说是佛教“个体户”,后来又说自己是“三无”人员,但这个“三无”不是社会上流浪汉的那种“三无”。我这个“三无”是指第一没票子,第二没帽子,第三没椅子。有时候又自称为“者行孙”,大家知道《西游记》里有位“孙行者”吗?“孙行者”,他是证到正果的,而我还没有证到正果,只能称为居士但还不是行者,当个“者行孙”还有点名副其实。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很谦虚,他介绍说自己是三无人员,是无票子,无帽子,再就是没有位子。实际上冯老师没有这些,但是他有那些,那些是什么呢?他自已可能不介绍,我就来补充一下。冯老师是四川成都人氏,如果跟在座的很多营员比起来,他的一些头衔和光环确实不如各位。比如说学历,他只上到了高中一年级,在文革那种历史期间,学校的教育应该说也不完整,而且到了文革后期,因为政治的环境,又受一些冤枉气,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八年的时光。

但是现在冯老师在好几个寺院的佛学院担任教职,包括我们河北省佛学院,广东云门寺的云门佛学院,而且他学术上的造诣不仅包括了佛教,还包括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到现在为止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有一本关于佛教心理学的书叫《心灵锁钥》,还有《生活中的大圆满》,《环境忧思录》,《云门宗史话》,《一日一禅》,《巴蜀禅灯录》,《洞山传》,《中峰传》,以及关于我们柏林寺赵州和尚语录的一个注释叫《赵州禅师语录壁观》。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用中国古代话来说,一方面冯老师是一个布衣,是穿着布衣服的处士。他没有很多人所拥有的学历和种种世俗的光环,但是他的学问给我们的印象极深,学问还在其次,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责任感、责任心。如果联系他曾经的监狱生活,我觉得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我自已也想,如果把我关在监狱里,可能最多只能坚持八天,第九天就得考虑上吊。

所以说他历经了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在《论语》里面孔夫子云:“颠沛必于是”,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个人最难做到的是在生活的颠沛流离、在种种的命运考验、挫折下,还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富贵的时候不放逸、不放纵,贫贱的时候不妥协、不气馁。所以我想请冯老师给我们年青的朋友谈一谈,在这种生活的颠沛流离和命运的挫折与考验之下,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使您不至于沉沦?冯老师是四川成都人,成都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我认识很多四川人,他们讲,成都是东方的巴黎,那个地方生活气息很浓厚,光阴很容易消磨的,一个人要沉沦很容易,但是要好学也有很多机会。我想请冯老师谈谈在你的生活经历中,使自已不至于沉沦的是什么?

冯老师:这样说来我是很有福报的。我与共和国同龄, 1949 年出生, 65 年进高中。 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只刚刚读了一年高中。到 68 年 12 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下乡就带来了运气。那个时候著名的海灯法师也被赶回老家去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我下乡时就在他身边。海灯法师在 61 年就名闻天下,尤其是他的武术也名闻天下。

我见身边有这么一位高僧大德,于是根本就不去摸锄头,天天去亲近他。海灯法师虽然是以武术闻名,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也是虚云老和尚的得法弟子。当虚云老和尚建“云居山”寺的时候,第一个方丈就是海灯法师,他的国学功底、文化修养、智慧、机灵、敏锐,完全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打官司里所说的那样,那是把海灯法师给神化了、丑化了,真实的情况不是那样。他是一位行“头陀行”的老比丘、老和尚,而且非常精进,完全是按照丛林里面的作息来规范自已行持的一位老和尚。他的文化功底很深,诗词歌赋都相当的不错。大家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几座寺庙的,没有几个出家人的,当时大众对佛教界的唯一一个印象,可能只有海灯法师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海灯法师,大家才知道佛教的存在,出家僧人的存在。我当时就是这样感觉的。为什么?成都有很多老和尚都只能穿在家人的服装,不允许他们住庙,因为寺庙都被红卫兵占领了,或者是由部队管理着。

要让我表功的话,我还救过海灯法师一命。为什么救过海灯法师呢?在 69 年春节后,我从家里回到江油的时候,到海灯法师那里去,没有见到他。邻居说老和尚被关起来了,在群众专政指挥部里面关着。我去指挥部的路上看到范应莲,他提着一个装饭的篮子,哭着告诉我说:“老和尚已经七天不吃饭了。”他要绝食,用七天不吃饭来表示抗议。范应莲那个时候无能为力,尽管他的武术是相当棒的。

明海大和尚:大家可能不知道,范应莲,后来成了一位武术家。

冯老师:他是三军的武术教练。当时我一下子就发火了,走到群众专政指挥部,把那个负责人一把揪过来:“你今天必须把海灯法师给我放了,如果你要不放,今天就把房子给你烧了!”(掌声)因为那时候我才 20 多岁,是中学红卫兵下乡,还有点威风,山里面的农村干部还不知道我们的深浅高低,总觉得省城来的红卫兵有点厉害。(笑)大概就借了这么点威风,他们也被吓住了,当天就把海灯法师放了。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就算身体再棒,经过几天的绝食,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为什么呢?“士可杀不可辱”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刚才大和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一个“威武不能屈”呀。海灯法师的人格是很刚强的,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复兴佛教、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这点非常崇高。那个时候,我很年轻,英雄气、豪气很重,所以自己有点自知之明,尽管年轻好斗,但是也不敢学武术,他也知道,像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学武术呢?看起来像是有点土匪气,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所以要我学禅。海灯法师就把我介绍给本光法师。

本光法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咱们明海大和尚的老校友。这是怎么样的一位法师呢?他出自书香门第, 1924 年进入北大历史系,是一位高材生。他父亲也是四川人,在清代的时候是四川川北地区的学监、督学,也就是川北地区教育部的负责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遇见了陈独秀、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老党员。但是 27 年,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以后,他成了被通缉的抓捕对象。四川同乡会的朋友就把他秘密地送到普陀山出了家。第二年在“天童寺”受具戒,受戒以后,就到柏林佛学院去念书。

明海大和尚:柏林佛学院也在北京吗?

冯老师:在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图书馆所在地。

明海大和尚:北京市也有个柏林寺,那里过去有佛学院。

冯老师:当时有很多老和尚都在那里学习,包括我们四川的遍能老和尚。从柏林佛学院毕业以后,他又到武昌佛学院继续学习,得以在太虚大师门下学习“唯识”、“华严”。本光老法师的“唯识学”和“华严宗”是很出色的。在抗战胜利以后,赵朴老曾邀请本光老法师到上海,还经常向老法师请教,后来他们合著了一本书,署名就叫“本朴”。抗战胜利后,本光法师受太虚大师委托,到四川“汉藏教理院”任教,是当时唯一一位主讲禅宗的老师,比印顺法师还早一年。他禅教融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学养非常丰厚的法师。

自从认识了本光法师以后,只要我在成都,就会天天呆在他的身边。那个时候没有寺庙,就到公园里,泡上一杯茶。当时在成都喝茶很方便,花两分钱,就可以从早到晚坐上一整天。下乡的时候,在江油,在海灯法师身边也是从早到晚呆一整天。这是我的福气。

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同学们,包括寺院里面常住的师父们,要想天天亲近老和尚,包括大和尚,有没有这个可能呀?现在要想天天见老和尚不容易呀!老和尚日里万机,不仅仅有柏林寺,在湖北省还有两个大庙,事务很多;大和尚也是一样,当家以来也是非常地忙碌。就算我到柏林寺来,要想亲近大和尚都觉得不方便,因为客人太多,人也很累,我自己也不忍心经常去打搅他,想让他多一点休息的时间,包括这次老和尚回来也没有向老和尚请安,为什么呢?因为老和尚很辛苦,另外,还有很多想亲近老和尚的人,我想与其我去把老和尚纠缠住,不如让其他人去多多亲近。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也亲近了不少的善知识,所以觉得自己的福报已经很好了。

在亲近这些善知识的年代,第一没有工作,第二没有妄想,那个时候想升官,想发财都不可能,当时全中国是普遍的贫困,绝对的平均主义,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自己天然地,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个不打妄想的状态。(笑声)

平日里自己的妄想很多,也像同学们一样。同学们可能经常会想,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某某公司里去,哪家公司情况好,怎么能多挣一点钱,以后自己再办一个公司等等;或者毕业以后,分到某家机关单位,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处长,自己升官的路线怎么安排,要托什么关系,这些妄想是难免的,也很正常。

我们那个时候,不打妄想也是正常的,因为自己已经是绝了发财的路,绝了升官的路,老天爷真是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个亲近善知识的环境。当时,在一起共修的人也不少,因为海灯法师的名气很大,本光法师的名气也大,每天总有几十个人围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长处——留心,善用其心。去年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我是一个有心人。老和尚们提到了一些理念的问题,本光法师问我们:你们认识毛泽东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的?你们知道他看什么书吗?我说他大概看马列主义之类的书吧。他就笑了说:他年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们看看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资料,就有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湖南二师读书时的借书目录。那个时候他读的是王夫之的书,王夫之就是王传山。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搞革命之前,组织“亲民学会”,“亲民学会”的前身是“传山学会”,“传山学会”的前身是“传山书院”,“传山学院”是“岳麓书院”的一个分支。为什么他要办“传山书院”呢?因为王传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国顶极的大师之一,曾国藩对王传山都是很敬仰的。

明末三大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传山,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顶峰级的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之后,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师,要超过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三位都反清,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就批评了君权,提倡民主。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亡国是非常惨痛的,虽然有一亿多人口,而且配备着西方传教士从澳门弄来的很多红衣大炮和茅塞枪,但是面对几十万的满清人,居然都抵挡不住,最后被小小的满族吞并了,这就引起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那个时候,中国人要接受满人的统治,还很不甘心,但这又是一个现实。如果用现在世界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明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满清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为什么在经济上如此弱小的一个民族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搞垮了呢?黄宗羲老先生分析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明朝的弊病主要在于宦官专政,皇帝专政。因为害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废除了宰相;对将军们也不放心,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南兵北调,北兵南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把后勤补搞得乱七八糟,部队想调配都是很艰难的。最麻烦的是皇上的绝对权威,压制民意,甚至官员们都是战战惊惊的。

到了嘉庆皇帝、万历皇帝年间,甚至出现了十年不上朝的情形。皇帝罢工不上班的现象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嘉庆皇帝喜欢道教,在紫禁城里面建了个道观,天天去炼丹,什么事情也不做,十分荒唐。后来宫女们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而造反,差点把嘉庆皇帝掐死。万历皇帝也是二十年不上朝,在他四十多年的在位期间,不仅仅经常不见大臣,连后妃、太子也不见。大家想想这个国家怎么办?还有一个弊病是猜忌功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像袁崇焕等相当一批大臣被冤枉的杀害,再加上自毁长城,天灾人祸——整个陕西、河南地区近十多年的灾荒,自然引起了国家的动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才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

黄宗羲在总结了这些经验以后,对军权上的弊病,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到现在来说,这些思考都是光彩夺目的,对我们当今的时代都还有着警醒的作用。当时有些人打小报告,告到康熙皇帝那里去,说这个人是心腹大患,而且在整个文化界里面、知识分子里面影响很大,还组织了游击队,敢于对抗中央,对抗朝廷,一定要抓他,要杀他。结果满清皇帝的确很了不起,在开国的几个皇帝中,从顺治皇帝到康熙皇帝,用当时的话来说,还是非常圣明的。满清皇帝认为,这个《明夷待访录》不仅仅是对明朝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我大清应该引以为诫的,现在要抓一个黄宗羲、抓一个顾炎武很容易,要杀他也很容易,但这等于是与汉族千百万的知识分子为敌。不如把他们请到北京城里,给他们封官,让他们到翰林院,像苏东坡一样,当大学士。皇上连续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并要把他们都请到北京城里来做官。但是这三位宁肯当白衣,也不到北京城去,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如此一来,他们想要反清的毅力也消退了,那时他们也老了。

所以毛泽东年轻时期所看的书,主要是王传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还有《通鉴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对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那么熟悉,这与他读《通鉴论》是分不开的。王传山所著的《周易内、外传》是把《周易》六十四卦的道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在秦、汉至元、明、清几代的政治得失之中,来发挥他对《易经》的见解。

毛泽东在青年的时候非常了不起,他曾说过:“未有见之不真 , 蓄之不厚 , 而可以苟为之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大有作为的话,必须要在学养上积聚深厚才行,这也就应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左边是《易经?乾卦》的“自强不息”,右边是《易经?坤卦》的“厚德载物”。我们看到当年在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勇敢地挑起了救亡图存的责任,要救中国,要改造中国,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先生提出来的。

自从这句话提出来以后,这三百多年来,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为什么呢?有很多仁人志士,无不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在推翻满清的时候,还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很有朝气的,在那个闹革命的时候,不管是到日本留学,还是到美国留学,那些学生可能与在座的同学们的年龄也是差不多啊。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时候,主要的学员,可能与在座的同学年龄差不多,毛泽东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的时候,也是和你们年龄相仿的一批年轻人。但就是这么一批年轻人,在这一百多年来,担起了拯救国运、救亡图存、强国强兵的历史责任。有的人进入了政界,有的人进入了军界,有的人在海外学成归来,在科学上、技术上、经济上,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脊梁。大家要知道,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是满清政府派出去的,到了美国,第二批是到日本,民国年间以后,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最早出国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到了民国以后,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都能出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民族的这些脊梁,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多年间,都是象同学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有文化的使命感,他们爱中国,爱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像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等人,都是精通孔孟老庄,精通佛学的文化大师。

武汉大学的一位校长曾说过,要考我的博士生就必须学修孔孟老庄和佛法。为什么呢?如果不学这些,他的世界观就太小了。现在的人只知道数理化,知识结构和视野太单一了。一个人要有大的气象,要对世界、对精神、对生命有一种总体的认识,那就必须有儒家的、道教的、佛法的学养。有了这样一个思想高度,你就会全局在握,各种因缘就会了然于胸,就可以激发现代学术上的灵感。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灵感是我们内在学养的融通,是在一定因缘上的激发。如果自己内在的力量不够,文化知识不够,哪里来的灵感呢?一个在山里面种地的老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能有什么灵感呢?有文学的灵感吗?不可能;有科学的灵感吗?更不可能。灵感是内在积聚的一种质变。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刚才讲到了文化,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是关于文化学的。现代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人类在意识上物质和精神的文明的总和叫文化。您刚才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文化使命,如果结合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说,应该怎么样理解文化的定义,请冯老师给我们谈一谈。

冯老师:中国的文化有它的来源。据我个人的理解,当然也有许多前辈们对文化的理解,“文化”这两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借用了中国《易经》里的一句话,“观夫天文以察识变,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特别是后面一句“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把文和化结合在一块了。

什么是人文?就是人类社会的“文”,这个“文”是思想性的,是意识形态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就是圣贤的言教。圣贤的言教在儒家来说,就包含在《四书》、《五经》里面,《四书》、《五经》是圣人的言教,圣贤的言教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用来改造人心优化人心,改造社会优化社会的,所以叫“化”。用圣人的言教来改造我们的社会人心,这个就称之为化。

我认为应该把文化定义得崇高一些,不要像现在的一些茶文化、酒文化、厕所文化等等之类的。也不能说那些不叫文化,泛泛来指,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文化必定有它很崇高、很神圣的东西在里头。人类社会有着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崇高的文化,我们可以遵循圣贤的言教自我净化,自我提升。

本光老法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告诫我。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斗争是很险恶的,整天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父子之间有,夫妇之间有,灵魂之间也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年轻好动,他怕我们出事,就不断地给我们以警醒。本光法师对我们说:“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中,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谨慎。”

在那个时候学修佛法时,他给我们定下了几条戒律,很重要的一条是不与不信和难信佛法的人讨论佛法教义。在那种时期,你给别人宣传佛法教义,如果像现在一些佛教徒宣传佛法时那样热心,就成了反革命,只有等着进监狱。的确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但是社会又有它光明的一面,人心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个光明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我们千百年来所接受的圣人的教育。

儒家的圣贤教育,归根结底就是几个字:“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呢?是对社会的关爱心,对大众的关爱。“义”是什么呢?义是对社会的责任感。“礼”是什么呢?“礼”是社会的稳定性,次序和法律的表现。那“智”呢?如果没有智慧,就成了东郭先生,成了孔乙己。“信”是什么呢?“信”是人事关系稳定性的基本出发点。昨天老和尚给大家开示也谈到这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就建立在一个信上,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如果失去了信,大家想想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明海大和尚: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释、道三家。我想请冯老师为我们介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冯老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陌生到认识,中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对抗,到最后融通、整合的过程。中国本土的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当然还有在《汉书·艺文志》里谈到的三教九流,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谓九流和诸子百家,庄子在《天下篇》里总结了,在战国前期,中国学术的状况,有道家,有儒家,有墨家,有法家等等不同的学派。

儒家有儒家的优势,为什么呢?社会不可能没有光明面,不可能没有次序。儒家的基准点,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在宋代以后被极端化了,但是在先秦,在汉唐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地极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而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作为社会生活、社会次序、社会风尚所必须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律也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的,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始宪法,并不是具体的法律,具体的法律都要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三纲五常都是无效的。

道家,是儒家的反对派,用现在的话,用西方的两党制来说,儒家是当权派,道家是在野派。儒家关注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道家则更注重对自然,对人的自然性的关爱。特别是庄子,对儒家思想中人的过于社会化而丧失了自然性的行为感到一种畏惧。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了,社会化愈强愈发达的地方,人的自然性就愈堕落愈退化。现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北京,全都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的大楼,遮天闭日,要想见到一片绿色,都感觉很奢侈。想在屋里弄一些花花草草,要花很多的钱,而且还要用心地去照理它。

所以庄子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的环保主义者、西方的绿色和平组织,比如说绿党,都把庄子当成是生态学的祖师爷。庄子在那个时候所提出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好象是社会的倒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为什么呢?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地球是一个非常大的面包,人类一亿年把这个面包吃掉,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是一亿年;一百万年吃完,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只有一百万年。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商业市场巴不得明天就把这个地球一口吃尽,大家想想有多么的可怕。

我在四川清楚地看到,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都江堰还很美,整个川西北的高原上,都是原始森林。后来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修宝成铁路,基本上把泯江上游的森林砍光了。到了六十年代,又把大渡河流域周边的森林砍光了。再后来修攀枝花钢铁基地,把雅鲁江的树也基本上砍光了。到了九八年的时候,斧头已经砍到了金沙江的白玉县,再有几公里就到了通天河。整个川西北高原,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就这么毁于一旦。当时四川总共的林业财政收入加起来不过是四十个亿,用朱镕基的话来说,用四千个亿都不能恢复当时的生态。为什么呢?因为高原生态很脆弱,树木被砍了以后,高原土壤很薄,夏天只要是有雨水,土壤全都跑到金沙江、大渡河里去了。现在长江里面的泥沙含量远远高于黄河几十倍,因为长江的水流量太大,又没有土,想恢复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的川西北就成了干旱河谷。四川盆地要恢复绿化很容易,人口多,有一亿多人生活在24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政府给一点政策,农民又多,一下子就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在川西北高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不足两百万的人口,怎么恢复呢?谁去做呢?山又高,地势又险峻,又没有土,怎么办?所以现在看到庄子那个时候谈到的一些道家的理念,包括“无为而治”等等,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都还很有警醒的作用,启发的作用。

明海大和尚:现在的学术界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前两年。佛教传入汉地的环境与它传入西藏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所面临的环境不太一样,因为佛教初传到东南亚地区的时候,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开化的,西藏虽有些文化基础、信仰,比如说原来的苯教,但因为它的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文化气息。但佛教传入汉地以前,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很成熟的社会管理的典章之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启蒙的思想,所以佛教到中国来面对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环境。在这个过程里面,佛教是怎样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冯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前天晚上普茶的时候,有一个营员说,佛教是外来的,为什么非要学佛教,有儒教、道教不是就可以了吗?实际上大家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大家可以在全世界浏览一下,古埃及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没落了;巴比仑的文明在公元前后也衰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耶酥才刚诞生没几天;而当时罗马帝国在希腊的文化基础上制造了相当的繁荣。当时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东边是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印度还处于诸侯“和平割据”的年代。真正的能达到相当的思想高度,有着完整体系的文明也就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的希腊和罗马。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难以想象的新的活力。大家要知道,当时汉朝的版图东达现在越南的北方,所以从地理特点来讲,东边是大海,南边也是大海,北边是由匈奴人控制的戈壁滩草原,西边是青藏高原。中国是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而且这个地带又是很庞大的。如果去掉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从长城以内,大渡河以东来计算,中国的面积也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中,有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这四大流域。从全世界来说,没有像中国这么肥美的土地,所以多年来国家是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自认为是天朝帝国,老子天下第一,民族骄傲心理也是很重的。

纵观周边的文化,北方是匈奴游牧民族,谈不上有什么文化;而在汉朝的时候,整个青藏高原上,主要还是羌族、氐族这些既分散又弱小的部落在游荡;在南边,北越、北胡还基本属于原始社会;东南亚也是处于从原始社会到部落过度的状态,所以中国的汉文化在当时是傲视世界的,非常辉煌。但是从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来讲,特别是儒家,它是人本主义的,对精神、生命和世界的认识,并不深刻。从社会上来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学问、社会学问,又非常地成熟。但是如果要更深一步地去挖掘我们生命的来源、精神的走向,乃至生死的问题,用子路的话来说,孔夫子都是“ 罕言性与命 ”。

明海大和尚:孔夫子有云:“罕言性与命”,性命之学是很玄妙的,不怎么说。

冯老师:对性命之学,到了孟子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挥,只不过还是在仁义上而言。在《易经》里也有一些对性命的发挥,但都是一些粗线条的说法,没有给人以满意的深刻的答案。作为当时儒家学说的补充是老庄哲学,特别是在《庄子》的《齐物论》、《天道篇》等等文章里,对生命自然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但这些探讨也是比较粗糙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想当神仙,在道家学说里,真人、神仙是很令人向往的境界。中国古代的生命观有两世,“生而为人,死而为鬼”,不象佛教讲三世因果。鬼里面也包括神,什么是神呢?“聪明正直之为神”。在人里面有德行、聪明有才干的,像贵族、士大夫之流。那么他死了以后,在鬼里面就做官了,鬼众的领导就是神。

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对生命、对世界,它的感觉仍然是表层的,并不是很深刻。要当神仙、真人,那怎样当神仙、真人?在《庄子》里也不过说了“坐忘”,“心斋”之类(注:所谓 “ 心斋 ” ,就是说排去心中的杂念,使心志空明纯一,然后便能虚以应物,与道契合。 ... 而 “ 坐忘 ” 则是指道教中的 “ 即应而忘 ” 和 “ 即照而忘 ” 两种修炼方法,其效果与 “ 心斋 ” 一致。 ),尽管很深刻,但是没有可操作性。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恰恰弥补了儒家和道家在思想领域里的空缺。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到了晚年,当社会处于动乱的时候,处于朝不保夕的紧迫的时代,心灵需要安抚。我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又会到什么地方去?除了人类社会之外,在整个宇宙中还有没有其它的世界?这些问题,儒家和道家都不可能给出答案,但佛教就给出了答案。

最初进入中国的那批大师们,有印度的,也有西域的,真是很了不得。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坐在那里,一背就是十万偈、八万偈,十几万字就这样背出来了,而且也有用功的方法。最初佛教传入中国的实践方法是“四禅八定”。庄子虽然讲“心斋”和“坐忘”,但如何去实践呢?不知道。但是印度“四禅八定”的方法,就恰恰弥补了道家修炼所缺少的环节。

佛教传入中国,一个重要的环节与老庄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对经典的翻译。佛教谈空,像“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缘起性空”等等这类法相,在儒家里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而在老庄思想里经常谈到“无”、“无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可道,非常道”等等,恰恰成为佛经翻译,尤其是般若系统翻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桥梁。

大家知道,从天竺到中国传法的最伟大的译师之一是鸠摩罗什,他的汉语很好,但不是最顶极的。他有几大弟子,像僧肇、僧睿这样的弟子,若非经过他们的润色,经典的翻译达不到这样精妙的境界。译经成果最大的要算是玄奘法师,但他所翻译的经典,除了家喻户晓的《心经》之外,在寺庙里、居士中所通行的经文大多还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如《金刚经》、《法华经》等等。法师的文笔很美,很流畅。鸠摩罗什的几个徒弟,都是曾深入老庄孔孟的学说,特别是对老庄的研究是很深的。僧肇的几部重要的著述,《物不迁论》也好,《不真空论》也好,《般若无知论》也好,《涅槃无名论》也好, 如果把这些论典稍微变一变,你还以为是庄子在写文章呢。作为佛教的传播,首先要过翻译这一关,这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是“三世因果”思想的传入,深化了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人类精神的结构是怎样的呢?不论是佛教里的“中观学”,还是“唯识学”,对我们生命的结构和精神的结构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在中国来说,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佛教真正传入中国的年代,也是一个战乱不宁的时期。尽管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有些争议,一说是汉哀帝,公元前二年;一说是汉明帝,夜梦金人,白马驮经到了中国,但真正佛教的译经和发展,是在东汉的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开展了佛教大规模的译经运动和解经运动。中国真正向印度佛教学习是在这三百年的时间,而这三百年中,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动荡、大灾难的时候。

首先是三国时期的黄巾起义,后来三国分立,经历了五六十年的战争。再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是五胡乱华,北方五胡十六国,杀人如麻。西晋王朝则南渡,偏安于江南,维系着一百多年很可怜的小朝廷。然后是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地更迭,江南也是战乱不断。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崇佛,他当了五十年的皇帝,在那个时候国家很祥和,写经、度僧、建庙,还是有一段很太平的时光。当时,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庞大城市,江南本来富庶,再加上梁武帝的经营,就更加繁荣了。但他不注重武功,又轻易相信人,加上“侯景之乱”,一百多年南朝的繁荣霎时就烟飞灰灭了。

在北方最初是北魏的少数民族,然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最后隋文帝统一了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动荡的时代。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充分展现了人生的无常、社会的无常。不论是当皇帝还是当宰相,是富翁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被无情地摆在了无常的面前,无常的痛苦和恐惧,每天都是萦绕于心的。

大家都知道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说起来认为他们是仙风道骨、知识渊深,其实他们所表现的是在恐怖政治的压力下一种遁世的无奈。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时说了一句话:“《广陵散》不复闻矣!”他为什么被杀?因为曹魏政权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山涛也是闭而不谈的。还有阮籍装醉,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司马昭要和他攀亲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想请他出来当官,给自己的儿子当太傅。阮籍不愿意和司马氏结合,只有每天装醉。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云:“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可见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悲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当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心里都是非常可怜的。好在佛教传入了中国,大家通过佛法的修学,正确理解了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缘起”,理解了什么是“八正道”,什么是“四圣谛”、“三法印”,这就给这些孤独苦闷、郁郁不平的心灵带来了抚慰和指引。

在南北朝时期,小乘和大乘的佛法蜂拥而至,使得当时的中国一次次地兴起了西行求法的高潮。法显求法是在东晋时期,朱士行求法是在曹魏时期。同时,西域的高僧、印度的高僧也是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给中国死气沉沉的社会、动荡恐怖的社会,带来了祥和的光明。这是当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之所以受到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的原因。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引起了道教的对抗、儒家的对抗,但道教从来不是佛教的对手,辩论赢不了,实践也赢不了,在理论上更没有佛教的这种严密。

大家学佛教要知道它理论的严密性。列宁在监狱里,只能读《资本论》,读《马列》。列宁名气最响亮的一部书叫《哲学笔记》,它的主体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列宁在抄录的时候,就在旁边写一些笔记、评语之类,有些是赞叹,有些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评。他在抄录《逻辑学》译书几页之后,就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这是引起头疼的最好方法。”谁想要头疼就去翻翻黑格尔的逻辑学,因为它对思维的程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刻画。如果没有纯理论修养的习惯,用佛教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定力,绝对是看不下去的。但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唯识学”经典,不管是《成唯识论》,还是《瑜伽师地论》,那可比黑格尔的逻辑学更令人头疼,那是非常严密的。

我简单举个例子,大家读过《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实际上这几个字就把我们人生宇宙全包括进去了。色,“质碍名色”,把物质现象一口吞尽;受,“领纳名受”,搞心理学的怎么能离开“领纳”两个字,如同照相机一样,要取相。“质碍名色,领纳名受,取相名想,造作名行,了别名识”,通过六根、六尘、十八界,可以把主观的,客观的,精神的,物质的,全部一网打尽。不论自然科学怎么样发展,它都还在这里面打转,都不会超出这个研究范围。

而且唯识学里对精神的分析,把人的认识分成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其中意识里又分成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六识里又包括明了意识、睡眠意识、散乱意识、禅定意识。再了不起的科学家,没有通过参禅入定,怎么能知道定境里的境界呢?这就是社会上的学者们、科学家们,不能对佛法进入深刻了解的原因。

(二)

明海大和尚: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形成了几个大的宗派,其中禅宗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在近代有位太虚大师,他曾讲:“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对太虚大师的这句话,您是怎么看的?乍眼一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事实上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每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又是一个信息交流非常方便的时代,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各种信仰很繁杂,我们是很需要在文化上有一个定位,用鉴别的眼光,保持自己在所选定的人生轨迹上,不至于出现思想上的混乱,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请冯老师给大家谈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特别是禅、禅宗,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佛教的特质?

冯老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禅宗强调的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讲“教理行果,信解行证”。从修行上来说,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就会走到盲修瞎炼的岔道上去;另外一方面,理论必须通过实修来证明,没有实际的修行,怎么知道理论的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呢?理论是需要尽善尽美的,而实修则需要简洁明快,禅宗恰好在这两方面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禅宗的兴起立足于隋唐佛教的兴盛。佛教在隋唐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全盛的高度。从汉哀帝算起,一直到唐朝玄奘西行,中间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经过了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的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向印度佛教学习的过程,而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在玄奘法师归国后不久,印度的佛教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归于消亡了。

佛教进入中国面对着的是道家与儒家的文化,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土壤,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结构。刚才也提到了,印度与中国的文明是当时亚洲的两个亮点,是充分发育的非常成熟的文化体系。大家小学毕业以后进入了中学,还需要每天看小学课本吗?就不需要了。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当上了教授,还需要再看大学的教材吗?当然也不需要。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在唐代以后,基本上走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自创辉煌的时代,以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兴起为代表。

禅宗,把浩瀚的佛教的言教,凝聚为一个简洁明快的修炼、修行的方法。宋代,可以说是禅宗最普及的时代,从唐末到北宋年间,禅宗从兴起、繁荣到鼎盛,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佛教与儒家、道家融合的过程之中,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儒家也讲道,道家更讲道,另外看过《庄子》的人应该知道,《庄子》理论上的积淀,远远没办法与佛教相比,但在很多具体的操作运作上,有很多与禅宗神似的地方。

禅宗,讲究顿捂,庄子提出了“朝彻”;禅宗讲不立文字,老庄讲弃圣绝智。当然还有很多,包括禅宗里有些公案,在《庄子》里有很多寓言,也有同样的记载,很智巧的。

明海大和尚:有很多禅宗语汇也来自于《庄子》的经典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大禅师的赞叹,称他为“ 郢将 ”,是属于《庄子》里吗?

冯老师:对,是属于《庄子》里的,这个意思就是,在鼻头上抹一些石灰,用一把斧头砍过去,“ 郢将 ”不动心,就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伤到鼻子。所以老庄的思维方法,与禅宗暗和的地方很多。当年我也准备写一本书,叫《禅宗与老庄》,提纲都写出来了,但后来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精力,结果就没有完成。

明海大和尚:在佛教的《大般若经》里面讲,“般若空”有几十种,包括在世间法的范畴也有“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像儒家、道家,在佛教传入以前,它们多少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程度的空性智慧呢?

冯老师:应该说是具备了,这又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早在先秦的时候,中国就有隐士思想的存在,而且隐士思想是很重要的。在印度是沙门思想,在中国是隐士思想。

大家在《论语》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隐者,楚狂接舆呀,荷莜丈人呀,(先秦时期,隐士颇多。《论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 “ 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僻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不过,垂钓必临水畔,不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 ) 孔子评价这样的人为“扣其两端,空空如也”。如果不说是孔夫子的话,把它放在禅宗语录里面,大家可能以为是哪一位大禅师所说的。孔夫子还有很多生活化的语言,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孔夫子对隐士不是排斥的,还是很赞叹的。在老庄的道里面,很多与禅宗都是合拍的。

进入北宋以后,从《禅林宝训》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一批最著名的禅师、最有功行的禅师,他们对寺庙的管理,对自己徒众的开示,都是用孔夫子的语言,用儒家的语言进行教化的。

明海大和尚:很多禅师的文学修养是很深厚的。

冯老师:再回到寺庙的状况来谈,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出家僧人的素质是很高的,很多都是王室子弟、世家子弟出家。他们大多是饱学了孔孟老庄,感觉到还不过瘾,还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出家,做了和尚的。正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厚的儒家、道家学问的基础,所以在进入佛教以后,对佛学的领会,对佛学的发挥,那也是非常光辉、非常光彩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玄奘大师的首座高徒,第一大弟子窥基大师,是尉迟公的侄子。他是过继给尉迟敬德的,因为尉迟公没有后人。中国有句古话,“为将三世,必绝后”,因为杀人太多,“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有很多功臣,特别是武将,大多是绝后的,这与佛教中的三世因果,在冥冥之中也相暗和。

明海大和尚: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高足,上首弟子,被称为百部疏主,著了一百部论疏。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伯父是尉迟敬德,是唐代的开国功臣。

冯老师:大家看到的门神,左边是 秦叔宝,右边是尉迟公,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明海大和尚:在宋朝也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出家当和尚。我们看宋朝禅师,像大慧宗杲禅师,圆悟克勤禅师,他们很多的语录书信,都是与当朝的官宦相往来,在他们的座下学禅。可以说这些大禅师是掌握当时社会资源、社会权利、主流文化的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分不开的。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像苏东坡,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他就经常去亲近禅师。如果这些禅师,即使是开悟了,世间的文化知识不行,恐怕在知识分子眼里,也难以对其生起恭敬心来。

冯老师:大家都知道的,李太白自称青莲居士,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当然还有王维号维摩居士。禅师们对宋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精彩的,我来举几个例子。

欧阳修,在北宋的时候是文坛领袖,他仰慕韩愈,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在宋仁宗初年的时候,就兴起了一个排佛运动,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儒家的圣人之道了,还要佛教来干什么?当时就团结了一批有名的知识分子儒生,包括了很多官宦,向皇上上奏折,说寺庙太多了,要大量裁减,僧人太多了也要削减。云门宗有一位祖师,叫佛日契嵩,来到京城,因为不可能见到皇帝,就通过一个居士,把他的万言书转给了皇帝。起初先拿给宰相们看,欧阳修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说到:“不意僧中有此郎君!”——想不到出家人中有这样的人才。至于佛日契嵩的儒学修养,大家可以看看他所写的《中庸解》、《大学解》,他的儒学的理论高度,远远超过了当时北宋年间的一批大师们。

我再讲一个故事,让大家听听当时禅师们的厉害。当时宋辽对峙时,高丽国王派出了一个使团,向宋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请教曹操所著的《兵法》里的几个疑难问题。宋仁宗看了以后自己不能解答,就交给了朝中的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部,但大臣们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又交给宰相,宰相也回答不了,又交给各个大学士,大学士们也不知道答案。当时有人说,不应该把欧阳修贬官到九江,如果欧阳修在的话,可能就好办了。欧阳修在江州(九江),于是乎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安排以八百里的快马到江州,欧阳修拿着这个一看,也不知道。(笑声)当时很多寺庙里都住有禅宗的大德祖师,四川有位老和尚,叫圆通居乐,派他的侍者给欧阳修送来一件小礼物,是山里面的特产。侍者看见欧阳修在那里发呆,就问他是什么事。

明海大和尚:寺庙里很注重公关呀!(众笑)

冯老师:是是是(众笑),这些老和尚也在想办法把他们转化过来,也是善巧方便。那位侍者看见欧阳修在那里发呆,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欧阳修把这个难题告诉了他,那位侍者说:“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山中老和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欧阳修马上就到庐山去,把这个问题给圆通和尚说了,圆通和尚一下就笑了,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兵者,机密事也,不可以示人。这样机密的事情,这么机密的军事科学里的尖端,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呢?听了老和尚的话,欧阳修大彻大悟,立刻把这个点子,写信汇报给皇上。于是宋仁宗就召见高丽的使团,沉着脸狠狠地说,你们怎么啦?想造反吗?这样的事情你们还敢问?居心不良!(众笑)高丽使团立刻赔礼道歉,说:我们这个小国寡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确是不该问这样的问题。(众笑)

再如王安石,他的脾气是很刚硬的。在变法的时候,他也亲近老和尚,亲近黄龙祖师,黄龙禅师就告诉他说,自己面前的路径要留宽一点,不仅自己过得去,也要让别人过得去,如果自己面前的路径留窄了,不仅别人过不去,你自己也过不去。结果王安石变法失败,就因为在很多事情上他太过刚硬,用现在的话来说,太左了,就连苏东坡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那能行吗?他的变法还是有很多合理的地方,北宋年间积重难返,国力虽然强盛,但是部队很衰弱,民间政府的收入不足。王安石想在不伤民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增加国库的收入,主要是压制豪强,从豪强那里弄一些钱到中央政府;另外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变革。但是由于他的气量不够,得罪了很多元老大臣,包括苏东坡这样的中间派也得罪了。苏东坡被一再地贬官,差点连命都没了。

就拿苏东坡来说,他被贬官到了黄州,后来又到了荆州,就在现在咱们老和尚的玉泉寺。他听说玉泉皓禅师也是四川人,禅法了得,就去微服拜访。他与老和尚试机锋,见了老和尚,站在那里傲然而立,老和尚眼睛一亮问他说:“长官高姓?”请问您的高姓大名?苏东坡就说:“我姓秤,是专门秤天下老和尚舌头的秤。”(众笑)他要称称老和尚有几斤几两。这位老和尚听了他这句话,微微一笑,突然就大喝一声,对他说:“请问长官,这一声喝有几斤几两重呢?”苏东坡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了。于是就礼拜老和尚。

苏东坡的一生,从他父亲开始就与老和尚们的关系很好。刚才提到的圆通和尚,帮助了欧阳修,还有大觉怀莲禅师,很多很多,包括佛印禅师与苏东坡的佳话也是家喻户晓的。

大慧宗杲禅师也是不得了的一位,金兵把北宋灭了,南宋小朝廷偏安在南方。大慧杲禅师可是敢与秦侩对着干的人,支持朝内的抵抗派,谴责妥协投降派,结果秦侩把他的僧衣没收,充军到衡阳,后来又把他充军到广东眉州。直到秦侩死了以后,宋高宗的最后一年,才赦免了他,让他回到了杭州,到净山当住持。

明海大和尚:在古代想出家很难,出家人的身份是非常难得的,被剥夺了僧籍就是剥夺了出家人的身份。从冯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佛教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大,尤其在宋朝,对那些士大夫,对儒家的大思想家都有影响。不过,因为佛法是无为法,在古代,也没有维护我们教团权益的机构,所以很多士大夫、思想家受到了佛法的滋养,到了外面却不说,用现在的话说,也相当于盗用佛教的品牌,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有诸多的委屈。(众笑)

冯老师:实际上,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上应该说是这样的。因为佛教、寺庙、僧众是以出世为主要目标,而它的大乘的救世情怀往往是通过儒家来实施的。很多儒家的优秀知识分子,在佛教里面接受了教化,提升了人格,提高了智慧,反过来在社会上,去实施他们的抱负。

拿王安石而言,他就是被一个老和尚——雪峰祖师的一句话:“这个老汉!为众生干了些什么?”所激励。我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应该为国家民族,为老百姓干点事!这样才激励了他的志向,所以佛教教化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

明海大和尚:唐朝有一个宰相,叫李密,他也是受到了高僧的教化,所以才成就了世间的功业。宋朝也有一个宰相,叫吕蒙正,他就是在寺院里挂单,还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的家小都住在寺院里。寺院的方丈特别关照他。方丈非常有眼力,要放在我也就不行了。(众笑)后来他考上了状元,当上了宰相。

冯老师: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吕蒙正是这样的,范仲淹也是这样的。大家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早年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大,没有多少饭吃,都是寄养在寺庙里。后来他成就了一番功业,把自己的俸禄、银子全部交给了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起了慈善事业。大家学过《古文观止》,里面有一篇《义田记》,就是范仲淹以佛教的菩萨情怀,把自己所有的钱集聚起来,在他的老家,让那些吃不上饭、读不了书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吃饭读书。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却连买一副棺材的钱都没有。

前些年曾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叫《清初第一廉臣》,是讲曾被康熙皇帝御封的于成龙的故事。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当过福建的巡抚,为日后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后来又升到 畿辅 直隶巡抚。到退休的时候连一分积蓄都没有,康熙皇帝过意不去,送给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养老的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全国的年收入才六百万两银子。他是怎么用这三十万两银子的呢?第一拿出十万给寺庙,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在寺庙里吃住读书的。

他是山西人,当时这个地方是很穷的,老和尚看见他很可怜,倒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人才,而是以普度众生的情怀收养了他。寺庙里与社会上不同,寺庙里有藏经楼,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不仅有佛教的典籍,儒家的典籍也很多。他在庙里读了十年,一直到进士及第,所以当康熙皇帝拨给银两的时候,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寺庙,报寺庙的恩。然后他又拿出十万两银子送给了穷亲戚,另外的十万两银子,就捐给了当地的书院,搞教育。

大家要知道,尽管说在清朝末期,面对着西方的列强,中国没有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满清的时候,有些政治措施还是很优秀的,比如说,一个八府巡按要到地方去视察,第一要看这个地方的山青不青、水秀不秀,这是施政的一个重要的硬指标;第二要看乡里,或街道上有没有流浪讨饭的百姓;第三要看监狱里是不是关了很多犯人,如果犯人太多,那么地方官的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因为这说明社会教化没有做好;第四要考察当地的长官一年去过书院几次,上过几次课,官员要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学圣人的教育。皇上每年都要在大学里面亲自带领大家学习四书五经,当“客座教授”,县官也要到书院讲课的。

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从学术界来的,同时他们又会回归到学术界去。看起来寺院,在知识分子卑贱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有回报的。他们参加了一些文化建设,比如说写写画画、整理图书,整理档案等等。现在我们柏林寺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里的文化气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识分子来提升充实。同学们可以回去相互转告,我们还是很欢迎一些知识分子到寺院来住住,欢迎大家。(掌声)在你们写论文的时候,在你们准备GRE 的时候,在你们考研以前,到这里住一住。欢迎你们到寺院来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帮助。(掌声)

冯老师:拿我个人的几十年来说,是深受寺庙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时候没书可读,亲近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和贾老居士,贾题韬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在他们那里受到启蒙,受到提升,当然也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最近几年,说句话大家不要见笑,我一家的生活费都是柏林寺和云门寺资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云门寺,我自己真的很惭愧,连找钱的本事都没有。

明海大和尚: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冯老师都要在这两所寺庙里讲课,我们给他的讲课费,只是你们大学里老师讲课费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冯老师:今年我的女儿又考上了大学,佛源老和尚考虑到我大概交不上学费,最近在云门寺,一下给了我三万块钱,说:你小孩子要读书,拿去用。(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们纵观几千年的文化史,特别是近代史,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是最复杂最沉痛,也最有声有色的一段。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个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比如说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梁启超,还有一些革命先辈,像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这一时期,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图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在鸦片战争以后,上个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特别地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有印象,这个话题讨论了也没能有一个结果,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讨论。

对近代史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过程,冯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印象?

冯老师:我借用黑格尔很有名的一句话吧,“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转变,在思想里面是很容易的,但在历史中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好几百年的光景。”中国的因缘很特殊,在汉唐的时候,注重于经世治国之道。到了宋明时期,讲究心性之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视了经世致用之学。到明朝亡国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他们带兵打仗他们不会,让他们出谋划策他们也不行,只有以死谢社稷,以死谢君王,这是搞心性之学的一个盲区,一个误区。

怎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来。另外,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对比性。西方从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科学技术的确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遇见过的挑战。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样转变这个观念,使中国能够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的确需要好几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盘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样只有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惶惑,尽管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败以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大家又陷入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

直到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传的佛教典籍,特别是“唯识学”的经典,哎呀!这才又看到了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那套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心来的,从认识来的。研究我们的理性活动是怎么运行的,这些是西方的强项,可是这些内容在“唯识学”里有着非常丰厚的、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觉到“唯识学”可以对抗西方的伦理学、自然科学这些知识。这是中国古以有之的,只不过唐武帝灭佛之后,这些典籍在中国就消失了。所以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强盛的学习“唯识学”的热潮。这个热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广度,那个时候的确是群星灿烂,焕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从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到印顺法师、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识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顶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受到了“唯识学”的洗礼。

随着现在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思想解放不断地深化,我想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智慧焕发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被照亮的。汤因比先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属于日莲宗,后来发起了创价学会)有一个对话,叫“面向二十一世纪”,就谈到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及与儒家文化的对立。最后汤因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很奇怪。他认为以后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是用石刀石斧相搏斗。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东西方形成了冷战的格局。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以及文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现代的通讯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来愈小。在人类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如环保问题、和平问题、生命问题,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长补短,比以前更加地频繁了;另外一方面,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整个世界因为人口的增长和生存资源的紧张,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比起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当今的世界形势,国家民族为生存所展开的斗争,如果在以前更多地还局限在经济、政治、军事的领域,但是在现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进来。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一说,最近还有一个新词叫“软势力”。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也认识到,要重建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现代国家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在夏令营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总是感觉有隔膜,很疏远。所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别是怎么样使青年一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一个认同,使它真正能够变成我们人格和生活的现实,变成我们强化民族生存的力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儿童经典导读。在大学里,如北大附近就有一个学堂,在这方面冯老师有什么想法?

冯老师:用汤因比的一句话说,“面对二十一世纪,拯救世界需要一个刘邦”,需要象汉高帝刘邦那样的人,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现在所说的儒家文化,其实严格说来是中国儒释道一体的文化。当今的年轻人,因为教育制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较注重于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视。从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比如温家宝总理最近一系列的对外对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很多观点都是从儒家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也是一个信号。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国家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要逐渐向儒家文化的复兴靠拢,这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当年有人问我,冯老师您为什么要搞一个书院?我认为书院应该搞,为什么呢?从简单来说,只要有寺庙、僧人,佛教就在延续,那怕在一些时节里它再衰弱,只要有一天因缘际会,出现了一位祖师菩萨,佛教就能再次兴盛起来。但是儒家的情况呢?从辛亥革命以后,废书院,办学校,大家都去搞数理化、考理工科,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没有了。从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来看,企业无信誉,个人无信誉,政府的某些机关也不讲信誉,经常是朝令夕改,贪官污吏愈惩愈多。前几天国家审计署审计出来的数据让大家都瞠目结舌呀,非常可怕。为什么呢?许多人连起码的廉耻都没有了,国家怎么搞得好呢?(掌声)

儒家的学说是仁义礼智信,我给自己的书院提了九个字:仁、信、忠、恕,礼、义、廉、耻,再加一个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又成了书呆子,没有用了。仁、信、忠、恕,礼、义、廉、耻这几个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不知道史的人,不足以谈文化;没有德操,没有强大的道德智慧,就不足以谈使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在仁、义、礼、智、信上强化,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发菩提心是一句空话。

最近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倡一个“公”字,为什么讲公?有很多修行的人从自我出发,从个人狭隘的立场出发,很烦恼,使自己使不出劲来,眼界也打不开。如果从公的角度出发,把眼界放宽一点,所谓的放眼世界,那么最起码也会少烦少恼了。

明海大和尚:人总是有偏见、偏执、有排他性,偏执是以自我为中心,佛法对治的就是偏执。其实我们不学佛以前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学佛以后以信仰为借口,以信仰为手段来强化自我中心,那就偏离了佛法。有的人学佛以后,总觉得不学佛的人就是魔,就要下地狱,这就是一种排他的心理。还有的,虽然家里的人不能接受,他也非要烧香拜佛,非要供佛像。家里其他成员的感受,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要考虑的。首先要考虑他们能不能接受,还要考虑住房条件、消防安全、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烧香并不一定是烧得越多越好,越高越大越好,我们柏林寺最近就提倡“文明进香”活动:“献佛三支香,文明又吉祥”。我们在学佛以后,心量应该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讲的,心一定要“公”。

冯老师:很多学佛的人,很仰慕禅宗的“大彻大悟”境界,也很仰慕华严宗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如果是一个人去修是很费劲的,但实际上一个“公”字也就是这样的境界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刚才我忘了介绍,冯老师说自己是“无票子,无帽子,无位子”,其实他是有位子的。他在成都创办了“龙江书院”,当然他是院长,这是有位子的。这个书院是冯老师一个人以自己的力量创办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掌声)

但是我觉得,民族的生命是文化,文化的生命呢?应该不仅仅在文化的载体上,比如说寺庙的建筑,以儒家来说,就是一些书籍和读书人。您觉得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

冯老师:中国有一句话“道在得人”,而且是“传承不断”。中国儒家讲道统,佛教讲法统,禅宗讲传灯,灯灯相续乃无尽,它必须需要一代一代的接力,才有连续性,才有长远性。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大家都很景仰他,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虚云老和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净慧老和尚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香港的圣一法师,现在全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一诚老和尚,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北京的传印法师,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谈到一些真修实干的道场,我们数数基本上都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在住持。

我们现在中国佛教之所以有这么一番气象,都与虚云老和尚,他一百年的修行,百年操练的道场是分不开的。你看主要的几个禅宗寺庙,像南华寺、云门寺、云居山真如寺,包括咱们这里的柏林寺都应该算是虚云老和尚名下的。每届夏令营,净慧老和尚的智慧,深深地倾倒了所有的营员。还有咱们大和尚的风采,连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动的。我之所以经常到柏林寺来,一方面是受到老和尚的感召,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大和尚的贤明,大和尚是非常有德的。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总是善于鼓励后进。(众笑)每次听到冯老师对我的赞誉、鼓励,想起冯老师给我的夸奖,我必须硬着头皮干。(掌声)

冯老师:大家知道大和尚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的视野、他的思维、他的学问,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当年他考北大的时候,是湖北省的高考状元啊,第一名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倒宁愿是第二。(笑声掌声)

冯老师:为了承担历史的使命,毅然出家,这种大智大勇的精神,我就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就没有做到,还放不下,在这方面我是远远不如大和尚的。

谈到这个使命,我自己也有使命感,为什么呢?我所学的知识,所受用的智慧,基本上是从老和尚们那里传过来的,现在要还给寺庙,要回向给大众。我这个年龄,严格说来也不大,才五十五岁,但身体不怎么好,为什么?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困难时期吃过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下过乡,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挨过枪,在雪山上待了八年,现在又下岗,又没有饭碗,(众笑)所以也是伤痕累累。自己出了一些书,有一点儿小名气,也有些懈怠,后来在家里面呆着,就这样懈怠下去,很快也就消沉了。但是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使命感,还是觉得应该有所挑战,觉得现在的文化,没有人去提,没有人去做。四书五经有哪所大学在谈呢?哪所大学在教儒家的道统呢?没有。既然没有人干,那么我来干,当时也去动员了很多人,大学里的这个校长、那个教授,别人都不感兴趣。在四川有一位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长,问我办书院有多少效益?我一听,大吃一惊,副省长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干,我自己干。(掌声)

大家知道岳麓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现在也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了。在那里,听听古琴就收十块门票,吃碗茶又要收几十块钱,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招牌,没有人去操练的。尽管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书院、那样的书院,但都是只有招牌,没有实际的活动。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些朋友也搞了诸如此类的活动,让我跟他们去韩国,去马来西亚组建很大的场面。我告诉他们:这些场面,我玩不了。你们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地上的麻雀,你们去玩大的场面,我是想脚踏实地地干一点具体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去不着边际地唱大戏,开一些学术交流会之类的,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对社会对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希望把儒家的理念,同时结合佛教禅宗的理念,在民众之中传播。也是受到了老和尚的启发,第一我不愿意搞少儿读经,因为小孩子的变数太大;第二不愿意搞净土,前几天到深圳,看见他们办的万姓先祖纪念堂,那里也是几十个老太太、老太爷,在念净土,搞临终关怀,这对社会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老和尚的夏令营面对的是一批青年人,我搞读经运动还是面对青年,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公务员、白领、大小的企业家,让他们学修、提高。我经常说,美化自己的情操,优化自己的智慧,强化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根据我所接触的一些高校里的青年朋友,当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要毕业了,要有所选择呀。有的选择是走向社会,但是自己心里又没谱,害怕社会的复杂性,在滚滚红尘之中,心里的那分理想还能不能保持。而且进入社会里面,要找工作,要谋生,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我从社会上的用人单位那里得到一些信息,有些负责人给我讲:我们最怕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为什么呢?他们说: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很不错,但是进入单位后的适应期太长,适应工作很慢。很多人眼高手低,处理人际关系比较生疏,另外有些生活细节,为人处事的修养很缺乏。

所以我经常思考,包括我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教了一年的书, 91 年毕业, 92 年出家。我觉得出家这几年有很大的收获,别人问我修行有什么进步,其实也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没有开悟。我的进步是跟着老和尚在个人的素质上补了一课,而这些素质是在我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具备的。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件小事,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学会照顾别人,怎么关心别人的想法,我的进步在这里。

所以联系我前面所说的,在现在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体系里面,我们年轻朋友缺了一个环节,这也是造成要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信心的原因。所以对现代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教育应该在哪些地方有所补充呢?

冯老师:在古代的教育里面,实际上是有成规可循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以前的大学生是旱劳保收,只要是毕业就会有国家分配工作,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学生毕业装了满肚子的知识学问,要转化为社会实践能力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的,一定要经过几年的摔打,才能真正地成熟,这也是必然的。人生的轨迹需要完成相应的环节,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作为我自己的感觉,有几点是需要留意的,这也是我在办书院时的一个总纲:第一要立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要调整好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价值观的定位偏差了,那么你就会与社会不相适应。中国有句老话:“时不至,不可强身;事不就,不可强成”,拔苗助长是不行的。

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定位,根据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在自己的能力半径之内运作,那就比较相应。关键是自己价值观的确立,如果有一个优秀的合理的价值观,那么人生的目标就会比较确立,也就不会左右摆动。我看见有很多人,之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东不成西不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关键是他定位的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定位,这就带来了若干的麻烦。一个人要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一些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我一生都在挫折之中,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明海大和尚:这立志是立大还是立小?怎么个立法?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呢?

冯老师:可以说立志要虚实不二,什么是虚实不二呢?因为我是喜欢传统文化的,还是要学习古代的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心为心,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志为志,少看自己,多关心国家民族。如果把自己放下,用公心来立志,那么自己的种种遭遇,不论是顺境逆境,是得是失,它都不会成为干扰,都会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有了好的志向,他就会有一个好的人生观,就会善于处理周边的人和事。志有大有小,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自己的志气很大,但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和因缘才能完成,大志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事情,脚踏实地的事情体现出来。

佛陀的志气就很大,要普度整个世间的众生,但他也要吃饭,说话还是要一句一句地说,自己的徒弟还得一个一个地去教导,一个道场接一个道场地操练。再大的志向还是要具体化才行,而且还要量化,不能说空话,说大话。所以长期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有了立志,必须就得炼性。为什么需要炼性?锤炼我们的品性。我们还是烦恼众生,心理的结构,性情的结构并非尽善尽美,总有这样的不足或那样的麻烦。我经常反省自己,实际上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以前也有自卑的地方,也有自大的地方,也有心胸狭隘的地方,也有猜忌别人的地方,也有嫉妒别人的地方,总之自己的毛病很多。后来学了佛法,学了圣人的言教以后,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些不好,要把它慢慢地转变过来。好在身边有很多榜样,像这些老和尚们、善知识们,他们的那种气象,用现在的话来说,道气就足以感人。古代有句话“圣人立不言之教,垂衣裳而天下治”。他们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这样的触动对我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我的教化也是潜移默化的,使自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有所转变,有所改变。实际上在柏林寺这十来年,明海法师、明憨法师、明基法师等等很多常住的法师,都受到了老和尚身教的触动改造。老和尚是不是天天都把他们叫到身边,耳提面命,说长说短?不是的。老和尚的一举一动一丝不苟,在佛教事业里面那种真正的敬业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当副会长,还是到国外去访问,名气那么响亮,辩才无碍,学富五车,但老和尚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来表现的,他是以自己的行为在教导大家,我在这方面都感到羞愧,那么大的年纪了,还一样的上早殿,一样的上晚课,一样的坐香,拜佛的时候顶礼如仪呀,真的是一丝不苟。大家现在看见大和尚就是这样的,第一次我来夏令营的时候,就说过一句笑话:“有其父必有其子。”(掌声)

明海大和尚:这就是说首先要把本分事做好。

冯老师:所以要立志,第二是要炼性,炼性就是要把自己心性上不好的东西排除掉。让圣人的、佛菩萨的智慧光辉在我们的身上、心性上安家落户。这个多美呀!

第三个呢,必须开眼。就是打开智慧之眼。爹妈给的这个生命,给的这个精神,严格来说并不是很优秀的,必须通过学修佛法,学修圣人之道,才能打开自己的智慧之眼,才能对人生宇宙有更高明的、更深刻的、更正确的认识。

第四,就要致用,就是实践。在实践之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奉献人生可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只挂在口头上,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日常的工作当中,都能发起菩提心,以一种大公之心来照料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要在实践中学修佛法。

我们谈文化的使命,不能离开具体的日常工作。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心里有一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感,那么我相信你走到哪里去都会发光的,走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我在成都讲课的时候,讲到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时,我问他们,人的人格魅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仁义礼智信”上来。如果一个人达到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简让”的人格美,那么凝聚力就大了,大家都愿意围在他身边。有谁愿意和那些不仁不义,无耻无信的人打交道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一方面,我们在现在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气象,包括这次夏令营,同学们报名非常踊跃,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有些同学坚持早晚上殿,能够坚持坐在这里三个小时不动,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诱惑也很多,错乱的东西很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时要我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抉择。大家都做的事不一定正确,大家都说的话不一定要说,要用自己的眼来辨别,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说,这个眼就是我们的智慧之眼。

冯老师:我再补充一句,前段时间在成都讲周敦颐的《通书》,里面谈到颜渊,孔夫子表扬颜渊说,“ 颜子在陋巷,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其何心哉?”因为颜渊是一个很穷的学生,连饭都吃不上,但他学道却是很精进的。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何心哉?”到底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呢?

周 敦颐在《通书》里有云:“ 天地间有至尊至贵至大而异于富贵”的东西呀!“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天地间比富贵更可爱、更伟大的就是德,“见其大而忘其小”有了更崇高的东西,富贵就看不上眼了。“见其大则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心里就太平了,就平安了。“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如果心安了,我们就能够做到“富贵贫贱处之一也”。我们就能用平常心来对待富贵贫贱得失。“处之一,则能化而齐”,化是教化,齐则与天地齐平,与造化同功。

这样的修养,这样的境界,我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达到。好,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刘东亮 蔡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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