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迦叶与中国佛教

李富华

一、大迦叶在佛教史上崇高的地位

大迦叶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以头陀第一”闻世。然而，大迦叶在佛教史上不可替代的崇高的地位以及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却没有像观音、普贤、文殊等四大菩萨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致关于大迦叶的论述极为少见。

实际上，早在佛陀时代，佛祖就一再教导弟子们向大迦叶学习，并明确指出，大迦叶虽是他的弟子，但其“殊胜广大功德”是"同已所得”，故要大迦叶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这是因为"以是正法因缘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法，是名清净说法，唯大迦叶比丘有如是清净心为人说法，以如来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法。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如是说法。”(《杂阿含经》卷41)。

就是说大迦叶具有佛一样的“慈心，悲心、哀愍心”，以及使正法久住世间之心。这种一心为绕益众生而于一切“不着、不缚、不染”的清净之心，使他最有资格宣说佛的正法，弘传佛的正法。也正是因为如此的原因，当佛祖释迦将涅槃归天之际，在众多弟子中，"神通第一，不可胜计”，但佛却一再嘱咐，要传付正法于迦叶及阿难。如《增一阿含经》卷35记载：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以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其有遏绝圣人言教者，便为堕边际。是故今日嘱累汝经法，无令脱失。

为什么一定要传付正法于迦叶、阿难，佛祖释迦告诉迦叶，是因为："我于天上人中终不见此人能受持此法宝如迦叶阿难之比，然声闻中亦复不出二人上者；过去诸佛亦复有此二人受持经法如今迦叶、阿难比丘之比，极为殊妙”(见《增一阿含经》卷35)。就是说在当今的佛弟子中，以及过去世诸佛中，佛没有发现一个人可以与迦叶、阿难相比。佛祖释迦认为迦叶是最能正确理解和实践佛的正法并最具责任心的弟子，一切其他的"诸佛、头陀行比丘”等，都是"法存则存，法没则没”，而迦叶则能做到在佛灭度之后，仍坚持正法，直到"弥勒佛出世，然后取灭度”；而阿难则是佛弟子中最聪慧者，他可以做到"如来未发语便解，如来不复语是皆悉知之”，即听如来说法，还没有解说，阿难便理解了；如来说法一次，他便全部记住了。如此聪明的阿难自然也是堪任付法者的人选了。

大迦叶毫无疑问是佛弟子中，能遵从佛的教导，实践佛的教法的典范。据《佛本行集经》记载，大迦叶出生于大迦叶种姓，出家后，游行乞食于摩伽陀国的"摩伽驼聚落至那荼陀村王舍大城其间”，后于多子树(又记为多子塔)下见到佛祖释迦，在佛德智的感悟下，礼佛为弟子，如《佛本行集经》卷46"大迦叶因缘品"的偈语所云：

彼见佛在多子树，犹如金像光显赫。

其心内发一切智，合掌欢喜向世尊。

于彼林处礼佛足，合掌尊前作是言。

唯愿世尊为我师，犹如暗处燃灯照。

师从佛祖释迦后，大迦叶在佛的教导下，严格遵从佛的教导，行头驼行，修行四禅八定，获得了与佛相等的智慧和道行，亦如《佛本行集经》卷46记载：

我于尔时，诸漏尽已，于无漏中心得解脱慧，得解脱于现法中，神通自在，证安乐行，唱如是言：生死已断，梵行成就，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摩诃迦叶比丘亦复如是，诸漏尽已乃至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大迦叶由于获得佛那样的道行，已了断了生死等一切烦恼，故安贫乐道。他在远离闹市的简陋的小道场中修行；每天在聚落中不管贫富依次挨家乞食，一日一食以维持生命；他穿着世人遗弃的破烂衣服，不以为耻，而"快乐无比"，所谓"诸比丘中少欲知足，头驼第一，摩诃迦叶比丘是也"(《佛本行集经》卷46)。大迦叶如此的道行，曾使"是时诸人民见己，叹未曾有，无数百千众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或复有众生见迦叶身已，此名为最初之会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正因为大迦叶如此的修为，在他去世后，曾得到弥勒佛"种种香华供养"，"所以然者，诸佛世尊有恭敬心于正法故"。(《增一阿含经》卷44)就是说，大迦叶的道行和修为完全体现了佛的正法；他的个人的人格力量在佛的众多弟子中，包括那些已经可以称佛的人中，已经起到了表帅的作用，是他们学习的除佛祖以外的一面旗帜，故受到普遍的敬仰。

讲到这里，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和他的大弟子颜回。佛经中描写的大迦叶与《论语》中描述的颜回是何其相似！如《论语》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又云："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论语》中的这两段话指出，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孔子认为最好学的是颜回，但颜回英年早逝；颜回死后，孔子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好学的人。颜回修养很高，他从来都是从自身反省，不迁怒于他人，也从不犯第二次错误。"仁"是孔子一生学说的核心，是孔子认为的作为人的最高的道德观念和品质。仁包括忠君孝亲的思想，包括"恭、宽、信、敏、惠"这些优良的品质，是孔子主张的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真正体悟仁道、实践仁道并具有这种道德修养最高境界的人在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回。颜回可以长期在行为上不违背仁道，而其他人只能在短期内做到。由此可知，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是最受孔子认可且备加称赞的学生。正因为颜回在仁道的修养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所以他也如同大迦叶一样做到了安贫乐道，如孔子称赞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过着其他人不堪忍受的生活，就如同大迦叶的头陀行，却如同大迦叶一样"快乐无比"，他们都是自己老师学说的最忠诚的传持者和实践者。

总之，佛经中的记载充分表明了大迦叶在佛弟子中传持佛的正法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以及以榜样的人格力量所造就的崇高的威望。

二、大迦叶与中国佛教

大迦叶是印度佛教史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可以肯定他没有到过中国，本不应该与中国佛教发生关系，但事实上，他对中国佛教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本文可以举出三个方面的事实加以阐述，即：

1.大迦叶是鸡足山佛教信仰的偶像，鸡足山佛教的兴起与发展仰赖大迦叶的声望。

2.大迦叶是结集佛说正法的组织者，三藏典籍得以存世流传，其首功不可磨灭。

3.大迦叶是中国禅宗的西天始祖，其精神是中国禅宗思想萌生的源头。

1．中国云南大理宾川县鸡足山被中国佛教界奉为大迦叶之道场，这是从佛经中一个神话般的记载演变而来，其情况就如同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的道场一样。它们并不是真实的佛教历史，但却反映了印度佛教如何中国化的历史变迁。

《增一阿含经》卷44有如下的这样一段经文：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东西十二由旬 ，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弥勒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尔时，去鸡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其夜成无上道。时三千刹土，六变振动，地神各各相告曰：今弥勒已成佛。转至闻四天王宫。弥勒已成佛道，转转闻彻三十三天。......尔时，弥勒当说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叶者，行十二头陀，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常佐弥勒劝化人民。尔时，迦叶去如来不远，结加跌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世尊告迦叶曰：......迦叶亦不应般涅槃，要须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释迦文佛弟子，由我遗化，得尽有漏。摩竭国界毗提村中，大迦叶于彼山中住。又弥勒如来将无数千人众，前后围绕，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诸鬼神当与开门，使得见迦叶禅窟。是时，弥勒伸右手指示迦叶，告诸人民：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名曰迦叶，今日现在头陀苦行最为第一。是时诸人民见已，叹未曾有。

《增一阿含经》的这段经文记述了如下这样一些内容：

(1)在久远未来有一国界，此国界有一城名鸡头城。在鸡头城附近的龙华树下，弥勒成就了佛那样的无上道果，并将在释迦佛灭度后，接替佛继续教化众生。

(2)佛对大迦叶说，要他等到弥勒佛出现世间才能般涅槃，其原因就是要他协助弥勒继续教化佛的弟子，以承继佛的事业。

(3)当弥勒现世成佛之后，带领"无数千人众"来到迦叶所住的山中，受佛恩威感化的鬼神打开了山门，大众见到了迦叶修行的"迦叶禅窟"。此时弥勒对众人说：这就是佛的弟子，"头陀苦行最为第一"的迦叶。

这一段经文将鸡头城、大迦叶等待弥勒现世后方才涅槃及迦叶禅窟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迦叶道场信仰的一幅美妙图画。我个人认为佛经中这一神话般的记载，就是鸡足山迦叶道场信仰的唯一的经典根据，因为在佛经中我们找不到与此信仰有关的其他更直接的记载。就如同六十卷本《华严经》关于清凉山与文殊菩萨道场的记载，演变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道场的信仰一样，在这里，鸡头城演变为云南大理的鸡足山，鸡足山从而成为大迦叶的道场。中国佛教的这种发展和演变发生在什么时代，比较确切的记载指出，至迟在唐朝的中叶鸡足山作为大迦叶的道场的信仰就已经形成。这一记载就是唐朝人智炬所撰的《宝林传》。《宝林传》这部见载于《金藏》，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的禅宗史书，十分明确地记载了大迦叶与鸡足山的关系。此书卷1载：

尔时，迦叶说法化度四十五年，复应思惟，既集法竟，一切皆通，宣扬传化作大善利，度脱众生不可称计。作是念：我极年迈，身为衰老腐烂之体，甚可厌恶，无常危败不可依护，恒为诸苦所恼害，谁有智者乐于此身。我今宜往鸡足，入灭尽定，以候弥勒。

尔时，迦叶告阿难言:汝今当知，昔婆伽婆欲涅槃时，以大法眼付嘱于我，我今年朽，影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又自念言：阿阇世王，本与我约，若涅槃时，必当相别，遂入王城，辞阿阇世王。(王)遂命阿难同往鸡足山。王到山已，山自开辟，迦叶在中全身不散，乃敕诸力士积诸香薪，欲阇维之。阿难白大王曰：摩诃迦叶以定持身，待于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竞，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烧也。王闻是说，以种种供养，心生悲恋，然后礼辞定身。

这一记载十分明确地指出：大迦叶在集结佛说正法之后，年已衰朽，遂付正法与阿难，而自己则前往鸡足山，结伽跌坐，以待慈氏下生，即弥勒佛出世，然后方入涅槃。《宝林传》的这一记载与《增一阿含经》所记弥勒在鸡头城成道，佛告诫迦叶要待弥勒出现世间才能涅槃以及弥勒造访禅窟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鸡头城改成了鸡足山；弥勒造访迦叶禅窟改成了阿阇世王与阿难访迦叶于鸡足山。《宝林传》的这一记载还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唐朝中叶鸡足山作为大迦叶道场的信仰已经形成。这一点，与鸡足山网站提供的资料，鸡足山有佛教建筑始于唐朝的历史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可以肯定的说，《宝林传》的记载第一次披露了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这一佛教信仰的历史事实，而之前又是什么人发明和推动了这一信仰的传播，今已无从考证。继《宝林传》之后，记载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最有影响的着作则是北宋初年成书的禅宗灯录体史书《景德传灯录》。《景德传灯录》记载完全是《宝林传》的翻版，且更加简单明了，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候慈氏下生。

《景德传灯录》之后，由于禅宗史传着作的大量涌现，关于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记载就比比皆是了，但其内容均来源于《景德传灯录》，如《五灯会元》、《大藏一览集》等。

总之，云南大理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信仰有一定的经典根据，但它是经过了中国佛教信众的改造和加工。一个大迦叶受佛嘱托，等待在鸡头城龙华树下成道的弥勒佛现世而后涅槃的佛经故事，演变为云南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信仰，这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方面的事实。为什麽会出现这种演变，这是大迦叶在佛释迦僧团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僧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所致，是大迦叶在佛教史上的威望和人格力量成就了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历史变迁和鸡足山佛教的兴旺发达。

2.佛教始创于公元前6-前5世纪，其创始者是释伽牟尼，也就是佛。然而，在释迦佛在世之时，他所创立的一整套佛教学说则是以口头传诵的形式流传，并没有形成可供遵从的文本；同时，释迦作为佛教的创立者，他的领袖权威是维系佛教僧团的精神力量。这种情况造成，一旦释迦离世，僧团内部必然造成混乱，各种异见纷起，大有僧团破裂以至消亡的危机。如《四分律》所记：

世尊在拘尸城末罗国婆罗林间般涅槃，......有未离欲比丘，闻世尊已取涅槃，便自投乎地，譬如砍树根断树倒。此诸末离欲比丘亦复如是，啼哭而言：善逝涅槃何乃太早，世间明眼何乃速灭，我曹所尊之法何得便尽。(卷54)。

就是说，在佛释迦去世后，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认为佛的去世就如同大树断了根，佛的教法从此将归于消亡。而更为甚者，有的比丘则认为佛的去世，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可以"欲作便作，欲不作便不作"，使佛教僧团处于解体的危机中。这也如《大智度论》卷2 所描述的："法船欲破，法城欲颓，法海欲竭，法幢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恶人力转盛"。在这佛教僧团处于危机存亡之时，只有大迦叶"心如大海，澄净不动"，他认为"应当集结修妬路(经)、阿昆昙(论)、毗尼(律)作三法藏，如是佛法可得久住，未来世人可得受行"。于是，他制止了众多弟子的过度悲哀和自杀行为，制止了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企图分裂僧团的破坏行径，以他的崇高威望，号召和组织一千阿罗汉在王舍城耆阇崛山集结三藏。由阿难诵出四阿含经"是名修妬路法藏"；由长老优婆离"结初大罪二百五十戒作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毘尼，增一优婆利，问杂部，善部，如是等八十部作毗尼藏；由阿难等五百阿罗汉共同集结"阿毗昙藏"，从而使三法藏集竟"(《大智度论》卷2 )这就是佛经的第一次集结。佛教三藏典籍的集结，不仅使佛释迦所说的正法得以存世，也挽救了行将破裂的佛教僧团，使佛法"久住"世间，流传至今。今天，印度的佛教原典，因种种原因，在印度本土已荡然无存，然而它们却被几乎完整的译成汉文。现在，中国的僧俗佛教信徒，能够传诵佛教的经书，并把佛教发扬光大，不能不缅怀那些曾把印度佛教原典译成汉文的译经家们的丰功伟绩，更不能忘记集结三藏典籍，使佛法得以久住的大迦叶，大迦叶的首功不可磨灭。

3．大迦叶被中国禅宗尊为西天初祖，其来源原出于佛典中关于佛法传承的祖统说。记载这种祖统说的影响较大的佛典是北魏延兴年间(472-476年)由昙曜与吉迦夜同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在这部佛典中将佛释迦去世后，传付佛法的祖位描述为自大迦叶至师子共24代祖。应该说，这一佛法的传承系统与中国禅宗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到了唐朝，中国禅宗的创始者们开始利用这一祖统说建立禅宗法门的传承体系。现在我们在禅宗典籍中见到最早的这种禅宗传法的祖统说是记载于《坛经》中，这就是惠能所说的七佛相承，大迦叶为第八祖，惠能为第四十代的祖统说。 这一祖统说的最早提出者是惠能大师，还是另有别人暂且不论，但它的最终形成应在惠能在世之时。《坛经》的这一传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分西天和本土，同时在大迦叶之前又加进了以释迦牟尼佛为第七代的"七佛"。之后，将这种传承体系传记化的着作则是唐智炬所着《宝林传》。《宝林传》不列"七佛"，而是在释迦牟尼传后，立"第一祖大迦叶"传，而至菩提达磨为第二十八祖。《宝林传》的传承体系与六祖《坛经》所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坛经》中，菩提达磨为第三十五代，这是加上"七佛"的排序；如果去掉"七佛"，正好是第二十八代。现在可以肯定，由《坛经》所披露的这一中国禅宗的祖统说一直被后世的中国禅宗史所继承。北宋初年问世的《景德传灯录》虽然也是列菩提达磨为第二十八代祖，但在二十八代祖前列"七祖"。发展到南宋时代，综合"五灯"而成的《五灯会元》则以更加清晰的表述，把惠能传下来的祖统说系统化，即将《坛经》的四十代祖师分作三部分：一"七佛"；二"西天祖师"，自一祖摩诃迦叶尊者至二十八代祖菩提达磨；三东土祖师，即"初祖菩提达磨大师"至"六祖惠能大鉴禅师"，从而将中国禅宗的祖统说最终固定下来。

总之，中国禅宗的祖师们借用佛典中传付佛法的祖统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传法的祖师系统，而尊大迦叶为西天一祖，这无疑是借大迦叶的威望树立自己一宗在诸宗中的正宗地位。当然这只是在形式上，进而为了在禅法思想上拉近与大迦叶的关系，又创造了一个"拈花微笑"的禅宗公案。

史料表明，这一公案故事的始创者在唐代已显端倪，《宝林传》卷1的佛释迦牟尼传中已有如下记载："佛每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在这里，佛传付大迦叶的"正法"已加上了"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等定语，这就意味着大迦叶继承的佛传付的正法已非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原始的佛教教义，而是与大乘佛教的般若性空，从而与中国禅宗的识心见性的思想接轨了。《宝林传》的创造被宋初的《景德传灯录》所继承，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而发展到两宋之际，则出现了"拈花微笑"的公案。此公案初载于北宋末年释惟白所撰的《建中靖国续灯录》，而完善于南宋释悟明所着《联灯会元》。其卷1释迦牟尼传中载：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一记载大胆地发展了《宝林传》的创造，以更加明确的语言道出了大迦叶得佛传授的就是由中国禅宗一脉相承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自此，大迦叶作为中国禅宗的西天始祖是确认无疑了。《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6的一首禅诗云："正眼由来付饮光，灵山七众尽归降，枝繁叶茂宗门盛，自得儿孙满大唐"。是的，中国禅宗盛行于大唐，而它的源头则是传承佛的"微妙法门"的大迦叶。虽然真实的中国禅宗史并非如此，但中国禅宗一旦确认大迦叶为自己的始祖，其正宗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大迦叶作为中国禅宗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之无愧的。如前所述，大迦叶是佛的正法的第一位继承人，他身体力行，全面实践着佛的教法；他有佛那样的慈悲之心，于一切"不着、不缚、不染"，具有同佛一样的"广大殊胜功德"；他一生安贫乐道，行头陀行。这一切不仅体现着佛的真精神；就思想境界说，中国禅宗思想中如自静其心，自识本性；行住坐卧，常行直心；远离一切邪妄杂念的"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等亦与大迦叶的精神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不管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大迦叶的精神是中国禅宗思想萌生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