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律宗的“判教”

　　上节所戒之精神与目标，乃属“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１３)的主要戒律思想。惟佛教戒律自传入中国，渐于中华固有文化要融合，到唐代乃产生了“律宗”。律宗并非囿于原始佛教戒律的一切，而是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
　　律宗虽以弘扬《四分律》为标榜，但绝非意在仅仅诠释该律的内容，料在是企图融通通、论于律中，建立一种兼摄大、小乘的佛教规范哲学。吾人从“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疏、业疏)的内容可以看到，律宗大德门耗尽心力，实在是建立了一套“佛教法理学”(The Jurisprudence Of Buddhism)。所以，欲究明戒律的思想，律宗的理论是必然的对名象与题材。
　　中国律宗把释迦牟尼的全部教训，分为两大类：“化教”与“制教”(行教)。这是一种创见，即把堕唐进时期中国佛教流行的“判教”应用到律学上来了。这是原始佛教所没有的。律宗之所以成“宗”，道宣之所以能成为南山的开山祖，与此创见有密切关系。

　　一、“判教”大意
　　“判数”，又称“教训”、“教相”或“教摄”，即“教相判释”之简称。这是一门对佛教各类经典、各宗派学说，各种教理与地位的高低，作一全面性的辨别与判断的学问；是中国佛教发展到高峰所产生的“佛学方法论”，近似现代俗世各学科中较高层次的“比较研究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Studying)(１４)。从方法论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在“比较”的过程中，还透过“批判”到“定性”、“定位”的连串过程，对所研究的学门就有了整体的观点，对细节部分也有周宗的深刻研究；如是一来，等于对这门学问有了全局性的认知与把握。其效用不但如此！因为比较的结果常有“定位”问题，多半不会获得他人的认同，由是又会引起他人采用同样的“比较方法”，却以不同的“出发点”或“基础”去研究。这第二回的研究结果亦相同，又会引起第三重的“他人”去研究……这样“连锁反应”下去，自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文化思想于是有更大的跃进。此原理表现在我国堕唐之际各宗派“判教”的竞秀上，就是魏鲜明的例子。
　　也可说，“判断”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的消化结果，充分表现了中华佛教特有后融摄精神。具体来说，“判教”就是对全部佛教经典、义理国以既宏观又细密的分析整理，然后加以“定位”——把各派学说思想定位为佛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对不同的对象，而方便随机的说法；故意虽同属佛陀所“流出”的佛法，但因而有所差异。此外，各派的“判教”必以本宗的理论的理论为标准，而对其他各派的宗旨的分置安排，然后指陈得失，分疏深浅、大小、权实、偏圆等，以判事实上高下；当然，判到最后本宗派能常列在最高层次，定位为佛教中最上乘理论。要言之，这种判教方法有两个重点(１５)：
　　１．各派学说义理，皆为佛陀所说。所以“教判”只有“高低”之分，没有“真伪”之争。在“皆显佛说”的前提下，就从“判”的过程中，彰显了佛教的统一体系与全般义蕴。这是对整体的佛法有益的。
　　２．以自己的宗派理论为本位、为尺度，去评断其他各宗派的优劣得失，然后自己定位为最高的层次。这是对本位的宗门有益的。
　　以上两利，在理论上之所以可能，全在于有一无限智心，即“佛智”之故。至于具体的判教，在堕唐时，以天台、华严两宗最完备，其他的“法相宗”、“禅宗”、“净土宗”亦有判教。生在堕唐之间的道宣，又曾协助过玄奘弘扬法相宗，因而自己也开创了一种属于“律宗”特有的“判教”，是很自然的。以下略述各宗的判教，俾对这门向来被视为甚深的学问有较具体的了解，再谈律宗的判断。

　　二、各宗的判教
　　·天台宗·
　　判教为“五时八教”(简称“四教说”)。五时乃指：(１)华严时，(２)阿含时，(３)方等时，(４)般若时，及(５)法华时。八教乃指：“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化法四教”(藏、通、别、圆)。佛在“五时”所说的经，从形式看，不外乎顿、渐、秘密、不定；从内容言不外乎藏、通、别、圆。
　　天台宗认为：佛陀成道后，观毗卢遮那法身，在“海印定”中，以“顿”的方式，说《华严经》。但只摄大机，不摄小机；如日出时先照高山，阳光未映于平地与幽谷；以味譬喻，如牛出乳，为：“乳味”。比为“第一时”。
　　说《华严经》后十二年，游鹿苑，依“渐”方式，为小乘说四“阿含”经典，此为藏教。如日已照幽谷，又如从乳炼出了酪，此为“第二时”。
　　又后八年，为引小乘入大乘，乃以“渐”方戒，对众人说“方等”诸经，是为通教。此时如一日近食时，又如从酪再炼出了生酥。此为“第三时”。
　　又后二十二年，复依“渐”方式，说“般若”诸经以融通之，兼“通、别、圆”三教，但仍非真圆。此时如一日的接近中午，又如自生酥炼出熟酶。此为“第四时”。
　　又后八年，诸根成熟，说《法华经》以开权显实，发迹显本，开前顿渐令人“非顿非渐”境界。此时如日的当年，又如从熟酥炼提最后的醍醐。此为“第五时”。
　　因为天台宗正以《法华经》为宗经，今判“法华”为真圆教，即以自家宗义的最高的“圆顿教门”了。
　　
　　·华严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义，故判此经为圆教，是佛法中的最高。此宗的判教称为“五教十宗”。五教是依法义的深浅，分佛法为五级；十宗是依佛说的义理，而有十等次的特性。
　　“五教”是：(１)小乘教：如《阿含经》、《十诵》等律及《俱舍论》、《成实论》等经典是。(２)大乘始教：此为从小乘进入大乘之初阶，又分为“空始教”与“相始教”二种；前者指《般若》等经及《三论》等典籍，旨在破相执之空义；后者指(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唯识》等典籍，偏重在“法相”，少及“法性”。(３)大乘终教：即大乘的终极教典，如《楞伽经》、《大乘起信论》、《胜鬘经》等。以上二类“始教”与“终教”，皆属渐次修行之教义，故为“渐教”。(４)顿教：如《维摩经》等，不言法相，顿显顿之教。(５)圆教：即《华严经》，性海圆融，无尽缘起，相即相入，重重无际。
　　至于“十宗”，乃与“五教”相联的说法，偏指宗派而言，即：小乘(自第一宗至六宗)、大乘(第七、八两宗)、顿教及圆教。其说法大抵与天台相似，并无新意。
　　
　　·法相宗·
　　法相唯识的判教为“三时教”理论，由玄奘的高徒窥基依《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所说的“三时”而创立。所谓三时教，乃指：
　　１．初时：为“有教”，即“我空法有”为其义。此时佛主产四《阿含经》，虽说“因缘”以破“我”，但仍视五蕴等“法”为实有。这是代表小乘阶段。
　　２．二时：为“空教”，即“我、法二空”义。此时佛说为《般若经》类的大乘空宗。
　　３．三时：为“中道教”，即“心有境空”义。此时佛说《华严经》、《解深密经》等，说“三自怀”、“三无性”，阐明“非有非无”这中道义。
　　唯识法相宗奉第三时的中道义，故属最高的教法。
　　
　　·净土守·
　　净土宗把把佛教判为“二道”(二门)，一为“难行道”，另一为“易行道”。谓在未法时代，其他教派所走的均为难行道。而净土宗只要念“阿弥陀佛”之号，相续不断，即难仰仗佛力，消尽罪愆，永生净土，故为简单行之道。此道之精神且贯通教、律、禅，甚至涵摄全部佛法。故在此末法时代，唯有净士法门最受用。
　　
　　·神宗·
　　禅宗也有教判，即自称为“宗门”，而其他各宗派则为“教门”。而“宗门”的来源，与其他教派全然不同，乃释迦立教时“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在西天时以迦叶尊者为始，已传了二十七祖。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成为东方每一祖。嗣后一脉相传，到唐时枝叶繁盛，宋代以后成了中国佛教的唯一代表宗派。
　　禅宗传到六祖惠能以后，也分成了几派，有“一花开五叶”之说。但不管有多少派，禅法都重要心性的修养，故又称“心宗”；以心性判教，不但兼摄了佛教各种经典，而且把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也融合在内。故可以说，此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效融的果实。
　　
　　三、律宗判教
　　道理根椐“唯识法相宗”的理论为其础，建立“戒体”理论(下章详)。并本于此理论，又把“化教”分为“性空教”、“相空教”及“唯识圆教”三种。把“制教”分为“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种。
　　所谓“化教”，乃指教化性的义理，即佛陀教导众生的理论及方法。此种理论及方法主要是使人达到“定”、“慧”二学的教育宗旨，也就是“三藏”中“经”、“论”两藏所涉及的“定、慧”两种法门的教化，例如四《阿含经》、《华严》、《般若》等经典的内容均属之。
　　所谓“制教”乃指“制戒”或“制度”性质的义理，这是佛陀为了规范门人净修善道的行为规则，即“律藏”内容。在“戒、定、慧”三学中，“制教”为第一学“戒”所摄，它是其他二字“定、慧”的基础。“戒”是讲究实践的，必须从三业(身、口、意)去力行，所以“制教”站在门徒的力场来讲，也可以称为“行教”。在律宗典籍上，“制教”或“行教”二词是混用的。
　　综上所述，无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净土各宗派，从他们的“判断”中可以清楚看到，无不是以“化教”——佛说“经”及“论”的义理，为立宗依据(宗依)的。就是有律宗，却是以“制度”——行为规范，为宗依的；这是律宗与其他佛教宗派最特殊的分别。把“原始佛教”中原一并不复杂的行为规则与团体规范，循“判教”的方法，予以高度的理论化，变成了一门“佛教法理学”，创造了中国特有的大乘律宗，这是道宣为首的律师大备们的贡献，也是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的果实。
　　
　　四、“化教”与“行(制)教”的判释
　　道宣《行事钞》序云：
　　　　“显理之教，乃有多途；而可以情求，大分为二：
　　　　一谓化教。此则通于道俗。但泛明因果，识达邪正；科其行业，沉密而难知；显其来报，明了而易述。
　　　　二谓行教。唯局于内众。定其取舍，立其纲致，显于持犯；决于疑带。指事曲宣，文无重览之义。结罪明断，事有再科之衍。
　　然则二教循环，非无相滥。举宗以判，理自彰矣。谓内心违顺，托理为宗，则准化教。外用施不，必护身口，便依行教。
　　然犯化教育，但受业道一报。违行教者，重增圣制之罪。故经云：受戒者，罪重；不受者，罪轻。文广自明，所以更分者，恐迷二教之宗体，妄迷业行之是非，故立一门，永用蠲别。”(１６)　　
　　道宣又在《戒本疏》卷一云：
　　“今以化、行二教，用分诸藏。
　　何名化教？如何含等中，开演化导，令识邪正、因果、业性、界系诸法。言无所壅，义通道俗。意在静倒，离著化先。教本化人，令开慧解；本非对过而立斯教。
　　言州地教者，起必因过，随过制约。言唯持犯，事通止作。故教所说，非为静倒，但随行科。戒律一宗，局斯教参。”
　　“有人因此立化、制二教。化即如前，制唯戒律。”(１７)
　　综上所引，已清楚说明了南山律宗的“制教”精义与缘由，“化教”与“行(制)教”二者的区别、适用对象的不同，乃至违犯的不同后果。
　　惟其中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何以“行教”只适用于“出家众”(道众)？此说颇有疑义。
　　上引《行事钞》谓，化教“通于道俗”，而行教则“唯局于内众”，此说未尽妥洽。因为“内众”只及于比丘、比丘尼、式叉、沙弥、沙弥尼共“五众”。其余尚有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可受五戒、八戒，乃至菩萨戒，南山律宗虽少言菩萨戒，但五戒、八戒仍是列入的，故将此种“在家戒”排除在其所宗的“制教”之外，未免自我矛盾。
　　对此问题，宋朝的释元照也曾提出讨论，但答案令人难明所以(１８)。而近代的释弘一对此疑义，则一方面维护道宣的看法，认为五、八戒属于“化教”而不是“行教”(故“行教”仍局限在也家众)：另方面又说此二戒“义当制教”，是与其他“化教”不同者云云(１９)。让人看来，益加不明。
　　道宣之所以出此见解，应系拘束于《四分律》为“小乘律”的观念之故。其实，大、小乘之分，乃佛灭后近五百年之事，本非佛说。而戒律本无大小，是“一味”的，只因身分不同而受不同之或而已。况律宗的弘扬“制教”，本意在融通大小乘，再兴佛制，何可将在家二众排除在外？至于元照与弘一，所论若为尊崇律宗祖师，则殊无必要；盖此之“制教”本属见仁见智，可各抒其胜解的事，百尊崇古德前贤之道，若在学问解范畴，则贵乎青出于蓝也。职是之故，拙见以为，道宣此见有瑕疵，不宜因循。且今用“规范”观念，以指“、行教”内容，则此一疑义自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