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
　　　　　　　
来源：《南风窗》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上述情形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某种程度上，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与信仰的废墟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对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政治主张，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皇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

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

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获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获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