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法师与法源寺

      温金玉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在北京宣武区教子胡同南端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刹，即是法源寺。这座寺院不仅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也是目前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馆的所在地。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法源寺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近代高僧倓虚大师曾入住此寺，并任住持，与此座千年古刹结下深厚因缘。寺因人名，人因寺显。如今说倓虚大师离不开法源寺，而在所有介绍法源寺的著述中都会提到倓虚大师。本文就大师住持法源寺的因缘作一梳理。
      一、法海真源——一座敕建寺院的辉煌
      据《元一统志》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在此立寺，以纪念并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工程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又恢复“悯忠寺”名称。辽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时，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大致形成今天之格局。《大辽燕京大悯忠寺紫褐师德大众等》石碑，记录了辽代重修的过程。法源寺作为一座历史名刹，曾经历过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北宋末年，当金攻陷汴京后，掳掠了徽、钦二帝北上，就曾把钦宗拘禁在此。清初于此设立戒坛。雍正十二年(1734年)工竣，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赐名“法源寺”。乾隆四十五所，皇帝驾临，赐御书“法海真源”匾额，并作诗云：“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雄穷。命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甲寅创雍正，戊戌葺乾隆。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御制法源寺碑文》称:“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明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达矣，识心达本源”。
      法源寺成为律学重镇，其来有自，在唐代就已是以弘扬戒律为主的律寺，其律学之盛曾吸引全国各地的僧人投奔受戒，如义存(822-908年)、可止(859-934年)这样的高僧亦是受戒于法源寺。明代一度为禅寺，正统年间，僧相瑢重修后就曾请赐更额为“崇福禅寺”，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曾投古心如馨律师门下受具足戒的永海律师，由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请至法源寺，才再续法源寺的律宗传承，并重新恢复了悯忠旧称。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法源寺主要承袭的都是南京所传古林派永海律师所延法系，共下衍十三代。雍正十二年，皇帝将悯忠的名称更换为法源，特请来宝华山千华系文海律师来法源寺传皇戒，嗣后又命天月律师继席法源，代代相传直至清末的志果和尚。后人据此将法源寺的律宗传承分为两个法派：即从永海法师到十三代慧宽法师的悯忠系、从文海法师到道阶法师的法源系。在雍正之后，法源寺戒法不绝，一年两次传戒，成为北方律宗大寺。
      但自清末以来，法源寺诉讼纠纷不断，甚至差点被政府没收寺产。这些纠纷多由寺院僧众与住持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倓虚大师能够入住法源古刹是与此情形分不开的。
      二、法源法脉传承
      法源寺自万历四十二年被改为律寺以后，其律宗的传承有着长达200余年未曾间断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其继任情况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其住持传继有较强的封闭性，向来是师徒相承，外界难以干预,继任者一般都在法源寺中有过较长时间的担任执事的经历，如悯忠一系，从第一代至第十二代皆是如此。而第十三代的慧宽则是因为雍正皇帝礼请文海法师，法源寺改换派系，才不得已退居于广慧寺。法源一系，情况大概相似，自1735年至1906年的171年间共有七代十三位住持，每代住持的在位时间平均有二十余年，而每人在位时间平均也有十余年。
      第二、法源寺与皇家的渊源很深，住持传承比较容易被皇家左右，即皇族对于寺院住持的更替有着绝对的权威。悯忠一系的开山祖师即是皇太后礼请而来；随后的顺治、康熙都与悯忠系的诸祖有过来往，后者更是数次亲临法源寺，赐匾赐物使得法源寺看上去极为显赫。然而虽然康熙对悯忠一系青眼有加，到了雍正皇帝时却更青睐宝华山的正统律宗传承。吕铁钢、黄春和两位先生在《北京名寺丛书•法源寺》一书中认为悯忠系是走出宝华山远上京都的分支，“经过近百年的传播，与宝华山律宗相比可能走样或退化”；“雍正皇帝为振兴律宗，特请来宝华山律宗传承的正脉传人，发挥正脉的正统作用和影响，不失为一个上佳的选择和举措”，至于悯忠一系第十三代慧宽法师，则“领会世宗重振律宗的圣意，主动率其徒众退居到定慧寺别院”。此后，法源第七代的昌涛法师原本在广济寺担任住持，因1867年曾与醇王、钟王、孚王交厚，随后奉召接任慧照法师为法源寺的住持。这三人的住持法源可以说是完全由帝王安排的，如此可见，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决定寺院住持的人选，法源寺俨然是皇帝的“家庙”了。因而，寺院能否正常传承下去，传承的是哪个宗派，与当政者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在皇帝不干涉寺院住持选择的时候，法源寺的住持传递在佛教内部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或者叫“惯例”，如十方传贤、十方传法、子孙剃度等，一般而言，如不受外界干预，传法丛林的住持虽有更迭，所传法脉是不断的，有法卷等为证。这虽系指禅宗的寺院而言，然明代以来天下寺院多为“禅寺”，律宗、贤首、天台诸宗在寺院制度规范等方面深受影响，大致与禅宗寺院相同。由于戒律的要求与特殊性，律宗更是一个很重传承的宗派。至于其传继，应说是以禅宗“十方传法”这种方式为主，住持之位由师父传徒弟，如果徒弟不止一个就按师兄弟的顺序依此担任，这从对其的取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禅门日诵》中律宗一系的派辈诗为“如寂读德真常实
       福性圆明定慧昌  海印发光融戒月  优昙现瑞续天香  支岐万派律源远  果结千华宗本长 
      法绍南山宏正脉　灯传心地永联芳”，考历任方丈可见自雍正十二年以来，法源寺的住持传承取名是完全依照此派辈而来，若要承继为法源住持，则必须由上任方丈传法，重按派辈诗赐法名方能顺理成章得接替寺庙，否则名不正言不顺，是不能接任的。如志果是“遥接”海祥的法，又有名“印裕”；后来的道阶也被视为志果的法子，在法源寺中排“发”字辈另名“发践”。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国成立以后法源寺住持更替的情形：志果住持仅两年(1909-1911)就退位了，并奏请内务府，钦定湖南来京的道阶法师为住持。而道阶在住持法源寺的后期(1925年左右)诉讼缠身，官司从警察局打到了内务部，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1928年，在元帅府当总参议的杨麟阁派警察将道阶乃至其徒众全部赶跑，迎请倓虚法师接替住持；倓虚接替仅几个月，就让位给了道阶的法徒空也法师。空也住持也仅仅两年(1928-1930)，就于1930年4月18日被退居志果以及昌元、德玉等十二人联名告到北平社会局，由社会局撤革其住持之位，改为德玉继任。但德玉上任仅几个月后，因为庙大难管不能胜任，弃庙而走。接任的人为梵月……法源寺住持如走马灯一般变换，让人不禁有眼花缭乱之感。深入考察其内部的原因则有助于我们通过法源寺的个案，透视民国时期寺院制度的变迁。
      三、倓虚大师入住之因缘
      倓虚(1875—1963)，法号隆衔，俗名王福庭。河北宁河人。1917年，依涞水高明寺临济正宗印魁法师塔出家，由纯魁师叔代收，法名隆衔，清池法师赐号倓虚。不久，在浙江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拜天台宗第四十三代传人谛闲法师为师，甚受谛闲大师器重，曾赞叹说：“虎豹生来自不群。”
      1925年被正式接纳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嗣。一生创寺无数，培育僧才，埋设火种，为中国近代佛教之复兴贡献良多。其复兴创建之寺院有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沈阳般若寺、沈阳永安寺、天津大悲院、西安大兴善寺等。曾在北京弥勒院开办佛学院并主持北京古刹法源寺。1931年在西安大兴善寺任住持并传戒办学。1932年到青岛创建湛山寺并任住持。1935年创办湛山寺佛学院。曾到即墨、平度、龙口、烟台、济南等地弘法。1949年到广州主持复兴光孝寺，后移锡香港。1950年当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第一任会长。其后数届当选均以老病婉辞，集中精力于佛教教育事业。在香港先后创办了华南佛学院、天台弘法精舍、谛闲大师纪念堂、中华佛教图书馆、青山极乐寺佛教印经处等。他毕生致力于振兴佛教，弘扬佛法，主张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创建丛林、佛学院多处，培养佛学人才广布海内外。
      关于倓虚法师入住因缘，他自己曾经在《影尘回忆录》中讲到道阶与志果的相互关系：“智(志)果老和尚是道阶的法和尚。他和道阶的因缘，是因道阶，湖南人，朝五台山，路过法源寺挂单，正赶智果老和尚用钱，道阶给留了五百两银子，言明智果老和尚将法传给他。后道阶朝五台山回北京，要接法源寺，智果老和尚不愿意，道阶要告他。智果老和尚害怕，乃传给他。后智果老和尚怨道阶，意思想找一个北方人，再另传座。”
      当然，后来志果曾自称法源寺“崇尚律宗，虽系法门丛林，推选住持非戒律谨严者不得充任……比有道阶来京请大藏经，观其行持戒律精严，查其言语善能讲经，并在南方各大刹充过住持，钠遂留伊驻京”，并在发元等人控告道阶盗卖寺产私运古物的过程中多次替其辩护。只是后来道阶被东北军阀逐出法源寺，空也任住持时才反对空也继位，并与其徒昌元、德玉等一起将其赶下台。
      事实上志果在难以掌控法源寺、并且道阶许诺了一些条件的情况下，自愿将法源寺让与了道阶住持；不过，志果并不承认道阶的法徒空也等人的继承权利。因为其在传法时除道阶外，还传给了发元与发慧两人，按照法源寺旧例，道阶如退位，当由发元、发慧这两位法兄弟依次接任才是，况且志果尚在，是老和尚，按惯例是要征求他的意见的；只有发元或发慧来担当，才能保证以后的法源寺仍是志果的法脉，而如由道阶的法徒接任，以后的法派便是道阶的湖南系了，道阶以后法源寺绵延日久的住持之位争夺的原因概在于斯。
      此后法源寺的住持纷争，主要是外部人员的纷争，即志果一系与道阶一系法徒的相争了，与本身悯忠一系的法统再无关联。
      道阶法师(1871-1934)湖南衡山人，曾从八指头陀寄禅法师、南嶽默庵法师等人修学，30岁(1900年)时任湖南金钱山住持，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间(1906-1907)赴南洋远游并取回玉佛、舍利等圣物，在南方影响颇大，如太虚、圆瑛等人都曾从其学经学教。后为了给金钱山寺请大藏经，专程赴京，结识了柏林寺的清一法师
      ，为其引缘于1909年接弘慈广济寺志果法座，从此开启了其在北方的佛教活动。道阶先是在其住持的广济寺内发起僧自治研究会、佛学研究会、中央佛教公会佛教僧林会等组织，又在南派掌控的象坊桥观音寺、龙泉寺等地讲经说法，募设佛经流通处，大力开展弘法活动。1911年从志果处接得法源寺后，便将广济寺住持传给其法子现明法师，主要以法源为中心活动。
      当时的法源寺内“僧徒多不守戒律明教义，吃荤饮酒吸食鸦片，视为正当，不知禁革”，道阶在改革内部恶俗的同时，也注重与外部的交接，从1911年到1925年间，法源寺在道阶的主理下可谓蒸蒸日上。一方面，道阶大力开展弘法活动，与严复、梁启超等在法源寺发起释迦牟尼佛诞辰二千九百四十年纪念法会、朝野风动，盛极一时；又创办法师养成所、编修《法源寺志》等，再加上如王恺运的丁香诗会、泰戈尔等名流来访等使得法源寺在北方风头极盛，影响益大。另一方面，道阶更注重对寺产的收复整理，竭力维护寺院自有的固定收入。虽然在前清时法源寺仅土地见诸契纸的就有一万一千余亩，房屋上千间，但由于前代管理不善加上外界攘夺，几乎变卖抵押损失一空。发践接管后“苦心孤诣、不避谤怨、诉讼法庭，逐渐力争取回者约二千余亩，经法庭判决归寺所有尚未实行教地者又若干亩，被前任住持将地抵押借款，经发践依次筹措偿清债务收回各地实际能按年取租者，亦仅数百亩。”共收拢了约4000亩土地。房租加上地租，使得法源寺逐渐弥补各项债务，慢慢走上正规。法源寺自清晚期以来几十年间未曾再传戒，在道阶的主理整顿下，于1921年、1923年、1924年曾三次传戒，再现法源寺之律宗大寺的荣光。道阶在任时是很有作为的，以至于在后来打官司时，连其反对者的支持人也不得不承认“若论发践为人，甚奸诈，对于清规颇为遵守，讲经说法亦有心得。该发践自接住持以来，修葺庙宇添盖房屋二百余间，经营亦颇不易……其发践虽说人性不佳，实能执掌庙务。”
      道阶仅翻盖修建与佛像装金两项就已费银五万三千余元，而新债只有七千余，总共一万七千元的债务再加上利息，与志果所言的两万余元相差不远。这样算来，法源寺背有两万左右的债务应是可信的，那么，除此之外其余四万六千元就都是道阶一手筹集而来的了，其经营管理寺院的能力可见一斑。
      倓虚法师曾提到，道阶在位时法源寺官司不断，遭到了很多居士的鄙夷；事实上这些官司大都是道阶为争取原本属寺所有的庙产而进行的，真正涉及到道阶本身的诉讼，据档案看来应该是在1925年左右，此时道阶已经住持法源寺有14年之久了。北京市档案馆藏有编号为J181-18-21896、21897、21898，题名为《内务部关于法源寺僧发元称前往持发践有抵押寺盗卖佛品的情形望查复的训令(一)、(二)(三)》(1925年1月1号—192512月31号)的三卷档案，详细记录了此案经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流程。
      道阶被告的原因，据其自称是因为要夺回庙产，而反被盗卖盗买之人先行诬告(见前文土地一节的第七项)，更有原被摒出寺的僧人衔恨报复。道阶在寺期间虽然大有作为，却因诉讼过多引来各方怨恨，并造成了不太好的社会影响。
      1927年至1932年间，法源寺的住持数易其人，先是道阶被奉系军阀赶跑，倓虚法师接位；奉系撤退后，倓虚法师将住持交给了空也；后空也被告，住持转由德玉接任；而德玉又弃庙而走，社会局撤销了原来的处分，1931年4月重新请空也住持；1932年12月空也退居，由其法子梵月接任住持。这一时期的法源寺与当时的北京政局一样动荡不安，详究其情，颇有助于我们比较直观得感受了当时寺院与政治的关系。
      据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所载，道阶在与发元的官司了结后，1927年又被自己的法子广福告上了法庭
      ，其在北京弥勒院办学时就有居士找到他，认为此事“于整个佛教大体太不好看”，请求其“和杨参议(元帅府总参议杨麟阁)说一下，叫内务部批到佛教会办理说合”。杨麟阁曾在倓虚法师门下多次听法，因为“这班和尚弄的事，简直太不象话”，索性将道阶等人赶走，迎奉倓虚来执掌法源寺。倓虚虽然不愿执掌，但更不能眼睁睁看着堂堂法源寺被政府没收，只好接手清点法物，继续偿还债务。这期间，道阶曾将倓虚、警察厅和内务部告到司法最高法院之评议院；又来信让自己的法徒广济寺方丈现明法师控告倓虚夺庙(现明有一个皈依弟子任检察厅厅长)。为了解决这些麻烦，内务次长齐斐章建议“这事情，如果以法律解决，恐怕三四年也不能了结，太麻烦，不如以行政解决痛快。请法师再找杨参议来想办法”。倓虚法师去找杨参议时，奉军已败，革命军进驻北京，倓虚遂得脱身，意图将寺产付与可靠的人接手。此时有三个人选，一是现明的徒弟宗月、一是道阶的法徒空也、一是志果的法徒发元；由于宗派大、人多、古物也多，现明不敢自己做主，倓虚也不信任发元，于是交给了“比较靠实”的空也法师，为此却将北方派的志果及其徒众全得罪了。
      这一事件的详情档案中并无记载，大概主要是因为军阀参与的方式过于不符合当时政府的政策，故而难以以文件的方式行诸程序。由此可见，当时军阀对寺院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直接可以操控寺院住持的人选，以致“法律不如行政来得迅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样，倓虚也必须重新从志果那里再接一次法，才能名正言顺的成为真正的住持；而有意思的是，是社会局要求倓虚重新来接志果法脉的，以从形式上能够完整立案。可见政府即使“蛮横”插手寺院的内务，但也还一定程度上遵循着佛教内部的规定。
      空也法师是道阶的法子，亦为湖南人，时兼任天宁寺方丈，遂接手法源寺。1930年4月18日，律宗法门法长志果及昌元、德玉等十二人联名以“私擅抵押寺产、典盗法物、有意侵吞”等情将空也告到社会局，社会局随即将空也传局拘留数日，后4月30日经取保释回，仍由公安局派警驻寺监视；社会局并拟组织法源寺寺产清算委员会，清理寺产，查看空也有无典盗寺产等情形。6月6日社会局批准原告等请，以德玉接充法源寺住持，中华佛学院也随之解散；天宁寺的养泉等人也趁机控告空也，又剥夺了其天宁寺住持之位。嗣后的事情未在档案中找到相关文档，《海潮音》曾有文述之，谓“空也莅寺，莆及二年，讼事又起，时山西佛教会会长历弘和尚适在北平，社会局拟邀历弘和尚主持法源寺事。历弘和尚谓春秋立嫡，无嫡择庶子中之长兴贤者而立之。该局局科长等均首肯，当此之时，太虚法师亦在北平，佛教会主席台源和尚拟将该寺改为委员制，推太虚为主席，不果。社会局仍按法派令德玉和尚为该寺住持。”可见在德玉接任之前，还有历弘、台源等人的参与；而台源提出的将寺改为委员制，似是效仿当时社会的议院制度试图对传统的寺院管理模式进行改组，不过没有付诸实施，事后也并未发现北平有以委员制为组织形式的寺院。德玉接任后，因解散中华佛学院、驱逐学僧，于六至八月间被告到社会局与教育局，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1931年一月，法源寺僧人呈报社会局德玉因债务过多无法负责，遂潜逃他处，庙务无人负责，请局“转饬该管区派员会同将该寺重要库藏之处共同封锁办理”
      ，并另选住持，社会局撤销了原处分，准空也复职，并向空也重新移交查点了法源寺被查封的各种契约法物。这段历史刊载于1931年的《佛教评论》所附载的“北平法源寺讼案之真相——北平社会局娄局长呈市政府文”，而档案前缺，唯有1930年12月后者。据“娄局长”的呈供，志果等似是贿通了原社会局科长苏仲欣等，才未予详查即行拘留的。而1930年12月北平市政易人，知非等再次呈请政府详查，志果德玉等皆属“畏罪”潜逃。空也本拟“洁身引退”，后“惟念法门式微，教育基础未立，而整理寺务复蒙市政掌管热心护持”，乃勉遵局令，继续努力。不过，空也1931年4月正式复位后，只一年便于1932年12月将住持之位交与法徒梵月，自己则于1933年6月回湖南住持祝圣寺。
      东初老人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亦描述此事说：“光绪三十四年，因迎请清帝所颁之龙藏，自燕归奉金钱山。时京中法源寺主智果禅师，慕公道学，欲揽为法嗣，光耀祖庭，公乃随喜应允。自此一身而兼主南北二剎。法源寺，原属唐代愍忠寺，唐太宗东征高丽旋师，驻跸于此，建寺超度战死忠魂。隆至清季，雍正改为今名，寺奉南山律宗。民国成立，寄禅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设机关部于北京法源寺，道公兼任机关部部长数年。任期中设法师养成所于法源寺，教育僧徒，俾弘教义。民国二年，适为佛诞二九四○年，举行庆祝大会，朝野咸集，盛况空前。(见太虚作《南岳道阶法师小传》)。民十为法徒天真独力捐助印经纸费，因得印成大藏经全部，供奉于耒阳天中寺。民十四年代表“中华佛教联合会”出席日本召开之“东亚佛教大会”，被推为东亚大会会长，漫游日本名胜古剎。返国时顺道游览台湾名胜，以藉察台湾佛教状况。奉军入关，扬宇廷等利用职权，借故逼使道阶法师远游南洋各地，迎倓虚主持法源寺，不旋踵间，北伐成功，奉军退出北平，道阶法徒空也，遂乘机逐出倓虚。空也莅寺，甫及二年，又因住持发生风波，改由德玉住持。”
      如今九十多岁高龄的梦参长老曾回忆说：“倓老法师，他想做什么，如果他认为是正确的，他一定要做；做了，任何人都反对不了他，大家可以看“法源寺”那一段。倓老法师接了法源寺的方丈，外面的压力，结合旧势力老和街的压力来压他，他都能坚持，这是他的外相。他的行持，他内里的观心方法，是大家所不知道。”
      《影尘回忆录》中法师曾于此事有这样的感慨：“做事难的很！各方面都要顾到。自己的脚步还要站的稳；如果有一方面顾不到，事情考虑不周全，以后就要生麻烦。同时在办事过程中，自己还要有忍耐，有毅力，如果一点忍耐劲没有，经过一次挫折，就再不愿出头，这样事情绝不会有成功的！要知道世间一切事，不能全如人意，有顺心的事；也有不顺心的事，在做事的时候，什么都能遇到的。例如一九二八年，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那就是不顺心的事。有些不明真像的人，以为我另有用意。现在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真像起见，把事端的原委给大家说一说。”
      总之，梳理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年间佛教之衰败与无奈。无论如何，倓虚法师接手法源寺，都是出于护寺安僧之悲心。他老人家一再申诉其实也是使后人要理解他“不忍圣教衰”的苦心！
      
      附《影尘回忆录》关于法源寺的段落，供大家参考。
      最初是因道阶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打到内务部，互相攻击！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杨麟阁在元帅府当总参议，请我到他公馆讲心经和金刚经。当时长春正修般若寺缺款，在讲经之暇，我请杨麟阁帮忙，给募一部份捐款，备修般若寺，一时北京城传遍，说我化缘修大庙。有一天，早饭后，我刚给学生上一堂课，胡子笏居士来了。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已吃过，闲谈话间他说：“今天来求法师办点事。”“什么事？”“这事大概你也早已听说了。”胡居士说：“法源寺道阶法师，因往外运古物，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互相攻击，已打到内务部，谁也不让谁。经人调解也调解不开！若官府认真，把法源寺完全没收，于整个佛教大体太不好看！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我们在家居士更没法管。现在你给杨参议讲经，求你和杨参议说一下，叫内务部批到佛教会办理说合，这事还和缓一些。”
      我说；“我与杨参议无交情，我去杨公馆讲经，是由赵荩臣做介绍。我和杨参议，仅一面之识，不便和他谈这话，须另想办法，最好是找赵荩臣，因他和杨参议熟，是同学，对说话较方便。”正说话间，赵荩臣来了。我说：“这事你求荩臣给办理吧！”赵为人很爽快！当时一说，满口应承，胡居士很欢喜！赵荩臣说：“事情要办马上就办，现在杨参议没上班，可以马上去找他。”于是两个人坐洋车到杨公馆。赵荩臣和他把法源寺打官司的事一说，杨参议初信佛，说“这事好办！”于是叫秘书写一封信，交给胡居士，“你们拿信去办吧！”两个人从杨公馆出来，又到内务部见内务次长齐斐章，请他对此案格外方便。齐斐章对这事很为难，不照办？现有杨参议的信，于他面子过不去；照办？于公事程序上又太不像话，沉思了半天，末了他说：“关于法源寺一案，已批至警察厅，着其查明，待复后必照办！”两个人很欢喜从内务部出来，又到弥勒院见我，说事情有希望。这时杨参议每天晚上用汽车接我到他公馆讲经；可是起初杨参议并没和我谈过法源寺的事，过四五天，在讲完经，杨参议对我说：“你看长春般若寺修不起来，缺款五六万不好募。此地法源寺庙很大，庙产也不少，里面出家人不守规矩，胡闹，现在师徒俩打官司，已打至内务部。前几天有胡子笏和赵荩臣两个人找我，想把此案批到佛教会调解。当时我写一封信给齐次长，昨天我去道谢他，齐次长说：‘事情不好办，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庙，里面古物法器，很多，住持道阶，私行外运，至南方被海关扣押有据。现在师徒两人以罪名控告，谁也不让谁，各说各有理，将来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没收，或另派新人。’当时我说：‘这还了得！和尚是专门做善事的，为人天师表，现在居然也做起坏事来，要他作什么？’我想这是一个现成的庙，把他们赶走，法师去住不很好吗？省得再化缘去修般若寺………”(听他说话就知是大老粗。)
        
      “不成！”我说：“这事情你不要太认真，这是师徒互相抵赖，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出家人规矩，你不明白，无论到任何地方也不许强占人庙！况且当法师的，到处给人说法，做模范，更不应当办这事，如果真这样的话，人必说我仗势夺庙，将来怎样对人？至于修般若寺，也不是无庙才修，我现在已有好几处庙；如哈尔滨极乐寺，沈阳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北京弥勒院，其他还有好些小庙，统计起来，已有六七处庙可住；而且我到那里弘法都可以，何必占人的庙，这太失出家人的本分，也不够当法师资格。他们的打官司，只是家务事，与外人无关。”
      杨参议悻悻然又说：“这般和尚弄的事，简直太不像话？”
      我说：“凡夫境界，谁都有一时看不开的时候，而且事情也未必属实！出家人的事，各有各的因果，请你不要过问此事。按在家学佛立场来说，只有恭敬三宝；赞叹三宝，不准说三宝的不好。不是有句格言吗：“大居士不言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你现在是居家学佛之士，不能说出家人的长短如何，不然就有毁谤三宝之名，将来都免不掉有因果。事情虽然在你眼里看他们都不对，可是在如来眼里看他们都是未来诸佛，而且佛最爱惜他们，最可怜他们！出家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闹事，是他招魔，原因是他的道业比先增长了。他们未尝不是诸佛再来，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轻易了。”
         
      经我这么解说之后，杨参议不再往下说了。之后，这话由杨公馆当差的把话传出，说“道阶和广福打官司至内务部，杨参议要把法源寺没收，和尚赶出去，把庙交给倓虚。”有人拿这话问我，我说：“没有这事，杨参议因他们打官司闹的太凶，虽然说过这话，经我给解劝之后，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且我也没接人庙的意思。”
      经过各方面的哄嚷与传说，弄得满城风雨！对于我接法源寺的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我看风声不好，将来有麻烦，为避嫌疑，要回哈尔滨。在讲经时，给杨参议告辞，杨参议说“你等几天吧！我也回奉天，可以一块走，还省车费。”过半月，和杨一同坐专车，在车上他特意给预备的素菜，到奉天他很高兴。又请我给兵工厂员工讲金刚经，以种善根。从奉天我去哈尔滨，直到明年正月间，杨参议给化的修般若寺款也未汇到。
         
      人应该受多大麻烦，想脱也脱不掉，事情到了跟前，让你没办法，不知不觉就陷在漩涡里去了。有一天，我在极乐寺忽然做一梦，觉得路很难走，道也不平，累得很难过，肚子很饿，想去下馆子，又恐人看见笑话。乃打听当地人，有没有慈善机关去赶斋。他说：“你往前走就看见咧！”我往前走，见一佛教会。心想可以进去吃顿素饭。进门后，见有三间横房，穿堂而过，有男女数人，在里面握手牵衣，嬉笑谑浪，也不理人。当时我想：这一定不是好地方，如果是好地方的话，还有这些人在这里面闹，见出家人一点道气劲没有。再往前走，猛一看！大吃一惊！下边惊涛骇浪，再迈一步，便掉漩涡里去！也不敢再往前走。水上有一二小船漂浮着，我因骇怕掉在水里去，乃慢慢蹲下，见四外房子都冲净，土亦渐渐坍没。正在害怕之间，忽然一下惊醒！我想此梦不吉，一定有被牵扯的事。下早殿过斋堂后，佛教会来一电话，说北京来电报，一会差人送去。不一会差人来，电报乃是杨参议来的，很简单几个字“请速至北京，有要事相商。”当时我接到这封电报后，也不知有什么事，心里踌躇得很！担扰到北京后，把法源寺的事弄在身上，一时抖擞不下来，以后惹麻烦而又失面子。这样弄得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如果真的不去，恐怕对不起杨参议，而且他正在给长春般若寺化缘。去到之后，万一是为法源寺事，又免不掉出是非，真是左右为难。后我与定西法师，及极乐寺国文教员张子真先生商议此事，并告以梦中所见，他俩都说：“做梦无凭，还是去吧！”于是我坐火车到北京，见赵荩臣问有何事相商。他说：“杨参议还是请你接法源寺。”我一听说法源寺，知道事情糟了，免不掉自己又被牵缠。但已来京，又不好马上就回去，只好看事情的结果如何。接着赵荩臣说：“自你走后，法源寺听说政府要没收其庙，惧而和好，官司两下不打了。道阶被逐后，又重新请回来，升座复位。腊月二十几，道阶在斋堂给大众表堂，说：“倓虚和杨参议相好，要仗势力夺我的庙，他依北方人势力大，不如我南方人智慧大！坐官的人，在台上耀武扬威，下台之后，任啥也不是，背下因果，将来免不掉下地狱！出家人认识个破参议，就觉了不起，如果再认识大元师，就不知姓啥了。想仗势夺庙，那是打妄想，我敢说一句大话，他绝办不到……”斋堂里四五十人，南北方都有。南方人听到这话还好，北方人听到这话，未免有点刺耳朵！于是把这话传入杨参议耳中，杨参议大发雷霆说‘道阶这东西真可恶！接庙是我请的倓虚法师，人家几次推辞不干，现在他胡作妄为，我们不管他，他反胡说八道不服，叫警察把他们赶走！庙给没收！’一声令下，腊月底快过年的时候，去几个警察，到法源寺，硬把道阶等赶跑了。因为仓促之间，道阶什么东西也没拿走。法源寺本是多年古庙，里面古物很多，去一两个警察看不过来，也不敢负责，乃报告警察总监。总监说：“可以把门封上。”光把门封上，不用人看还是不行，万一里面古物有损失，警察也担不起；而且在那里看守，既没人管饭，又没人给钱，几个警察，寂莫萧条的，天天像老和尚一样，在庙里闲呆着，因为有内务部命令及地方责任，又不能不看守。过十几天，警察不够用，叫警察厅打电话催杨参议；杨参议当时也想不出办法来，过一个多月后，预备组织委员会，把法源寺整个没收办学校，古物归陈列所保管；委员已派定，预备接收，并商讨入手办法。后经人劝他，不必如此，多年古庙，这样一弄太可惜！但法源寺现在已竟封闭，别无完善办法，忽然想起让你接庙的事来，乃让我替他打电报请你来京去接，你如不接，就实行把法源寺归公没收了。”
      之后我去见杨参议，他也是拿这一套话对我讲。我解劝了半天，他官僚脾气，不听那一套！说什么也不成。无论如何让我去接，我不接就把法源寺归公办学，马上派委员去接收，并和我商议入手办法。我知道这是一个骑虎难下之势，他本是一个武人出身，而且正在当令的时候，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给他面子，让他下台阶，事情是不可挽回的。可是他硬让我去接，这等于拿一套枷锁，硬往我身上带！弄得我进退维谷，怎么都不好！如果不去接，得罪杨参议，把法源寺充公，多年古庙废了；长春般若寺的款募不起来，也修不成了，如果去接，人必说我依势凌人，鹊巢鸠占；而且法源寺的人，也绝不容许去接。反来覆去觉得这事太蹊跷！想不出好办法来。这时北京城哄动一时，都知道倓虚来北京，要接法源寺。
         
      我的意思，是用和平办法，两下调解，给杨参议转面子，让他下台阶，法源寺仍旧保得住。办法是让道阶退居，因他和他的法子；以及其他人帮着打官司，都是为了争住持。如果在这时把住持更动一下，一则给杨参议转面子，二则法源寺产业还能保得住。当时广济寺住一位老和尚诚修师，和法源寺是本家，去见我；我把法源寺事。前前后后都给他说明。虽然杨参议力主让我去接法源寺，可是我并没那野心。杨参议我解劝了半天他也不听，事情已弄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要给杨参议转面子，且道阶法师做方丈已廿几年，可以退居传法子，这样与各方面都圆满。不过在过度期间，我要到法源寺走走场面，做一个跳板，监护新方丈升座，和平办理此事。将来事办妥之后，我离开法源寺，任何流连也没有。诚修师很赞成，也主张这样办法，他先去给道阶疏通，征求意见。道阶一听大上其火，说：“倓虚若来，我必告他。”他以为我在里面作祟，仗势夺庙，我看这事不好办，想不管。之后，诚修师屡次找我，让我到法源寺办理此事。我说：“我不敢去，也不能去，我的意思本为给人调解，保留法源寺古庙，并没心侵占他人产业，这样一来，弄得我成仗势凌人了。”
         
      这时警察因忙不够用，警察厅及第二分署署长，找我几次想办法；并言庙内宝物甚多，恐生意外。诚修师亦办劝让我去法源寺，因此使得道阶更恨我说：“倓虚若来，我必发火烧他……”过两天第二分署署长来请我，我把情形一说还是不敢去，他看没办法，拂袖而去。晚上又来找我说：“请法师去吧！这回你不用害怕，我已把他们全赶跑！汽车顾好了，在门外等候！”说这话已是三月初几了。
      唉！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在外面做事应酬人实在太难了，明知这是火汤，为了保留法源寺这个古刹，也要去蹈一下。这时因迫于不得已，乃偕同澍培法师；还有其他十几个学生，由分署的人陪着，一块去到法源寺，看庙里有执事的出家人，全被警察赶跑了。只剩旧监院德玉师，还有十几个伙计，都是南方人。我用言语安慰他们，并告此事不关我事。前几天我不知道杨参议已指派委员没收法源寺，和我商讨入手办法，如果我不来，他们要没收办学堂，我来；不过暂时维持这个地方，将来事情办妥之后，因我别处事情多，还要离法源寺，绝不恋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