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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大师——中国近现代佛教界教育家(哈斯朝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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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大师——中国近现代佛教界教育家
哈斯朝鲁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为剧烈,社会变化更为急速。在清末民初,北方的佛教非常衰微。华北的佛教,历来以北京为中心,当时京城有1100多处大小寺庙,但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都是以经忏和交际为主。东北的佛教更是衰微,以往没有讲经的法师,一直到1921年,倓虚大师到东北办僧学,才有了弘法的法师,使东北缁素两众闻知正法,东北佛教得到复兴。倓虚大师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所兴建的寺院有营口的楞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青岛的湛山寺等,经他复兴的有吉林的弥陀寺、天津的大悲院、沈阳的般若寺和永安寺等。他把生命的最后15年在香港度过的,在那里弘法圆满。倓虚大师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教育家,他一生中所设立的佛学院就有13处之多,他所兴建的寺院均附设有佛学院,他造就的僧才及度化出家的僧伽难以数计,像黑龙江的定西法师、吉林的澍培法师、山东的能阐法师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建寺兴学的同时,在各地讲经说法43年260余会,讲《心经》64遍、《金刚经》42遍、《弥陀经》24遍、《楞严经》13遍,其他经论疏注各数遍不等。
      一、与佛有缘
      倓虚大师(1875 —1963年),俗姓王,名福庭,清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初一诞生于河北宁河县北河口北塘庄。父亲王德清以帆船贸易,到各地做买卖为生。母亲张氏生了七八胎,都没有养大,36岁时生了他。三岁不能呼父母,惟言“吃斋”二字。他11岁时进入私塾读书,断断续续读了四年。14岁时,母亲送他到一家铺户学买卖,学了半年就回家。后来有了出家的心愿,40岁时曾到北京附近的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听宝一和尚讲经,欲出家,又不果。          
      1917年,倓虚大师43岁时,“感觉到人生在呼吸间,世网萦缠,终无了期,便毅然放下一切”[1],经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的推荐,在河北涞水县高明寺求纯魁禅师剃度出家,法名隆衔。落发之后,两位法师开示了一番:“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像另转成一个人一样。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从此改头换面,做丈夫事,行人之所难行,做人之所难做。将来主持佛法,宏范三界,成无上觉,为天人师,方不负出家学道一场!‘隆衔’两个字,如同刚一下生起的乳名,受戒的时候,再按照名字的意思,起一个学字。出家之后,最初要先学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这是最要紧的事!”[2]
      剃度后随清池和尚来到天津清修院,打鼓撞钟、收拾佛堂、打扫院子。          
      同年9月,南下浙江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并留在谛闲大师所办的佛学研究社里学习天台教法。“他在社学习期间,发奋忘食,十分努力。很受到谛老的重视。事实上,谛老也因为弟子多是南方人,北方佛法衰微,他希望能培养出几位北方弟子,以复兴北方的佛教。”[3]
      就拿倓虚大师的话说:“谛老法师,对于教导后学方面,得算煞费苦心!无微不至。处处鼓舞学生,处处想造就人材;尤其对北方同学,格外慈悲的很!因为他看到北方佛法很零落,久已想到北方来振兴佛法;但因为言语不通,也碰不巧这种机会,所以总想造就几个北方人材才满愿。因此凡有北方去学教的人,就特别优待,特别亲近。……尤其对我,虽然我岁数较大,却处处受到他老的另眼看待和教导。说到这种地方,真使我们北方人,特别感激!拿我个人来说,当初受到他老那样的宽容重视,慈心成就,真是我的法身父母,慧命导师,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感激得涕泪交下!”[4]
      1918年3月,北京的佛教居士们发起“戊午讲经会” ,请谛闲大师讲《圆觉经》。“谛老以倓虚是北方人,带着他去,语言沟通上方便些。另外同去的,还有仁山法师和戒莲法师。”[5]
      谛闲大师在北京讲经3个多月,7月份师徒4人南返。倓虚大师在这期间,缔交了叶恭绰、蒯若木、蒋维乔、江味农、徐蔚如等居士。“以后他的弘法事业,得到这些人的护持与支援。”[6]
      1919年,谛闲大师赴五磊山传戒,清池和尚为教授,倓虚大师赴天津清修院代主院事,戒期后仍返宁波观宗寺。          
      倓虚大师回寺后,在观宗学社又要苦学,1920年秋三年修学期满。于是,他辞别谛闲大师行脚参访,与派往北京请藏经的禅定和尚同行。是谛闲大师的关怀和教导,唤起了他人生的勇气和希望;观宗寺三年的修学生活,不仅使他找到了求学修法的途径,而且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三年后的今天,他要离开受戒、学教参禅的观宗寺,离别慈爱尊敬的谛闲大师,告别朝暮相处的同修,真是难分难舍,从心底里感激和崇信他们。
      二、建寺办学 讲经弘法
          倓虚大师“佩台宗法印,生平职志以讲经宏法,建寺安僧为主。状貌魁梧,声如洪钟,每一升座,四众云集,披隙导窾,莫不如所欲闻。”[7]
      他在北方各地讲经说法,深入浅出,广受僧俗爱戴,在东北声誉日著。“一九二○年,回北方后,即随了各种不同的因缘,从事办学、修庙、弘法等工作,三十年来未曾稍憩。计自一九二一年起,共创建十方弘法大丛林九处,弘法支院十七处,佛学院十三处,在家中学两处,小学两处,印经处两处,谈经二百余会,著述十余种。曾在门下受业学生一千余人,培养已能在各地担任弘法事业者三十余人,传法者十四人。计三十年来所有徒弟、徒子、徒孙、戒弟子、皈依弟子、学生及各地直接信众法眷属等不下十几万人!”  [8]
      他一生中兴建了许多寺院,尤其是复兴了东北佛教。“最初发起修庙,是在营口。其次是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沈阳般若寺;绥化法华寺;青岛湛山寺;天津复兴大悲院,这是几处比较规模大的。其他在东北还有十几处小庙子,直接或间接都有些关系。”[9]
      (一)在华北弘法          
      倓虚大师同禅定和尚经上海、南通、天津、营口、哈尔滨、沈阳来到北京。“从离观宗寺,东跑西奔,走了好些地方,对印藏经的钱,已经募到五千多块。请求印刷藏经的呈文,也得到政府的批准,这算都办妥了。”[10]        
      1921年春,倓虚大师应北京佛教筹赈会之请,到河北省井陉县显圣寺讲《金刚经》、《弥陀经》和《地藏经》一个月。1925年4月,应北京柏林寺之请,讲《楞严经》。7月间,接西直门内弥勒院任住持,设佛学院立僧学,讲《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9月,随中国政府所组之中国佛教代表团(道阶法师任团长、太虚大师、胡端霖居士、王一亭居士为副团长),同太虚、道阶、持松、弘伞、曼殊揭谛等法师、韩清净、徐森玉、杨鹤庆、张宗载等居士一起赴日本东京,参加了东亚佛教联合会。1926年6月底,赴北京弥勒院佛学院,开讲《楞严经》。1927年4月,又去北京弥勒院佛学院讲《楞严经》期间,在公馆讲《金刚经》、《心经》。1928年2月底,赴北京弥勒院,给学生上课,讲《药师经》,后应柏林寺讲《楞严经》。是年,任北京法源寺住持。他在北京弥勒院办学,前后共六个年头。1935年5月中旬,倓虚大师正在青岛湛山寺料理修讲堂斋堂,天津甲戌讲经会请他去天津讲《楞严经》、《心经》。1940年4月,去天津讲《金刚经》、《心经》,修大悲院的事谈妥。1941年去天津,在佛教居士林讲《维摩经》一个月,在功德林讲《金刚经》半个月。然后去宁河原籍扫墓,为庄众父老等说佛法好处,让他们都皈依三宝。倓虚大师回忆说:“那时因我在天津,居士们有供养钱的,去宁河时,将此款携带,交公所会首,周济贫人(因那时北塘等地正闹粮荒)。这是我出家后,第一次在本地办此小小善举。”[11] 
      在此逗留一周后去天津讲《地藏经》,去唐山商务会讲《普门品》,去芦台药王庙讲《心经》。10月初,又去天津功德林讲《普贤行愿品》。本月中旬,在北京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教学院尼众分院、净莲寺佛学院、拈花寺戒期分别讲演,在北海怀仁堂讲《始终心要》,在广济寺讲《心经》,在华北居士林讲《金刚经》、《心经》。1942年,在天津功德林讲《普贤行愿品》,在居士林讲《弥陀经》。1943年春,在天津督理大悲院开工,在功德林讲《金刚经》。3月,在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演,在华北居士林讲《心经》;去沧州居士林讲《金刚经》、《心经》,作祈雨法会,第三天普降甘霖。1944年,给中国佛教学院学僧上课,讲《金刚经》、《心经》、《维摩经》。1945年上半年,给学僧上课讲《楞严经》。1946年7月,在天津讲《普门品》、《楞严经》。 
      (二)在东北建寺办学
      1. 在辽宁          
      倓虚大师在观宗学社修学圆满,曾回到营口探视一同研究《楞严经》的朋友和妻儿。后来他的妻子也皈依念佛,儿子也发心出家,这就是他这次回家的度化之功。他曾回忆道:“从一九二○年起,我内人接受我的劝导,开始信佛念佛。孩子们自幼生长在佛化家庭里,耳濡目染,无形中也受到佛教的熏陶,后来有两个孩子也自动出家了。我内人念佛念了七八年工夫,到了一九二八年往生。”[12]
      他在营口期间,遇到早先在宣讲堂一同研究《楞严经》的王志一、陆炳南、于春圃等几位朋友。过去倓虚大师在营口宣讲堂,以至他开药铺的时候,他们几个同人就在一块研究《楞严经》,经过七八年的工夫。倓虚大师出家后,他们还是继续研究。这回他们逢到一块,为了想在营口弘扬佛法,同时还为了他们曾在一块研究《楞严经》多年,为倓虚大师作一个纪念,所以提倡请倓虚法师在营口主持建立一所楞严寺。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各方的支援,于1922年春天开工。“后来断断续续,经十年工夫,把庙修成。前面山门,钟鼓二楼,进去山门有天王殿,上后大殿,再往后,藏经楼法堂。后院东面斋堂、伽蓝殿、大寮、库房;西面客堂、司房、禅堂、学校讲堂、祖师殿、水陆坛,都次第落成。以后在这里办一个佛学院。”[13]
      对此倓虚大师回忆说:“中间我因为到各地去讲经,还顾及修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都是一九二二年发起)、沈阳般若寺,对营口修庙的事,顾不过来,事情都是由宣讲堂几位热心居士他们主持办理。记得在具文立案的时候,有四十多个具名。所以修楞严寺都是他们的功劳,尤其陆炳南居士,总其大成,他的功绩更大!”[14]
      1931年,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楞严寺竣工,倓虚大师让营口宣讲堂主持修庙的几位居士和当地士绅,把浙江省宁波天童寺方长禅定和尚请来,在营口楞严寺接充首任十方选贤住持,8月间开光,并传戒圆满。          
      1921年,倓虚大师从河北省井陉县显圣寺讲完经到北京,应奉天(今沈阳)万寿寺办僧学。“因为那时时局转变,新人当权,各地方正闹毁庙兴学,弄得出家人日不聊生。有知识、有联络的人,对少部分庙产还能守得住,如果是一般无知无识的出家人,自己行为再不正经,使外人有所借口,那就更无法挽救了。奉天万寿寺,在关外很有名,产业也有,赶到拆庙兴学之际,如果自己对公益事业上,没有一点名义,没有一点表示,想保住自己的庙产,这在理论上是说不过去。于是万寿寺就借这种机会,预备办僧学。这样一方面对外说话有借口,一方面对佛教本身上说,还能培养弘法人材。”[15]
      最初办学招生,要请一位主讲法师,万寿寺把这件事委托给禅定和尚,他就让倓虚大师任主讲。于是招了20名学生,4月8日开学,方丈省缘和尚任校长,他的一位戒兄弟当监学,倓虚大师就这样在这里连当了三年法师。对此倓虚大师回忆说:“我自己知道我很苦恼,四十多岁才出家,出家后在观宗寺跟谛老学几年教,回到北方就主持办学。平素人家都以法师之名称我,我也马马虎虎的就答应。实在跟人家那些有道德有学问,有名望的法师比起来,简直太惭愧了。不过自己知道自己苦恼,还恐怕后来的诸位法师也像我一样的苦恼,所以到一个地方就想办学,预备多培养几个人才,一来能满自己的愿,二则也能在社会上宏扬佛法。况且培养学生,比专门养一般赶经忏的好的多。”[16]
      他在这里任主讲三年之久,一开学就讲了《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第二年讲了《金刚经》、《弥陀经》、《地藏经》,第三年讲了《楞严经》、《教观纲宗》、《心经》和《始终心要》等。他还写成了一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义疏》,在天津出版。          
      沈阳南关般若寺原为古庙,“建于清康熙年间,曾出一古林禅师,很有名,其语录载在奉天志书。古林禅师的后辈,缺行持,不务正,弄得在地方上站不住脚,把庙卖给小北门外永安寺老和尚。老和尚圆寂后,其后人名莲居,将庙让给一尼僧。尼僧死后,停灵于大殿,因无人住持,庙遂荒废,多年以来,鸽翎蝠粪,蛛网尘封,每有乞丐,时来时去。”[17]
      复兴沈阳般若寺的因缘,是因1921年倓虚大师在沈阳万寿寺开始办学,有位王朗川居士经常来听经,三年后对佛学颇有心得,欲盖庙专门研究佛学。当时巡阅使府总参议杨麟阁其同学友赵荩臣和王朗川相识,谈起修庙宏扬佛法事,“赵言大南关般若寺荒废已久,无人修砌,现在应当保存古迹,待我与杨总参议说明,保存古迹,他必赞成。后来由赵荩臣和杨麟阁见面,说明保存古庙,弘扬佛法,救正人心,杨很以为然,知道佛法确实有益于社会人心,遂由其衙署下公事,命王朗川发起,重修般若寺”[18]
      最初由王朗川居士一个人经办,后来王朗川坚邀倓虚大师做住持担任建筑费,王本人以佛学会会长名义担任监修。先将前殿、山门、大殿修起,又修两边配房各五间,后来将大殿后藏经楼上下五大间修起,僧房院宇焕然一新。倓虚大师另外在沈阳小北门外,还重修了永安寺。          
      1921年暑假期间,倓虚大师到海城讲《弥陀经》,到虎獐屯讲堂讲《金刚经》,收了皈依弟子40余人。他曾回忆道:“过去我在东北时,有些虚名,一般人慕着我这个虚名,要跟我出家,我都婉言拒绝。以后他们不经我知道,就挂我的名字去受戒,把我的愿心违背了。就这样有很多人跟我出家,究竟我有多少徒弟,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往见面都不认识。以后我在东北各地讲经,叙起来有好些是徒弟、徒子、徒孙,都是临济一派。出家人为修行,如果不修行,无论跟任何人出家也无益。虽然有很多跟我出家的,可是我并没房产物业给遗留,只是给结缘,挂我一个虚名,任其自己去修行。”[19]
      放寒假时,去海城讲堂讲《金刚经》和《心经》。1922年暑假期间,应沈阳国际公司之请,讲《大乘起信论》。放寒假时,去营口讲《金刚经》和《心经》。1925年9月,日本东京“东亚佛教联合会”结束后,倓虚大师由朝鲜釜山坐火车回国,在沈阳般若寺佛学会讲《金刚经》。1926年3月底,去海城传菩萨戒,收皈依弟子50余人。4月初,应海城腾鳌堡讲《金刚经》、《心经》。月底,应海城牛头山观寺性亮和尚之约,代传三皈五戒及菩萨戒,并开讲《阿弥陀经》。12月初路过锦州,应朱子桥将军和商会之请,讲《金刚经》。1927年4月底,赴辽阳县讲《金刚经》、《心经》。9月,去沈阳兵工厂讲《金刚经》。1928年8月,“应朱将军与朝阳县慈善会发起,作水陆道场四十九日,超度历年战争阵亡将士,绥靖殉难军民;及历劫死于兵燹疠疫、水火盗匪、一切无主无依孤魂。坛设艮道营子,分为三坛共作。”[20]        
      1930年正月,在沈阳般若寺讲《楞严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教观纲宗》、《始终心要》、《心经义疏》、《金刚经》、《弥陀经》、《梵网经》。1936年,澍培法师请倓虚大师在长春般若寺传戒,路经大连,讲《金刚经》。1940年6月,去盖平讲堂讲《弥陀经》。7月底,路过大连,在佛学会讲《金刚经》,传授皈戒,有200余人皈依三宝。1947年2月,先后在兴城地藏寺、沈阳般若寺讲《心经》。
      2. 在黑龙江          
      1921年,在哈尔滨任中东铁路稽察局长的陈飞青居士,深信佛法,发心建立一处大庙。1922年正月初二,倓虚大师去哈尔滨讲《弥陀经》,陈飞青居士对他谈建寺的意思。倓虚大师看盖庙是好事,遂答允协助办理。后来直奉战起,受到阻挡。1923年战事好转,朱子桥将军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陈飞青居士托人和朱将军说修庙的事,朱将军很乐意,说马上就办。“极乐寺头一年动工,先修起来三层殿;及两配殿各七间,尚未铺瓦。庙前盖起来十间瓦房,这是预备开会用的。”[21]
      6月初放暑假,去哈尔滨作盂兰盆会,讲《弥陀经》和《地藏经》。11月间,去哈尔滨讲《楞严经》,受佛教会朱子桥居士开会欢迎,“这时他到了哈尔滨,机缘成熟,建寺的工作已经开始,他就出任了这座‘
      极乐寺 ’的首任住持,并负起继续兴建的责任。”[22]
      他一边讲《楞严经》,一边对修庙的事还总其成,前后照顾一切,还请了定西法师来帮忙。工程进行得很顺利,1924年8月底工程告竣,所有房舍殿宇完全修好,原先办的义学也由宣讲堂迁到庙里。“极乐寺在外边的名誉,一天比一天大,已竟成一个正式大丛林。十方来的人很多,平常都三四百人。”[23]        
      9月28日开光,善男信女烧香的很多,各机关来宾也很多。极乐寺竣工开光后,他在佛教学校讲《金刚经》、《维摩经》、《心经》、《教观纲宗》和《始终心要》等各一遍。1929年4月间,在极乐寺传授千佛大戒,请谛闲大师来担任得戒本师和尚,还请了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戒期内僧尼受戒者700余人,在家居士、男女二众受戒者300余人。沙弥戒传完,传比丘戒时,“谛老从头一天下午四时升座,到第二天九点传戒完,经过十七小时的工夫,始终不放腿子,不下座,精神奕奕,饮食照常,按坛挨次说戒。”[24]
      可见谛闲大师的工夫之深。“倓虚在观宗寺观宗学社受学时,谛老以他系北方人,在社中品学兼优,对他十分重视,目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在北方弘扬佛法。如今他果然达到了老和尚对他的期望,自然十分欢喜,亲写了一统嫡传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传给他,倓虚于此继承了天台宗的法嗣。”[25]
      戒期圆满,倓虚大师担任极乐寺住持六年期满卸任退座,推多年在极乐寺协助他办事的定西法师继任住持,去长春忙般若寺的兴建。“他兴复寺院明确地抱有为办佛教教育而建寺的目的,与传统做法有根本区别。其中,极乐寺佛学院、般若寺台宗佛学院都以研修台学为重点,为薄弱的东北佛教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后期在美国、东南亚以及香港地区弘传佛教的许多法师都来自东北,得益于由倓虚转变的佛教风气。”[26]
      1925年11月,倓虚大师去齐齐哈尔讲《金刚经》和《心经》。12月,去哈尔滨讲《弥陀经》和《心经》。1926年正月,在哈尔滨极乐寺讲《楞严经》。3月初,应绥化县法华寺之请,讲《普门品》、《金刚经》和《心经》。1927年正月,极乐寺学校开学,讲《药师经》。3月,应巴彦县县长之请,讲《金刚经》、《心经》,又介绍到呼兰县讲《弥陀经》。1928年正月底,赴阿城县佛学会,讲《金刚经》、《心经》,有30余人皈依。2月,去双城堡慈善会讲《弥陀经》、《心经》,有20余人皈依。10月初,在哈尔滨讲《药师经》。1931年5月间,赴哈尔滨讲《金刚经》、《心经》、《弥陀经》,“9.18” 事变后,为祈祷世界和平,讲《妙法莲华经》。1940年5月,赴哈尔滨极乐寺时,经过三岔河高明寺讲《弥陀经》、《心经》,并传三皈五戒。6月中旬,在哈尔滨讲《金刚经》 ;月底,去一面坡佛教宣讲堂讲《心经》。
      3. 在吉林          
      长春般若寺兴建的起因,是倓虚大师在1922年应吉黑慈善联合会之请,去长春讲《金刚经》时就种下了。当时,地方护法居士丁树敏、张子元、马靖东等发起建寺,以建寺之缘由于讲《金刚经》,所以就定名为“般若寺”
      。由于筹款不易,工程断断续续,建了10年犹未完成。他曾回忆道:“最初地基打好之后,让我计画怎样修法,我想若钱多时,可以另修大殿,先修的做前殿;钱少时,前殿就作为大殿。经过几年工夫,把庙修起来了,还没等开光,正赶日本人在长春修马路,庙地基碍事,要全拆!这真是不幸的事。后来经交涉,给拿迁移费,社会局又另给找一块地皮四四方方比原先那个地方还宽敞,还适当把前庙拆除之后,所有新建筑费,完全由社会局拨款包赔!这一来,大家都很省事,修起来比原先还好!”[27]
      这期间,有一位早年在奉天万寿寺作学僧的澍培法师到长春协助他建修般若寺。般若寺兴建完成后,倓虚大师推荐澍培法师出任首任住持。1936年,般若寺迁移工程修完之后开光,澍培法师邀请倓虚大师来长春传戒。“东北一向传戒时少,偶尔传一次戒,到很多人。二十五年般若寺传戒,新戒到一千三百多人,加居士,加老戒师,加伙计等,上下有一千六七百人吃饭。每天用三十多袋面,厨房里二十几个壮小伙子,专管和面。毛房又增加好几处。长春信佛人很多,有钱人都去般若寺供斋,一上堂斋,一百几十元钱即够,期内打六十多上堂斋,其他中等还很多。”[28]
      这一传戒,竟成东北佛教界一时之盛。          
      1923年初放暑假,倓虚大师路过张家湾(今德惠县)时,曾于该地慈善会讲《弥陀经》。1925年10月底去哈尔滨时,应吉林商会之请,讲《金刚经》。1926年2月,应舒兰县九顶山明真寺开光,讲《弥陀经》、《心经》。4月,到榆树县讲《金刚经》、《心经》。5月,去长春三江会馆,讲《楞严经》。月底,应吉林王省长之太夫人发殡,期前讲《心经》、《弥陀经》。1940年5月中旬,应长春般若寺传三皈五戒、菩萨戒,讲《梵网经》。1940年6月,去吉林观音古刹讲《金刚经》,说三皈,并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皈依三宝及受戒者200余人。1947年3、4月,在长春传具足戒,在般若寺讲《金刚经》,在居士林讲《普门品》,作祈祷道场;赴吉林观音古刹演说《法华大义》。7月间,在长春居士林讲《心经》,在般若寺给学生讲医书。倓虚大师主张“寓佛学于医学”,他说:“这并不是因我会医道才主张这样,就是我不会医道也主张这样。我早已看到,以后的出家人,除修行研究佛法外,无论如何要在本身上学一种养生的技能。……佛称为无上医王,佛说修菩萨行,要于五明处求。五明中就有医方明,会医学的人,可以自医,又可以医人;对于慈悲救人的宗旨,还不违背。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利益人群;还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附带着把佛法也弘扬出去了。这样可以以佛法医心,以医药医身,身心俱无病,即可成佛。”[29]
      讲得很有说服力,值得我们深思。
      (三)在西北弘法          
      1931年底,倓虚大师接到朱子桥居士的函请,邀去西安传戒讲经。当时他“因在好几处担任事情,不能分身,遂写信辞掉。后朱将军又来信力邀,并言太虚法师亦去,乃答允明年前往。”[30]
      1932年2月底,倓虚大师接受朱子桥居士的邀请,前去陕西弘法,在西安佛化社讲《维摩经》、《金刚经》、《心经》,在西安卧龙寺、大慈恩寺等处讲一个多月经,去终南山圆通茅蓬讲《金刚经》、《心经》,又回到西安讲《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与西安佛学研究所主讲华清法师合作筹办西安大兴善寺佛学院,在大兴善寺开办了佛学养成所,倓虚大师任所长,华清法师任教授。对此朱子桥居士与沪上名绅李祖绅、陕西康寄遥、杨叔吉、高戒忍等居士全力支持,西安军政首长杨虎城、冯钦哉、王一山等均赞成此事,各有捐助。据倓虚大师讲:“大兴善寺,在大荐福寺南,创于晋初,盛于隋唐,初名遵善寺,亦名舍卫寺,范围很大!按唐时大兴善寺在长安外郭城内,靖善坊,面积适占一坊之地。寺建成后,代有重修,同治年间,以回乱,刹宇罹于兵燹,半付灰烬,经住持悟莲等募资重修,始稍复旧观。大兴善寺为唐代密宗道场,开元年间,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三大师尝先后驻锡于此。按长安古刹提要说:‘寺在西安永宁门外五里,东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许,阇罗芨多曾译经其中,诏僧徒二十万实之,招提之盛,甲于海内!’到现在为止,有的碑文上还记载说当年大兴善寺住二十几万出家人,几处开梆,几处上殿,我觉得有些骇人听闻,到底有多大地方能容二十几万出家人,后来打听当地人,他们指着附近的山腰村落等说,这些现时民房住处等,全是当时出家人的茅蓬住处,从此可想见大兴善寺为当时唯一首刹,亦可在唐代佛法之盛了。”
      [31] 
      在这里开办佛学院,陕西有了培育僧才之所。倓虚大师曾回忆道:“西安,地瘠民穷,又常闹年荒,对于办慈善事很困难。最初朱将军请我来西安的目的,是因他几次为西安一带闹年荒,办赈济,鉴于这里经常闹年荒,并有虎狼伤人,天灾人祸,递有发生。原因是过去这里有佛法,人心向善,人们的生活也是丰衣足食。现在这里没有佛法了,人们已不知道修福,所以常闹饥荒。请我来的目的,除为在西安市内传戒讲经外,主要是为配合办赈人员,到各处实际受赈地方,为一般穷苦人民,讲演佛法,让他们修福种点善根,免得常受饥荒之苦。在我去之前,当地因年月不好,饿死好多人,办赈人员,都给设法埋葬。还有一些难童,男的女的一些无娘的孩子,有的给设法上学,有的给设法学手艺、学编织。我去到之后,一方面给那些难童讲佛法,让他们种善根;一方面给那些管理难童的首领人,讲因果的事,让他们以好心眼,以慈爱心,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失去母爱的孩子,善为管理照料。不然人们的业,会愈造愈大!”
      “世人多以佛法无益于世,殊不知佛法于世间之利益,最大不过!大家要知道!唐朝时代,佛法在西北一带极兴盛,人民的生活也好,民气也最淳厚!现在没有佛法了,民风也不像原先那样淳厚了,人民的生活,也常闹饥荒,不像原先那样优厚了。试看现在的三江地带,佛法比其他方面是兴盛的,虽然这些地方是地狭人稠,可是大端说起来,这里一般人的生活,总是比别处是较好的,也没闹过什么严重的饥馑灾,这就是因佛法在这里兴盛的缘故啊!”[32] 
          
      9月份,宁波观宗寺来电报说谛闲大师已圆寂,本月间发龛,务必要去。他要去观宗寺,顺便做功德,护送碛砂藏玻璃版用木船运过渭水河到潼关,然后上火车到上海。他这次去观宗寺,经鄞县阿育王寺朝拜了佛舍利塔。回来时经上海,去灵岩山拜见印光法师。1933年赴北京,与朱子桥将军晤面,洽谈西安僧校事。
      (四)在山东弘法
      1. 在济南等地讲经          
      1932年底,倓虚大师从上海来到山东青岛,与诸护法计划,先讲经结缘,在民众教育馆讲《金刚经》一遍,法会圆满。腊月下旬去济南,先讲一部《弥陀经》,又讲七天《心经》。1933年正月初六日,应世界红十字会济南总会之请,在济南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2月初从北京去青岛时,路经济南,净居寺方丈妙莲和尚第二次请他讲《弥陀经》。后来又在济南重讲《弥陀经》,去青岛讲《楞严经》、《大乘起信论》。1935年2月,去黄县龙泉寺讲《金刚经》、《心经》,传授三皈五戒,有100余人皈依三宝;去龙口净修寺讲《金刚经》、《心经》,并传授菩萨戒,受戒者50余人;去财神庙讲《弥陀经》,皈依三宝者100余人。3月底,在即墨县讲《弥陀经》,有40余人皈依三宝,在平度县念佛堂讲《弥陀经》。4月底,在济南净居寺讲《弥陀经》。这时能阐法师随师叔宝贤法师前往听讲,会后拜访倓虚大师,经过几日的观察,发现能阐法师慧根深广,堪为法器,便收为弟子,命为侍者,随后将其携至青岛湛山寺。秋初,回青岛讲《四十二章经》。1936年春,去即墨小灵山讲《金刚经》、《心经》。1941年4月初,赴济南公开讲演7天。1945年5月间,应青岛市各机关首长、各位居士之请,讲《金刚经》。
      2. 兴建青岛湛山寺          
      1934年,青岛湛山寺动工。对此倓虚大师回忆说:“关于修湛山寺的经过,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并没费很大困难。三十几年来经营修庙事,在东北天津等修好几处,都不称意,惟湛山寺修的最满我意。”[33]
      秋后,湛山寺后殿及讲堂僧寮等次第竣工,建立僧校,讲《大乘起信论》。湛山寺佛学院“设有预(相当小学)、正(中学)、专(大专)、研究(本科)4科,分别为不同对象,开设不同课程,延请国内名僧慈舟、弘一等任教。为了造就僧才,他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各宗兼重。尽管湛山寺是台宗道场,学僧以学天台三大部、五小部为主,但他不存门户之见,弘一弘南山律宗,慈舟弘华严,倓虚也表赞同。”[34]
      倓虚大师平素常说:“我在佛教里是个无能的人,说什么,什么都不成。不过仗佛菩萨加被,借诸位师傅的光明,给大家作一个跑腿的人。我虽然无能耐,如果有能耐、有修行的大德,我尽量想法给请来,让大家跟着学。这样于湛山寺也增光,于大家也有益。凡属于大家有益的事,只要我力量能办的到,总尽量去办 !”[35]
      他说到就做到,于是邀请佛门教育家慈舟大师来湛山寺讲演《比丘戒相》,并倡导结夏安居的古制,教风为之一振。“慈老到湛山后,对于规矩方面改正不少:没有的也添了不少;如持午、诵戒、结夏、安居等,都是慈老在时所立。直到现在,还是按这样规矩去行。”[36]
      倓虚大师认为:“戒是给后人所立家法的总纲,律条是里面的一些细目。考究起来,非常严格!尤其讲律的人,说到哪里要行到哪里,以身作则;不然说的和行的成两回事,不但不能律己,也不能律人,久而久之都马虎下去了。因此把慈老请来,让大家对戒律多加注意。”[37]
      慈舟大师是当代大德,南北都去过,饱参饱学,对各地家风规矩都经验过。他在湛山寺讲经讲律外,有时到佛学会去讲学。他向来是不别众食,不单受人供养,一切随众。1937年4月,倓虚大师邀请弘一大师来湛山寺讲律,住了五个多月。“弘老到湛山不几天,大众就要求讲开示,以后又给学生研究戒律。讲开示的题目,我还记得是‘ 律己 ’,主要的是让学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去律人,天天只见人家不对,不见自己不对,这是绝对错误的。……他平素持戒的工夫,就是以律己为要。口里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长短。”   [38]
      弘一大师为人乐善好施,风世励俗,表率一方。他出家后,发愿毕生研究戒学,誓护南山律宗,遍考中外律丛,校正五大部及其他律藏。他是倓虚大师最羡慕的一位大德。“倓虚是深知提高僧人素质的必要,一生千辛万苦,兴办十一座佛学院。强调‘坐地参方’,即把诸方大德请到庙中讲学,让后辈坐地参学,免去跋山涉水之劳。他尊重一公在律宗方面的建树与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很是景仰,可谓神交已久。”[39]
      弘一大师对倓虚大师也很看重,他曾评价说:“倓虚法师,我初次和他见面时,看他像一个老庄稼人一样,见面后他很健谈的,讲起经来很有骨格!发挥一种理时,说得很透辟!” [40]
      倓虚大师在湛山寺讲《大乘妙法莲华经》,同时在湛山精舍亦讲《法华经》。1937年时,倓虚大师曾预备把印光法师请到湛山寺来,开一念佛堂,让他在这里主持净土道场,以后因事变没能做到。1938年,在寺内作药师道场,祈祷世界和平,开讲《药师经》、《普门品》,给学生上课讲《维摩经》、《教观纲宗》。1940年8月中旬,在湛山寺讲《金刚经》。
      (五)在香港弘法            
      1949年春,倓虚大师应虚云大和尚之邀,前去广州主持复兴光孝寺。4月份应邀为香港弘法精舍华南佛学院院长兼主讲,已是76岁高龄的倓虚大师除授课外,每星期日到东莲觉苑讲《法华经》。这时两年前来到香港的能阐法师与倓虚大师见面,师徒相见,欢欣不胜,遂相约齐心协力,共同弘法。凭借倓虚大师的威德及其两界弟子护持,香港弘法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立了香港佛教联合会,其中蕴含着能阐法师的一份功劳。1950年,能阐法师闻听大陆已经解放,抱着爱国弘法的热忱,辞别恩师,返回祖国。临行前,倓虚大师亲书天台四十五代法眷付于能阐法师,指令其为天台四十五代接法传人,赐法名心道。同年,为了印行《谛闲大师遗集》,成立华南佛学院印经处,以大光法师于役编务,先后印经凡十余万册。是年夏,倓虚大师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以后曾历次被选,经再三婉辞未就,其后任董事。1951年,辑《谛闲大师遗集》,在香港印行。1952年,第一届学僧毕业。1954年,创建天台精舍及谛闲大师纪念堂。1957年,购置新楼一幢,创办了中华佛教图书馆,搜购得7部《大藏经》及散装经书2万余册,全日开放,任人借阅。他在图书馆举办星期讲座,长年说法,讲《楞严经》,风雨不误,听众座无虚席。1962年,开创西贡塔院寺。倓虚大师在香港住了15年,“随了不同的因缘,从事弘法、建寺造相、度僧、印经、放生、做道场、培植人材等工作。”[41]
      他在香港还建立了青山极乐寺等。1963年,讲完一部《楞严经》后,应四众之请,在中华佛教图书馆讲《金刚经》。夏历五月初十,当讲到第十七分“究竟无我”时便停讲了。后来他回到弘法精舍,准备后事,对大众说:“人生如做戏,活着如是,死亦如是,现在我的戏演完了,该要煞戏了。”[42]
      并对门人等诸多咐嘱,勉各自重。“夏历六月初一,度过了他89岁的生日,二十二日下午,在大众念佛声中,结跏趺坐入寂。是时为1963年8月21日。世寿89岁,僧腊46年。”
      [43]“这时门弟子们忽然省起,大师为什么金刚经讲到第十七分便停讲,原来是预示‘ 究竟无我 ’,要入涅槃了。”[44]
      倓虚大师的门下弟子竟达1000余人。
      三、余 论          
      倓虚大师著作甚多,主要有《金刚般若波若蜜多经讲义》、《金刚经亲闻记》、《金刚经随闻记》、《金刚经讲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义疏》、《心经讲义》、《心经讲录》、《般若波若蜜多心经讲义亲闻记》、《楞严经讲义录》、《大佛顶经妙玄要旨》、《普贤行愿品随闻记》、《普门品讲录》、《普门品随闻记》、《四十二章经随闻记》、《大乘起信论讲义》、《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水陆法会法语》、《读经随笔》、《佛学撮要》、《念佛论》、《净土传声》、《演讲录初集》、《证道歌略解》、《僧璨大师信心铭略解》、《影尘回忆录》、《湛山文钞》等,后来弟子辑为《湛山大师法汇》行世。其中《影尘回忆录》是在1948年夏季,由倓虚法师讲述,大光法师搜集补充编辑成书。1954年6月,为祝贺倓虚法师80大寿辰,在香港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印行,曾被译为日文,日本《佛学大辞典》后面所附佛教大事年表,亦曾引征该书作续编。美国《金莲》杂志写书评介绍该书,其他各种刊物对该书推荐评论者亦属不鲜。1968年,收入《中华大典》。1969年,编入《中华续藏经》(即《中华大藏经》)。“在许多师友们的通讯和谈话中,据说:本书和虚云老和尚年谱,对引人信佛方面,发生很大作用,因而出家作沙门者亦不少。”[45] 。可见,此书在僧俗四众中广泛流传,使读者收益非浅。
          倓虚大师在建寺办学、讲经说法的一生中,对佛法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曾这样说过:“关于修行的法门,细说起来,有八万四千之多,所谓‘ 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现在大端说起来,不外四种:一、律行;二、净行;三、禅行;四、密行。律行(亦称梵行),是依大小乘律,三聚净戒等,防护身口意三业清净;净行,是以三业清净,专修净土法门,念佛忆佛拜佛等,末世众生,以修此法门为最方便,最直捷了当,无论上中下根可以普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念得相应,临终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永不退堕!禅行,是专修定功,如修四禅、四空、修不净观、数息观、法界观、般若真空观、五种唯识观、三止三观等,各种三昧。密行,是以三业清净,专持陀罗尼咒等。按众生根性,四者随以一种,精进不退,皆可圆满菩提,究竟涅槃!”[46]
      佛教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涅槃解脱。涅槃世界是“无生、无起、无忧、无染之道,是止灭苦法,诸行俱静,是安乐”。涅槃是个无物质束缚、无精神污染的境界,“犹如莲华,无污染故”。古老的佛教在倓虚大师那里遇到了知音,他的讲经说法和众多著述,使人耳目一新,让人走进佛教世界,踏上学佛之路,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净化心灵。
          倓虚大师曾改革了传统的嗣法制度,他的基本主张与做法是“传法不传座”。他说:“我认为无论任何一个地方,都应当公开的实行十方选贤制,不许以十方地方送人情,私相授受。关于法统方面,过去的祖师们,都是以心印心(凡有悟道的,必受祖师印证,方可自信)。如达摩祖师,在西土为第二十八祖,到中国为禅宗初祖;西土自释迦佛至达摩祖师,都是以心印心;东土从达摩至六祖慧能大师,亦是以心印心,并以衣钵相传表信。六祖之前,悟道弟子,是如麻似粟,而付法传衣,必待其人,官衣钵止于是单传;六祖之后,因人信根已熟,衣钵成为争端,故止于传法,而不传衣钵。可是现在人,却把传法事等闲视之,认为是不足轻重的了。”[47]
      他还指出“传法传座” 的流弊:第一,是传法人的“感情过于理智” 。第二,在老和尚传法的时候,因无知人之明,往往大法子二法子,一传四五个,当然这在绍隆佛法上是应该的。第三,在老和尚预备往下传法的时候,有三个标准:一、挑年青人,岁数不比老和尚大的;二、道德、声望、资格,一切都不如老和尚的;三、凡事须听从老和尚招呼的。[48]所以他主张“传法不传座” ,那为什么呢?“因为法卷,是有关各宗历代相承的一个宏法系统,与寺务及住持升座,根本是两件事;传法是因受法的人,对法理有解悟,有研究,研究到彻底,可以为人讲经说法,缘法大时,可以为多数人讲;缘法小时,可以为少数人讲;缘不成熟时,可以止于自己明白,得传法人的印证。传座是因接座人的道德行持为众望所归,能领众修行;能办事刻苦耐劳,大家推选出他来,住持寺务,维持道场。接座的人可以接法(视情形亦有例外),接法的人,除非有接座人所具足的条件、经大众推选外,不能固定要接座;因此传法时,不能对接法人固定要传座。如果‘ 传法必定传座’,受法的人认为是固定法嗣,必须升座当住持的话,那么古今来的大德祖师,受人付法的多得很!到了受法之后,就应该留在一个地方等着升座当住持,不必到外面参学去了,也不必到外面宏扬佛法去了。事实不然!……大家要知道,接法是属于自利一方面的,接座是属于利他一方面的,虽然二者兼而有之者亦多有,但接法的人,可以接法,可能不领众;而接座人则是可能不接法,而必须能领众,两者之情形不同如此,接法的人,只要他破参、开悟、有资格,合于接法的条件,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往下传都可以;甚而自己的徒弟徒子,只要他是一个法器,都不妨传给他一支法,让他到外面去宏扬佛法。所有受法的人,只要他因缘时节成熟,可以仗他的道德行持,分至四方,随缘教化,只要他有十方人请他,他可以到各地寺庙,当执事、当方丈、当法师创建丛林、复兴道场、著述立说,这全看他自己法缘如何了。”[49]
      这就一方面能保持法脉不坠,甚至加速弘法;另一方面寺院住持公推,则保证了选贤选能,彻底根除寺院继承子孙制之弊。法卷既是对接法者学识德行的肯定,也是让他能在社会立足的帮助。但不传任何寺产,反而能鞭策接法者去自谋发展。倓虚大师“传法不传座”的做法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探讨。
      
      注 释:
      [1]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70页。
      [3]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4]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81—82页。
      [5]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6]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7] 蔡运辰:《倓虚大师传》,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78页。
      [8] 大 光 :《影尘回忆录•私记缘起》,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4页。
      [9]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76页。
      [10]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44页。
      [11]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26—427页。
      [12]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61页。
      [13]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86页。
      [14]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86—187页。
      [15]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76—177页。
      [16]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87—188页。
      [17]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42—243页。
      [18]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43页。
      [19]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54页。
      [20]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19页。
      [21]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198页。
      [22]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23]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14页。
      [24]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19页。
      [25]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26] 陈 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27]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28页。
      [28]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35页。
      [29]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33页。
      [30]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77页。
      [31]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85页。
      [32]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278—279页。
      [33]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29—330页。
      [34] 朱封鳌、韦彦铎:《中华天台宗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页。
      [35]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85页。
      [36]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84页。
      [37]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83页。
      [38]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92—393页。
      [39] 柯文辉:《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40页。
      [40]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391—392页。
      [41] 大 光:《影尘回忆录•后叙》,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68页。
      [42] 大 光:《影尘回忆录•后叙》,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70页。
      [43] 于凌波:《弘化东北的释倓虚》,《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44] 大 光:《影尘回忆录•后叙》,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70页。
      [45] 大 光:《影尘回忆录•后叙》,倓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71页。
      [46]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60页。
      [47]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04页。
      [48]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05—406页。
      [49] 倓 虚:《影尘回忆录》,四川省宗教文化经济交流服务中心,1998年,第407—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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