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禅学研讨会日本学者论文述要

无惑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禅学研究会和日本驹泽大学佛学部共同促成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召集并主持的“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于1989年3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代表10人、中国代表40人。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的部分研究生和在京的研究佛学的留学生也列席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请日本学者介绍他们国内佛学研究的现状和最新成果，并通过讨论，交流思想，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会上，日本驹泽大学佛学部的冈部和雄教授、田中良昭教授、石井修道教授、大谷泽夫教授、永井政之副教授分别作了佛学研究的专题报告。

冈部和雄教授从总体角度作了题为“中国佛教的研究状况与问题”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

(一)以中国佛教通史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1978)和《中国佛教史词典》(1981)、东大出版会出版的《中国佛教史》(全8卷，已刊了3卷)、冢本善隆(已故)的《中国佛教通史》(全3卷，已刊一卷)和《冢本善隆著作集》(全7卷)、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全12卷)、牧田谛亮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全3卷)，以及驹泽大学编的《禅学大词典》(修订版)等。

(二)关于译经史和伪经的研究。冈部说：译经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林屋友次郎认为这种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经录的研究，二是译经类的研究，三是对译经者的研究，通过经录的记载以及现存经译语译风的研究，可以纠正现存经所附的误传了的译者名，又可以获得翻译者或翻译时代的线索。有关译经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可列举如下：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1936)、常盘大定《后汉至宋齐译经总录》(1938)、林屋友次郎《异译经类研究》(1945)、望月信亨《佛教经典史论》(1946)、宇井伯寿《佛教经典史》(1952)、《西域佛典研究》、内藤龙雄《关于敦煌残本〈众经别录〉》(1967)等等。伪装成译本而创作的经典称“伪经”或“疑经”，《开元释教录》列出伪妄乱真录406部1074卷，中国佛教史上佛教特别繁荣的隋唐时代也正是伪经的全盛时代。牧田谛亮的《疑经研究》(1976)可以说是最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三)《肇论》、《盂兰盆经》、“三阶教”的研究。关于《肇论》，日本近年来以伊藤教授为代表，认为僧肇歪曲了佛教思想的本质，这一看法正在变得具有说服力。关于《盂兰盆经》，日本学者从巴利语、梵语、伊朗语几种语源学的角度，对“盂兰盆”的语义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或释为“倒悬”，或释为“救济”，或释为“祭祀先亡”等。关于“三阶教”，近年来对三阶教为何受到镇压、三阶教是否对日本的行基有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究。

(四)反省与展望。冈部说：“如果把1910年(明治43)杂志《佛教史林》的发刊，看做在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的新起点的话，那么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设立了公立、私立的佛教大学，开设了佛教史讲座，研究书籍和学术论文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不能独善和自满，应看到以往的研究还有不少弱点，如：偏重教理史、教学史，而忽视政治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偏重文献的解释，译注的文献至上主义；从宗派的视角观察历史，把宗祖思想绝对化的倾向；认为“佛教在印度播种，在中国开花，在日本结果”的日本佛教至上主义的观点；微观研究的全盛而不顾与整体联系的弊端。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和纠正的。冈部强调，“有必要以更为严格的态度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独善与自满不言而喻是妨碍学问的国际交流的。没有自由的研究和严格的相互批判，大概在真正意义上的学问是难以发展的。”

田中良昭教授以“敦煌禅籍的研究状况与问题”为题，从“敦煌禅籍的内容”，“禅宗传灯史的形成与发展”、“早期禅的语录”三方面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敦煌禅籍的内容可分四类：1.记述禅宗历史的灯史类；2.记录禅僧说法、问答的语录类；3.以韵文形式记述悟境、禅悦的偈颂类；4.禅僧对经典的注释、要抄类。灯史类包括《传法宝记》(713年完成)、《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774年完成)，《坛经·传法偈》、《圣胄集》(899年完成)、《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等，这些文献填补了人们期待的从《续高僧传》产生的七世纪中期至《宋高僧传》产生的十世纪末，这大约三百五十年间的有关禅宗史的资料。此外，《菩提达摩宗定是非论》、《神会语录》也有助于弄清禅宗形成与发展的线索。早期的禅语录有《二入四行论》、《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修心要论》、《达摩禅师论》、《观心论》、《大乘无生方便门》、《六祖坛经》、《无心论》、《绝观论》、《顿悟真宗论》、《顿悟真宗要诀》等。早期禅的偈颂类有《绝学箴》、《信心铭》、《禅门秘要诀》、《顿悟无生般若颂》、《看心法》等。早期禅语录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自由地论说自我的思想，其禅风与后世禅语录并无相异，只是在这种论说之后引用经典语言以证实自己的说法并不违背佛说；第二个特色是假托达摩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因此许多早期禅语录冠以“菩提达摩”“达摩大师”、“达摩和尚”的名称；第三个特点是具有问答体的共同形式。

石井修道教授以“中国唐宋禅宗史的研究状况与问题”为题，围绕着“《宝林传》和马祖教团”、“《祖堂集》与雪峰教团”、“默照禅与看话禅”、“中国禅与道元禅”诸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的心得。关于“《宝林传》和马祖教团”的问题，石井认为《宝林传》成书于801年，但直到1932年才被发现，其中卷七、卷九、卷十依然未被发现；此书应用“传法偈”确立了西天二十八祖说，在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书反映了马祖教团的思想与动机，可能是马祖门下所作。关于“《祖堂集》是作为高丽大藏经的藏外补版从海印寺发现，并于一九二四年加以介绍的。这是堪与敦煌禅籍相匹敌的禅宗史上的重要文献。《祖堂集》由泉州招庆院的静筠二禅德编集，附有当时住持净修禅师省澄的序、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完成。招庆省澄乃雪峰义存的孙子、保福从展的弟子。在该书中特别丰富地包含有青原系统的曹洞宗及雪峰教团的话题”。关于看话禅和默照禅，石井认为：大慧的看话禅是在批判宏智正觉的默照禅中建立起来的；看话禅又称公案禅，它是通过对疑问(即公案)的参究，求得那转瞬即逝的觉悟的光芒，获得绝对觉悟的本来心。关于中国禅和道元禅的关系，石井说：道元禅是中国禅的日本化，它与中国禅是不同的，道元没有把“磨砖作镜”的故事理解为不要“执坐”，而是理解为劝戒人们不要“成佛”，把它当作劝人坐禅的故事来把握，道元主张坐禅必须是无所得无所悟的佛祖的坐禅，这与看话禅完全不同，与默照禅也并非一致。

永井政之副教授作了“元明清禅宗的研究与展望”的介绍。永井说：总的看来，对元明清禅宗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个人的研究上，把个人放在整个思潮中考虑的很少。值得一提的只有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1923)，但其缺点也不少，如认为宋代禅为“禅道熟烂之时代”，此后为“禅道变衰之时代”，元代以后更见低下。这种看法显然无视中国思想中的其它思想，只尊佛教，在佛教中只尊禅，在禅中又只尊唐代前后的禅，不了解宋以后三教合流的思维框架。荒木见悟对此进行过反复批判。对辽金元代的佛教研究也不太充分，已经发表的论著有野上俊静的《辽金佛教》(1953)、《元史释老传研究》(1978)、笔者的《禅籍善本古注集成·从容录》(1983)、尾顺敬的《菩提达摩嵩山史迹大观》(1932)、岩村忍的《耶律楚材》(1932)，饭田利行的《湛然居士文集译》(1985)。对明清禅宗的研究，当首举长谷部幽溪的《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说》(1979)，张圣严的《明末中国佛教研究》。前著以禅宗史为中心，后著以智旭思想为中心。此外，以宋明理学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有荒木的《明代思想研究》(1972)、《明末宗教思想研究》(1979)、《阳明学的发展与佛教》(1984)、《云栖祩宏之研究》(1985)、《佛教与阳明学》(1979)等。关于明清佛教内部的争论，除了野口善敬一系列论文着眼于陈垣《清初僧诤记》(1962)以来，几乎没人研究，期望今后取得研究成果。

大谷哲夫教授对“日本曹洞宗的研究状况与问题”作了系统地介绍。首先，大谷介绍了日本的宗派佛教。中国佛教于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此后至今的一千四百余年漫长岁月里，从中国传入了繁多的宗派，日本人自己又创立了许多宗派。从中国相继传入的有六个宗派，即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其中法相、华严、律宗这三宗至今仍然存在。日本创立的宗派有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净士宗、临济宗、净土真宗、曹洞宗、日莲宗、时宗、黄檗宗。这十宗加上法相、华严、律宗，便是日本现在佛教的全部，其中净士宗、禅宗(临济宗与曹洞宗)、日莲宗是日本现今佛教的主流。以上分宗立派的原因，或因其对悟境的理解不同，或因其依据的经、律、论不同，或因其对同一经典的解释不同，或因其实践戒定慧的重点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其次，大谷介绍了日本曹洞宗的形成与特点。日本曹洞宗，作为宗旨的创立者，尊道元禅师(1200—1235)为高祖，而作为宗团的开创者，又尊莹山绍瑾禅师(1268—1325)为太祖，就这样两祖并立，这对日本其它佛教诸宗来说是极感奇异的事情。日本曹洞宗的宗名，当然是源于中国的曹洞宗。道元禅师教义的特质，第一是与日本临济宗明确标榜继承中国临济宗不同，没有继承中国曹洞宗宗风的意旨，就连禅宗的称呼也加以排斥，极力说明自己的佛法是正传佛法，即以五家分派以前的本来禅为目标；第二是“只管打坐”，即“坐”本身就是修行悟道，就是目的，而没有另外的目的，这叫“修证一等”。曹洞宗是日本最大的教团，现有寺院约15000个，僧侣15867人，信奉者约700万人(据文化厅《宗教年鉴》1971年版)。曹洞宗寺院的仪礼，各地多种多样，其中主要的仪礼是二祖三佛忌。。二祖忌是高祖、太祖忌日，在9月9日；三佛忌是佛降诞会(4月8日)，佛涅槃会(2月15日)，佛成道会(12月8日)。最后，大谷介绍了日本曹洞宗的研究状况。日本曹洞宗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流派，第一是对日本曹洞宗教团的成立及其发展进行历史的研究，在方法上近年形成了纵横交叉的全方位研究的倾向。第二是侧重对日本曹洞宗思想教义(宗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兴盛于卐山道白(1636—1715)展开的宗统复古运动，但一般说来，宗学研究无法越出强力幕藩体制下的思想统治框架，因而主要是训沽，注释性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此外对曹教宗与儒教对曹洞宗人的影响(如云门即道禅师、隐之道显禅师等)是客观存在的。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冈部等五位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材料充实、辨析精细，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同时就报告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禅刊 1989年度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