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特征

——新与实

 

仁俊

 

    这是海刊第二次出专刊纪念大师，第一次是四十六年，事隔十年，大家更认真底出专刊纪念他，足见他太值得纪念了。近代中国的佛教史，大半通在大师身上，可说有了大师，近代的中国佛教史才有了声色与价值。这样的一位大师，功德与贡献，见地与僧格，是广大与纯洁的，赞仰的人相当多，不用我说。我只想从他的特征——新与实——上发挥。

        数十年来的中国佛教界，有一种特殊现象：许多人一谈到大师，总似乎意味着他是「新派」的领导者。新派，在这般人的感觉中，都以为是与旧派对抗或作梗的；想得严重些的，简直认为是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这样，对大师的误解就很深了。他平生即因此遭受到许多无谓的障碍和困扰。其实，像他那样的涵浑恢廓，根本不曾有过新旧派对立的观念，更不曾想到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祇是对那些有碍于发展佛教的许多畸形现象，积极地想给以速切的改造而已。他虽然也曾高喊过(三种)革命口号，但那是对教界的沉迷不醒者的一种警钟，一种激力，藉此使其自动振奋，自动革新。当他立志革新中国佛教之前，对自身就曾彻底的革新过几番。本此革新的体验、精神，才将固有的积习沉痼或治或拔，于净落坚贞中领导后进，持续而绍隆了中国佛教的慧命。

        他的新，是得力于自心的研究、体悟。他从自心中所体悟得的新，一切契合于佛法本质，而又能善巧地应导一切。他在青年时代——十七岁的时候，对(禅宗)话头即默自参究，寝馈不懈。十九岁于西方寺阅藏时，对心地的调伏、摄敛，更为着力，悟境渐启。「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自传)。这是禅悟与空明交相映发的一种境界。古代教观并重的大德，大致都有过这番类似的证境。不着此境而藉其作为观慧之资，则能深入而深证佛法。大师出定后，「旋取阅华严经，……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太虚大师年谱)。到此，他已是定慧(不一定是无漏慧)相融了。他的文字，他的知见，他的行径，与往常完全两样了。这就是他「新生」的开始。他的新，是由于悟入自心，是从自心的底层里吸触到诸「佛法分」。学佛法，最根本的是从心底新起，身行与口行的新，都是以心底的新作基础的。心底的新是生命航程中永久的南针，对准着它而航驶，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佛教，于飘摇险恶中能站住了脚，一面是得力于他的弘扬与呼吁，一面是由于他领导得很正确。他的新是着眼于清净的，他越谈新一切越做得清净。重清净而又不偏于隐遁、寂灭，总是以如炬的目光察警自身，察体众生，察透时代。故能终其身使自己不曾迷失方向，也让许多人从迷失方向中转出来。

        佛法的自新纯从自觉中来，从自觉中获得的自新，是净信与正智的合一。佛教是存在于自觉上的，自觉上的自心新得脱体光彻，佛教始能活泼泼灵跃跃地存在。大师是最重自觉的，最重于从自心上力求自新。他认为自心的新，是世出世间一切的新的根本。他所说的自心，即是(一分)大乘经中所说的众生本具的真净心。悟得了此心，才会一新而永新。中国佛教自唐宋以来，真净思想最为盛行，许多大师都是从真净中透悟出来的。他在这样的熏染下，由禅而般若，而华严，而起信，而楞严，而唯识，一一底融贯起来，而结果都是侧向于真净心。他的悟是悟入真净心，他的行是出发于真净心。不与烦恼相应的真净心，一被他把捉到，脚跟就完全着地了。他从灵悟中真切地观察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许多地方委实太陈旧了，太松脱了！于是乎他总想把佛教改革得更新鲜，更紧凑些。由于他本身的一切非常新鲜而紧凑，所以始终沾不上一点点的陈旧与松脱的习气。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高唱改革佛教口号的许多同袍，没有多久，不是软化，就是(与腐旧者)和化，很少挺到底的！唯有他勇往直前地吶喊、呼吁，才多少感动或改变了中国佛教界的观感。他这样的坚持、奋进，全是得力于他的悟境的指点、策勉。对佛法悟得活透了，一定会从方便中施设一切的。「内依佛法，外适时机」(大乘宗地图释)，即是他由方便而施设一切的证明。从佛法的根源——觉性上所体悟得的新，是与尘染绝缘而又能不远离尘染的新，「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潮音草舍诗存)，乃是这一风格的特征。中国讲真常的大师，特别重视净心的体悟、护持，所以其情操与风德往往是一等的。从真常中体悟过来，最容易引起真常新的意念，这给精神上的鼓励够强大的。真常思想特别受到中国学佛者的好乐，与此有关。虚大师就是从真常净中获得真常新的一个人，从他生前生后所表现所遗留的上面看，显得相当清净，足见他的新是具体而彻底的。

        他的悟不只一次，大致的说，是以西方寺的悟境作底子，审谛体照而悟入整个佛法。「从兹(民国三年于普陀闭关时)有一净身果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自传)。照这样看，他在西方寺所悟入的，仅是从定境相应的「空」、「明」、「乐」中涌发出一种猛利的慧解而已，还不曾悟入真净心；这次才真底悟入了真净心(亦可说是悟入了楞严心境)。他的著述中偶尔自称得佛陀妙觉的心境；或者自己承认有确切之经验，即是约他所悟入的明觉的真心说的。民国五年，他又悟入了唯识义。至此，于「宗」于「教」可说豁然贯通了；感染也更脱落了，所以自称「死于此(民国五)年」。他经过这一番的死，以后的一切才真地活起来。他能(与自家烦恼)拚得死，也能(耐受苦恼而)活得透，这就是新极而健极的伟大本领。「一扇板门蚌开闭，六面玻窗龟藏曳，棺材里歌薤露篇，死时二十有八岁」(昧龛诗录)。他大死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活得很明彻。于明彻中表现出的一切，当然是够新的。新得不带一点渲染，没有一点张扬，这才新得本分，新得本色。从这样的新中随机摄引，所开示所启发的，就非常适切而恳到。佛法的兴盛、流通，就是藉这样的新扎下根基的。大师到一处就兴一处，说一句就留一句，一切的一切总使人感到珍贵而新颖。他给中国佛教的一种最大力量：内新鲜而外新颖。从新鲜的意念上所引发出的新颖知见，是既契顺佛法而又能应导时潮。佛法如不能深入而应导时潮，改变时潮，就很难存在与发展了。如要深入而应导或改变时潮，那就得推陈出新而肆应曲当。人类的观感必须经常有新东西、新印象的投射、激发，始能引起他的追求与爱好，佛法要想引起人类的追求与爱好，也惟有以新方法灌输新印象。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人着实感到新得过火，认为要不得的。中国佛教不容易走上新的正确的前途，一半是这样的观念在作祟。一个真正新透了的人，许多的倡议、举止，一开始同情的总不多。这种「孤明先发」的人物，对时势，对理致，总是意料而心度得非常准切，为着应导时势阐扬理致，就所料所度的揭布出大师的新，是从自得中自发的绝对自新。观念上有了这种新作风察照，真新与伪新则辨清楚了。因此，他平生反对伪新而提倡真新。对那些为伪新所迷误的分子，总是正直地给他们指点出进入真新的门路。「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反俗判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新与融贯)！他的新是佛教本位的，是依佛教为中心而适应一切使一切合于佛教的新。这对那些「时新而不佛教」(太虚宣言)的分子，说得多么苦切！他又说：「中国佛教(华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教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新与融贯)！他始终站在顾护中国佛教的立场上而谈新，始终反对轻视而抹煞中国佛教过去的一切。即此，就知道他所说的新，比一般所说的守旧还要更守旧。不过，他从守旧中却钻出一条新出路来，给中国佛教指出一个新方向，订出一些新方法，教理方面也给重新综合而条理了一下。所以，只要了解他的新是从中国佛教的老根子上发出来的，一切是着眼于中国佛教而广摄其余的，就不会抨击他是狂妄是固陋了。近代中国佛教能露出部份的真面目来，多亏大师自悟自新，力倡力践。重视而追踵大师的新，我们自身和中国佛教才能因新而得救。

        大师的新，乃是觅得了一个正确的落脚点，从这个落脚点上稳步前进，一切总显得相当真实。学佛，简括说即是学真实。佛法本质是最真实的。契见佛法即是契见真实。修学的历程中，虽不能立即契见真实，但一切的修学、栽培，无非为着契见真实而作准备。证得实是由于行得实，行得实是由于信、解得实。大师对于净信、胜解、大行是一贯的，可以说有资格讲证了。「故讲学应期于实证，期实证则须学佛之所行」(佛法总学)。他讲学的目标——实证，到达这目标的方法——学佛之所行。佛为圆证法界的「无上师」，是从最真实中而圆证的，所以惟佛堪称大真实者。他想学佛之所行，一定是学佛那样的大真实，以故，实证感极端热奋。他的这种思想，看起来，似乎与般若(学)不相合，因为，以菩萨行为中心的般若学，是重学不重(速)证的。深广而时劫甚长的大乘道，必须修集而充实了无量福慧，始能自自然然的实证。如缺乏了这些，一味的讲实证，即使发的菩提心，也会堕入小乘。因此，般若学才重深学(福慧)而不重速证。这，他是最了解的，所以，又自称「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优婆塞戒经讲录)。既不急求佛果，也就不会堕入小乘。那末，他为何要那么提倡实证呢？他的思想是渊源于真常大乘，这是特别重佛与重证的，因此，他也就特别重佛重证。不过，他是深知急求速证的流弊的，所以又说无求即时成佛，这与般若学的意趣是相通的。他的提倡实证，目的是教人不退于大乘，「真参实悟，为入大乘之正轨」(佛法导言)。他最服膺于禅宗的参悟工夫，从修学的最可靠的上面说，由悟而起修，确系最稳当的。这与圣教的初(发心)住的菩萨「悟不由他」，而直趣于大乘是一样的。他的表现，具有禅者的恬静风格，而却无禅者的隐遁性格。这由于他多了一重观念：要善集而广用福慧。中国佛教没有衰微得近于枯萎，多半靠了他的这种功德的滋润与支持。

        禅教相融，是大师的本旨。中国的宗门禅，(起初)本是重经的。天台、贤首，也同样重经的，他是从这些入门的，自然也重经了。不过，禅宗的特征——重证，是行重于解的，故仅是以(一分)经为印证而已。大师受禅宗的影响极深，对圣教着重具体的综合与沟通，也并不过细的分析或简择。这自然就倾向于行证了，所以，他对于重行的古德非常赞叹：「道安的重行系永远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论中国佛教史)。安公确是中国佛教前期中唯一的重行大师。是中国佛教一切典制的创奠者，巩固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基础。特重于行的中国佛教，是以行摄解而趣于证的，便是从证验中阐发佛法的真实性的。这与印度后期的「论师出解行者多而证果者少」(律净密禅四行论)的情形是不同的。大师最注重于实证，所以总肯定地说：「此自修证，自觉自度，正是佛法的肝心」(人群政制与佛教僧制)。这种精神近代的中国佛教早已失去了，他尽力的提倡实证，用意即在于唤醒而激起这种精神。这里，他有一个基本观念：度人必须先立稳了自己脚步。自家对佛法有了实证，脚步才立得稳(就广义说，由小乘的五停心到大乘的十信，都可以称为证，与这种起码的证验相应了，在佛法中才勉强着得了脚)。佛教的人生观，同放「烟火」不同，是要生生世世相续而发达下去的，这，除了努力行证，别无他法。

        他的行证观：「重渐不重顿」(佛陀学纲)。从大小乘行证的层次上看，渐行渐证才是正常的。「故修大乘法者，……不能苟安图便，妄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法性空慧学)。(凡俗)众生与佛的阶位差得太悬绝了，一下子就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痛斥禅宗「越阶而登」(法相唯识学)；因此，他坚持「故今中国施设之佛教，应为从人至佛之大乘渐教，而切实从人做起」(酬对)。以人身一级一级底向上体践，不求速成，不许迟滞，这才是最可靠的大乘作略。「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日记)。中国佛教在「立地成佛」、「即身成佛」的误解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由躐等而引起夸狂感，因此而误了自己的不知几多！「印度小乘之弊——急求近功速效，华夏大乘之弊——躐等相尚」(序跋)。中国的民族性好高好简，总是想从简捷中一下子爬到顶，这必然要躐等的。近代中国佛教的空虚、混杂，与此有关。学佛法，绝不能有一毫侥幸心的。有一毫侥幸心存在，总不能如如实实底契见佛法。侥幸心是由于志行的不坚不正、不深不广所引起的。大师为着对治这，于民四之冬，即便确立「……余则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行自述)之大愿。他的志行是僧俗兼顾大小并举的，由这一意趣而形成的观念，就特别重视制度了。「故中国人之学佛，不愁其无一二超迈之豪杰，而虑鲜能谨于常制也」(学行)。超迈的豪杰之士，思想与理论可能是一等的，一谈到从常制中贯彻坚卓的志行，就很难做到。他对于这格外担心、挂虑，足见他的志行时时顾到常制。他许多方面都是超迈的，然而，他绝不肯因超迈而忽略了应守的常制。所以，他尽管具有天生的豪杰气质，而却能以贤圣为鉴而羁勒豪杰的不羁之行。宗教性的完整大师，没有一个不以贤圣心行羁勒着豪杰的不羁之行的。宗教价值全藉这样的人物具体呈现出来，大师就是这样的。由于他的重视常制，所以总是大声疾呼「不能更改律仪」(佛乘宗要论)！在他的心目中，律仪(戒)是建僧导俗的唯一依准，绝不能须臾离的。「故欲建立佛教的社会，当依律仪为根据」(佛学讲要)。依着合情合法的律制，事行上的一切才有真实表现，理证的真实乃是依事行的真实而体入的；忽视了事行的真实，绝不能契见理证的真实。大师重视律制的主眼在此。

        他很早就献身佛教，经常在事行的应付或发动中，自难彻底免除俗习，幸而他的悟性提醒了他，「渐患身心不入律行，乃掩室普陀，欲勤戒定，痛治骄惰，究律藏以整行事，……其尤得益者在律仪」(律净密禅四行论)。他一感到身心不入律仪，当下即依律论治骄惰，这种不稍因循的精神何等强毅！他个人的真转机、真表现、真影响，固然与他的悟有关，同时更由于他重律所致。他能折节究律，死心践律，由此而养成素朴圣洁的僧格，这才超越了一般的学教者。他那样的重律，乃是想藉律制陶练成真实的僧格，以此具有真实僧格的僧伽作为复兴中国佛教的张本。「戒律是生命线」(新与融贯)。(戒律)「乃佛法住世之命脉」(大乘宗地图释)。把戒律看得这么认真、着紧，这就是他对佛法的一副真实心肠，一种切实体验。事行上的一切秩序、规制，不以戒为范畴、为限制，就等于脱缰之马而无法控制。中国佛教松散得没有一点统摄力、警惧力，问题就在律制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发生效力。所以事行上表现不出真实精神、优良风气，相率而流于纵逸、混沌。「教理无论如何高尚，若律仪不备，终难免徒众涣散，世人憎嫌」(讲演)。这是现代中国佛教的写照。大师肯定事行上的真实、清净，惟有着重律仪始能实现，他的一切倾向而侧重于律仪，即说明了他的真实是不离律仪的。从事行的表现上说，除了倡践律仪，又从何处表现真实呢？所以，要了解他的真实，应该从他的重视律制上去了解。「起码要守淫杀盗戒，尤以守淫戒为僧，……」(文丛)。出家牢守着淫戒，清净与真实才能成就，他这样说，乃是他的真切立身处。我们对于他的这番遗教，千千万万要重视，要遵守，中国佛教才能从清净真实中，豁露出新面貌新景象来！

        纪念大师，必须对他的新与实相续地体念而仰效，他的悟性与僧格才能一分或多分的从我们的身心上展现出来。否则，光是几篇文字一场聚合，不肯从旧与伪中奋跃出来，这岂但是讽刺大师一人嘛！

 

   (民国五十六年太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纪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