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克己复礼，止于至善

　　佛教传人中国之前，中国心性之学早已有深远的源流，并自成体系，而且相当繁荣。早在先秦时代，儒家的五经及《论语》、《孟子》，当然还有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以及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也就是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心性之学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的主题之一。

　　人们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但有识之士则更多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思想，面对自己的情感。性善性恶的争论，人与天关系的争论，不仅贯穿着整个先秦时代，而且影响着两千多年来整个的中国历史文化，以至在现代社会中仍不时感觉到这种回音。

　　心性之学，其核心就是人们的心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种善恶的观念，引伸开来，就有知与行、人与天、本与末、体与用、有与无等种种相关问题连带而来，并且老是争论不休，似乎永远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占上风的当然是儒家和道家。

　　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心性之学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时期，佛教学说给中国心性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相互推动，共同影响和发展。从表面看来，在南北朝后期，似乎佛学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在隋唐时更取得压倒的优势。而实际上，在中国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和道家。极度繁荣的佛教学说，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学说，已经远非印度佛学的原貌，被中国化了，成为了中国佛教。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表面看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能够容许其在中国的发展。而实际核心之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学说本身就与佛学有相通之处，彼此没有根本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在许多方面，儒释道三家还能互补互用，共同提高和发展。所以到了唐代后期，三教同源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就逐渐发展。从佛教传人中国后不久，儒道两家就或明或暗地大量吸取佛教精华部分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直到宋明理学的成熟和取得统治的地位。在明清两代，佛教才失去了千余年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被理学所取代。

　　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情况不用多说，在唐代，一代圣君李世民豁达大度，英武绝伦，功业盖世，只要有利于唐室万代之业，也应与他那个“天可汗”相符合，得到天下万族的拥护，岂止儒释道，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也兼容并收，不加歧视。在唐代，不少著名的儒家大师，深知朝廷大略，也是遵循这一方针。而白居易、柳宗元、李翱等士大夫，晚年则倾心向佛。诗人李白较偏重于道，杜甫骨子里是儒家，但对佛教也同样倾心。反佛最著名的莫过于韩愈，他那《谏迎佛骨表》，把佛教斥为异端而大加攻击，不失为救弊之作。但这也只是针对宫廷和社会因崇佛、佞佛而带来的腐化和堕落，在其心灵深处，未必对真正的佛学有多大的成见，所以他被贬至潮州，遇到大颠禅师后，一扫仕途沉浮之抑郁，也乐于与佛道交游，并乐于其中了。如他与大颠禅师的书信中说：

　　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专辄有此咨屈，傥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归高居，亦无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愈白。

　　在这封信中，可见韩愈的心情，为得到大颠禅师的指教，已到迫不及待的程度。在与大颠禅师会晤领教之后，韩愈在另一封信中表达了他意识形态的转变：

　　……愈闻道无疑滞，行止系缚。苟非所恋著，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异。大颠师论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义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非通道也。劳于一来，安于所适，道故如是。

　　在这样的转变中，精神、情感对佛教的好感就深了，以至到寺庙一游，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舒适。如韩愈著名的《山石》诗，表现出的情趣和美感，远非一般诗人所能及：

　　山石犖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出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澈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来为人鞿
　　嗟哉吾觉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寺庙和僧人的生活，在韩愈心中已是美不胜收，乐而忘返了。这里其实又是与儒家思想相通的，孔子就曾有这样的愿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越尘俗劳苦，与自然融为一体，无荣辱、无是非的境界，儒释道三家是通的。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鼻祖，程颢程颐的老师，他就曾请教过鹤林寺的寿涯禅师，并得到四句心法的启示：“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并说：“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常总)开遮拂拭，无由表里洞然。”苏东坡同样得力于东林常总禅师。程颐是理学大师，方正严厉，排佛最力，但他自己却出入佛老多年，深受其惠。这类历史资料多年埋没，研究者常恨不得而见，这里选灵源禅师给程颐的一封信，供有兴趣者参阅：

　　答伊川居士

　　某启，承过听，以知道者见期。虽未一奉目击之欢，然闻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历叩殆遍，乃犹以鄙人未见为不足，不肯歇去耳。然此一歇，实不可强。而不歇之病，在依约信处，未能顿入灵源，亲见本体，发挥性地妙明真照，照彻一切。心之与法，了无端由。彻处已眼豁开，正当是时，何法可见？何情可除？何悟可存？何迷可灭？何佛可成？何生可度？始知百千诸佛，诸大祖师、六道四生，乾坤日月，皆吾光中浮幻影象。堂堂独运，岂不丈夫。却复自观，觅个歇处了不可得，况不歇乎!若未能如此，直须拂却从前会的，向信解未萌时，反思不及处亲切谛观，忽然穿透虚空，则山僧与居士相见，其来久矣。其在奔驰川陆，交接音容，然后为会晤耶？唯公具大信种，乃真道器，不可寻常了却，验此不即自休，便见宿因深正，实用慰叹。今此不休，乃是大休之地。若只恁么旋疑旋解，不无小可轻安。如病不除根，感毒还作。尽未来际，何有休期。近世号为明道者，亦多体会得个相似的较量。未得以前，诚亦廓达妙圆。其如不到本源，遇着差别因缘，对爱染境界，微细情习，宛尔瞥兴，便却以一性融通，谓世出世间元无外法，全波即水，何即何离。似即似矣，是则未是。公之明断以为如何？顷年闻老师言公见处，今览法要后序，深观信入，真实不虚。亦尝蒙喻见老师，时事同也。然老师与公相见时，已自伤慈，只欲当处平和，不肯深挑痛扎。至使信解不泥，本智不彰，而时有犹豫也。若用拙者之言，一切併绝，念念深切，时下自看。更须见彻底明白，省力现成，奇特事也。若不如是，自究自参，纵与佛祖同参，时常会话，只添得古董，终非究竟，幸希深悉，不以轻触为罪。念蒙加爱之殊，故敢尔。亦观今世王公大人，好此道者亦多。至于谈道之际，个个喜人顺己。而法门主道者亦多苟顺世变。吁!兹何图耶!皆是我习内薰，情缘相附，交为欺诳，总不丈夫。与公相期，既非此类，则譊譊之告，实衷心也。世缘通塞，相断之有方，不复在介意，幸幸。

　　灵源禅师与程颐有多次书信往来，仅这一封信看，对程颐的病处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点，甚至不顾自己老师黄龙祖心禅师的情面。程颐是程朱理学之首，在禅师的面前尚且如此，何况其它。再如朱熹，是集理学大成者，他的学问根基，也与禅宗分不开，是从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弟子道谦禅师中得来，他在与道谦禅师的书信中说：“向蒙妙喜(即大慧宗杲)开示，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报一语，警所不逮。”而王阳明也公开承认：“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例子很多，虽说是儒家吸取佛家，以至有“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之说，但究其因，亦有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样的渊源。特别是有老庄道家无为和道法自然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先导。

　　早期道教，生硬地把大量佛教结构与思想移植在道教的教法中，仿照佛经制作了大量的道经；仿照佛教的仪轨戒律制作了道教的仪轨戒律。在宋元时期，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时，更把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放在《道德经》同等的地位上。道教讲性命双修，其讲性的部分，其实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那一套。而讲命的那一套，则多与佛教的禅定和十二因缘有关。而道教讲善恶，讲因果，更是完全吸收了佛教的相关理论。以至最为神秘、最有影响的丹道派，其方法也是禅宗的道教形式而已。道教在吸收佛教，特别是禅宗所长之时恰恰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禅宗本身，其来源之一又恰好是道家，特别是庄子。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特别是机锋棒喝一类重要的方法，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庄子有相当的关系，而印度佛教，则很少有这样的特点。这一切，在先秦乃至南北朝玄学中，至少已大体成形，只不过尚没有形成自觉，尚没有形成系统和流派而已。如仅论庄子一书，里面许多内容，许多“寓言”、“卮言”，完全可以看作是先秦时的禅宗“公案”，以后有机会当详加介绍。

　　(一)克己复礼，止于至善——儒家学说对人生的优化和改造

　　孔孟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官方”学说，也就是具有“宪法”地位，指导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根本理论依据。在先秦时代，它受到了道家文化的讥讽与嘲弄，在南北朝以来，又受到佛教文化的强烈冲击。但儒家文化雍容大度，在保持自己指导社会政治生活作用的前提下，也积极吸取了佛道二教的精义，特别是用心性之学以丰富和完善自己，使之在宋明理学的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近代许多学者把中国封闭落后归咎于儒学，不如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借儒学以巩固自己的明清王朝。明清两代王朝极端地利用了儒学中对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有利的部分，扼杀了其中开明和健康的部分，使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受到了歪曲。而近现代某些人崇信西方那一套，对民族文化全盘否定，则更不足取。在这里，我们结合佛学，来看看儒学中有益和有趣的一面，这可是儒学的合理内核，也是现代社会和未来时代需要大力提倡，并在东西方文化大汇合中值得重视的一些内容。

　　佛教长期被认为是出世之学，而儒学则理所当然是入世之学，而且还是治世之学。孔子曾自信地说：“天生德予余”，孟子更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以，对儒学治世的功能，孔孟及后来的儒家都是坚信不移的。但这个“世”，佛教认为是“五浊恶世”，人类的根本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佛教认为全是烦恼的积聚。早在孔子的时代，有人就对孔子说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类的话，但孔子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信儒家的观念，只要坚持不懈地宣传、推广和普及，就会对社会起到良好的补救作用。儒家的方法就是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把人改造或陶冶为仁信忠孝节义的君子，进一步达到“止于至善”、“保和大和”的这一崇高的圣人境界。

　　儒家学说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坚决反对的，孔子对个人的修养准则，提出一个“仁”字；对社会统一和安定的准则，提出一个“礼”字。“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所遵循的做人的美德，并使人达到“温良恭俭让”这种“中庸之为德”的崇高境界。温者不暴，良者不恶，恭者不骄，俭者不奢，让者不争。要达到这样的人格境界，首先就必须做到“克己”。“克己”是对自我欲性的一种自觉的限制，虽然还比不上佛教戒律那样的系统和完善——通向出世的解脱，但也有其相当的、可行的内容和准则。“克己”的目的是“复礼”，礼是周礼，是周朝周天子所制定的、当时中国的一种礼法，这种礼法，包括了法律、风俗、礼节和种种行为准则，是国家和民族乃至文化的安定和统一的旗帜。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朝各代都有其相应的礼法，但根本原则都是遵循儒家的四书五经。

　　儒家学说对人性的优化和改造，一般都遵循着《大学》所指示的路子，这就是：“圣人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说来，就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

　　这种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乃至修齐治平的过程，是儒家从“小我”到“大我”的过程，是个人优化和完善自己的过程。这种从个人起步，经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安定和治理，都离不开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这两个字。《周易》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利者，义之和也”，仁是个人内在品德的完满，义是社会关系的和融，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必须建立在正心诚意致知这一心理和精神的状态上。在对精神、心理的修为上，《大学》也有其相应的方法：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一套“止观”，虽没有佛教止观那样细致和严密，但作为社会中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能自觉地以这种方式进行静修，其成效也是相当可观的。古代一些圣君贤臣，只要能不迂腐地有这一层修为，对他们所致力的事业，就多了几分成功的因素。要使自己的精神和心理达到这一层火候，就必须对七情六欲有所克制乃至舍弃。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就可以“生于忧患”，从忧患中奋发崛起；反之则会“死于安乐”，在腐化中没落乃至灭亡。

　　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这样的大纲。儒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道”。修身的正心诚意，必须为这个大纲服务。

　　以齐家而言，就应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梯，夫爱妻敬，并且和睦邻里。这样的家庭，必然是稳定的，健康的，有凝聚力的。中国的这种家庭模式稳定了两千多年，在现代的商品社会和西方伦理观念的冲击下虽屡经动摇，但毕竟没有被推翻。当西方社会自身步入困境，人们看到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家庭所带来的破坏和不健康的后果时，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感受到了中国儒家家庭模式的可贵之处。而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的运转和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儒家“齐家”这一家庭模式上，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之在海外强烈的种族歧视与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在国内改革发展的今天，许多运行良好，得到发展的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往往也是以家庭为主体，这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
　　“君君臣臣”是治国之道，君应符合明君的标准，臣应符合贤臣的标准。这个标准，从个人素质上看，是“仁信忠义”。从国家政治上看，是儒家的“礼乐”。“仁信”是君道的核心，当了国君、皇帝也不允许任性和胡为，“忠义”是臣道的核心，当了宰相或封疆大吏，同样不允许任性和胡为。孔子说：“君示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时又要随时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不然的话，就成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一心求治，统治集团团结向上，国家社会自然就有稳定的基础。统治集团分裂内讧，国家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

　　君道的“仁信”，也就是对儒家礼乐的奉行实践。“仁者爱人”，“一家仁，一国仁”；“使民以信”“人无信不立”，其意义是明显的，周敦颐在其《读易通书》中对“仁义”有如下的发挥：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 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物。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周敦颐所描绘的这种社会，已兼融了道家思想在其中了，现代商品社会，是难以作出这样的反思的。可这样的理想，却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这是无物欲的社会，必须是有无物欲的人生活在其中才是可行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物欲越来越重。现在一般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早就超过了古代的皇帝，清心寡欲这一套修身治国的准则早退缩为少数个人的康寿之道了，虽然如此，其中的积极精神还是令人向往的。

　　儒家经典其实是充满朝气的，“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积极自新和进取的精神，的确与苟且和欲贪的精神不类。《中庸》中标出一个“诚”字，可以说是精神和心理的一剂良药，在实践中运用好了，并不比佛教的禅定差。如《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其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中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化。

　　《中庸》中的这一席话，在禅宗看来，那是参透了玄机才说得出来的；以道教看来，也是金丹已成、大道已就的“真人”才说得出来的。这一席话，无论放在佛书或道书中，都是得骨得髓之言，并且是儒释道三教沟通的重要环节。

　　一般的人，对儒家的“诚”看得太简单了，常常仅把这个“诚”字，当作人格品行中的一个美德而已，殊不知这个“诚”字，与禅宗的禅和道家的道是那样的贴近。周敦颐在其《读易通书》中，用易学的道理来阐明这个“诚”字，可以说是得到了精髓，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他还说：“圣，诚而已矣，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则无事矣。”但是，诚到底是什么呢？周敦颐继续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这里很明确，诚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寂然不动”的。虽然“寂然不动”，但不是死的，因为它可以“感而遂通”。通向哪里去呢？通向一切主观和客观的领域中，儒家是入世的学说，也就是通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寂然不动”，是精神作用未发动、无污染的清净本原状态。用《中庸》的话来说，那是处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这种状态。这样的状态，与佛教的禅定在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说有区别，只是一是用于入世，一是用于出世。这种“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文明得以展开的精神原点。所以这种无污染的精神本原状态被称之为“天之道”。在社会生活中，使受污染的精神回归于这种状态，就是“人之道”。只有使精神处于这种无污染的本原状态，才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乃至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不是佛教所说的“一切智”吗？这不是道家所讲的“无不为”吗？如果再达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境界。那就与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真人差不多了，无怪中国佛教后来把孔子尊为“儒童菩萨”。从这一层看来，中国历史上“三教同源”、“三教合一”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真理只有一个，只是因人因事的不同而自然形成了差别。

　　在儒家看来，诚就是中庸之道，诚就是精神的稳定、安宁和纯净。在精神中达到了诚的境界，自然会“择其善而固执之”，在行为活动上，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仁信忠孝节义和温良恭俭让的风貌，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出“至刚至正”、“大智大勇”的力量。现在国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两干多年来众多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典范，不论是喜剧型或悲剧型的，哪一位不是受到儒家学说的洗礼，哪一位不是以儒家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呢？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融道家文化和中国佛教这一博大的历史文化系统。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深受西方商业——科技文化的压力，对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进行了多次痛苦的反思，而今天，西方极度发展的商业——科技文化却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核威胁，地球生态失调，毁灭性的污染，人口爆炸和现代恐怖主义等恶果。西方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许多有识之士把眼光放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对儒家文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儒家的“王道”和“大同”理想，在未来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将会受到广泛的注意。而儒家优化后的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个人行为，如仁义忠信诚敬等，当然远远高于和优于西方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谐一体的超稳定结构，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理性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以个人为基点，以家庭为单元，从中央到地方，普及到全社会，形成了以“仁信忠孝节义”为标准的“全面质量管理”这种社会伦理模式。这样的社会，减少和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当然也不会有因竞争而带来的明显的社会剧变和发展，但它毕竟是健康的、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目标和地球生态平衡，所以是可取的。儒家的这一套学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在未来的社会和时代中，对儒家学说进行高层次的宣传和普及将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