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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先生与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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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先生与唯识学
  20世纪初,中国学术论坛上刮起了一股佛学研究的风气,在这股风气中,佛学中的唯识学异军突起,它不仅有起夫先导之功,而且引起了学界的相当注意,一批僧俗学者都投入到此中,纷纷撰文著疏,对推动当时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开这股风气之先的引路人,无疑是欧阳竟无先生,他所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招收了不少弟子,也吸引了不少学人前去学习,其中不乏当代的学术大家,并培养了一大批佛学新人,当代不少佛学家都出自该院,像吕潋、汤用彤等人,包括佛教界巨擘太虚大师也在此受过薰陶。但是像王恩洋先生,至今我们对他的情况未必能十分清楚,甚至有的青年佛教研究者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王恩洋先生作为支那内学院的一名学子,对中国佛学界的贡献理应不该埋没,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唯识学的建设著力尤巨,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1922年至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先生学习佛学。1927年返回四川老家,在南充创办龟山书房,聚众讲学。1942年于四川内江圣水寺创办东方文教研究院,发行“东方文教丛书”和《文教丛刊》。1957年在北京中国佛学院教书。1961年因病返回成都,晚年逝世于斯。王恩洋先生的著作很多,一生撰写文章和著作共200余(篇)本e,治学主要涉及了儒、释两家,旁及道家,以及中外关系和文化比较等内容。
  王恩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占其全部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总计有35(篇)本。这个数量虽然在王先生一生的著作中并不算多,但是仅就佛学界唯识学的著作来看,就显的比较重要。这是因为,一是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占有其本人的全部佛学著作的80%,可以说代表了王先生的佛学特点。二是这些唯识学著作在当代佛学唯识学的成果中也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有着自己的风格。
  有学者指出,“恩洋先生治学,则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②所以他是当代中国佛学界中一位专治唯识学的学者,这句话可说是点睛之笔,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先生的佛学研究特点和其在佛学界中的地位。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从年代上看,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表,这时正是他在支那内学院学习,以后又回到四川创办龟山书院的时期,佛学一直是他研究的主业。40年代后,他创办了东方文教研究院(后改名东方文教院),研究方向转向了诸子,以研究儒、道为主,并以儒学为主业。50年代以后,因受中国佛学院之聘,他撰写了《瑜伽宗综述》讲义,在佛学院主讲唯识学。
  从内容上看,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可以分为:一、介绍性著作,如《唯识通论》、《佛学通释》、《瑜伽宗综述》等;二、研究著作,如《佛法之真义》、《佛法与外道之差别及佛法之根据》、《{真如作疏所缘义)答辩》、《{起信论唯识释)置疑》等;三、疏论著作,如《瑜伽力种性品疏》、《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等。他是在唯识学的框架下建构“佛教概论”。例如他撰写《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是因为抗战期间,藏传佛教中观学说传人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内地不少唯识学者也不自信,从而附益其说。”王恩洋先生为了改变这种看法,乃用唯识观点撰述此书,作出正面答复。此书“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恩洋先生所作的一些疏释也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只是引经据典,并在其中给予讲解,有很多内容应是他的发挥。他之所以选择的这些唯识著作也是有目的的,如他注疏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据他自己讲,此书是唯识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而法相之义备,故谈唯识必宗《成唯识论》;谈法相必祖《杂集论》,一本十支,此为观止,《成唯识论》专立唯识,极高明而进精微也;《杂集论》平述法相,致广大而道中庸也。……。”以前虽有窥基法师的注本,但仍有缺陷,故他发心要在窥基述记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疏释,而且自认为此书是自己一生中用力最勤,比较满意的一本著作。此外,他在《五十自述》中曾经提到要作一本300余卷的《瑜伽师地论疏》,当时已经作了6卷,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坚持下来,先前的6卷也没有出版。现在我们已不知道此书的概貌,如果这项工作能坚持下来,并且出版,可能是一本最全面的《瑜伽师地论》的注疏了,那么他对唯识学的贡献也就更大了。
  本书收集了王恩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以发表的年代先后顺序为例,尽可能反映出王恩洋先生唯识学研究的历程,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历史线索,使后人从中受到教益,为当代唯识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世纪初的唯识学虽然曾经有过一段风光,但到了50年代以后就不再显赫了。纵观唯识学发展史,从印度世亲大 师创立有宗后,玄奘大师将其传人中国建立了法相宗,近现代欧阳竟无、王恩洋等人对唯识学的复兴和研讨,唯识学在中国走过的道路可谓崎岖坎坷。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的脊梁,受到了我们的深切怀念,缅怀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倍感到玄奘大师所传的佛教唯识学重要,王恩洋先生继承了玄奘大师的伟业,为我们作出了一个表率,他的唯识学研究体现了时代性,不应埋没,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宁波宝庆寺的资助,朗宇法师对本书的出版著力颇多。王恩洋先生的亲属王赐川、王赐庸等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宗教文化出版社陈红星社长、戴晨京副总编对本书的编辑作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在此向帮助过本书出版的所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夏年
  200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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