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虑，换言之，或者换一种翻译方法实际结果就是“禅定”。这个禅定的禅到了中国来了，就有着很多的意义。最早的传到中国来的这个禅字，它所代表的是安那般那。在道安法师以及他以前，安那般那的主要修为，以《安那般那经》所倡导的对象的“念、心念”为主要。如果拿到四念住当中来说，它所指的就是对于我们的分别心杂念的锻炼。当时的安那般那的修习跟现在我们所传闻的南传佛教的内观禅，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中国，是魏晋时期就已经风靡华夏的一些修行方法，早年的佛图澄、道安大师等等，都是安那般那禅修习的高手，直到他们的弟子辈才逐渐出现对大乘佛法的广泛弘扬。

不过，这几位大师虽然应用安那般那禅修，但却极为重视般若正见，即使当时已译的般若典籍尚且十分缺乏，研寻之志从未改变。

道安大师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３１２)，卒于孝武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出生地在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乱世父母早丧，外兄抚养，七岁读书，十五岁对五经文义已十分通达，转而学佛。十八岁出家(据《名僧传抄》)。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田地工作，没有怨色。二十四岁(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佛图澄大师。大师非常赏识，道安大师以师事佛图澄。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普释疑难，赢得‘漆道人，惊四邻’之美誉。

佛图澄大师逝后，社会变乱，道安大师离开河南到山西临汾县住。地方很偏僻，以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大师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后来，道安大师道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襄阳住了十五年，深研诸般若经典。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翻译转梵，离文合义，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道安大师在襄阳，每年讲两次《放光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法席之盛。

道安大师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世界安乐，不仅仅是追求超自然之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

道安大师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