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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世界各国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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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佛教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第一节 亚洲的佛教

世界各国佛教的传播,除了西方欧美是间接受中国的影响,南亚的缅甸与泰国,远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已经有初期小乘佛教的传入,其余东方各国,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都由中国的关系而传入佛教,从历史的观念来说,韩国最早由中国传入佛教,其次是日本,兹就其先后传播的次序,作一简述。

一、 韩 国

现在的韩国,旧称朝鲜,它包括旧史所称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佛教传入三国的年代并小一致,而以高句丽为最早,在中国晋代之时,前秦符坚遣沙门顺道,送上佛像经文一批,时高句丽王小兽林,便接受信奉,并创建了肖门寺,居奉顺道法师,这是高丽最初传入佛教,和创建佛寺的开始。过了十二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从东晋传佛教到到百济,百济的枕流王备加尊礼,创建佛寺,并剃度出家僧众,正式信奉佛教。再后五十年,才由高丽沙门墨胡子,传佛教入新罗,但未经流行。百余年后,到了法兴王时代,才开始大弘佛教,创立佛寺,佛教乃得盛行于新罗。

此后百年间,正当中国武则灭时代,新罗国文武王灭高丽、百济两国,统一朝鲜。那时高僧元晓等,弘传佛经华严宗旨,称为华严教,名僧大德辈出,佛法大兴。到唐玄宗时代,王建兴又灭新罗,复称高丽。那时中国内部,因经历五代的变化,佛教也受政治影响而衰退,但高丽却承前朝余绪,佛学大盛,中国佛教的著作,如天台章疏、华严经论,都靠高丽传归国内,使中土佛法,赖以再兴。

宋初,有高丽沙门三十余人,来从永明寺智觉(延寿)禅师习受《宗镜录》,回归以后,各化一方,这便是朝鲜传入禅宗的开始。后来高丽王又派遣使臣,向宋朝求取官本的藏经,和他本国原有的前后两藏经,与契丹藏本,合校刊刻版本,便是后世所称有名的《高丽大藏经》,被公认为研究佛教经典的善本藏经。韩鲜佛教,也以这个时期为最盛。

明初,李成桂又灭王氏的新罗,称国号为朝鲜,这时道家的思想和儒家的理学学说都大行于朝鲜,佛教反而退落,不如当初。总之,朝鲜的佛教,都由中国传入,并无特别的自创宗派可言,只有专讲华严佛学的贤首宗,与禅宗五家宗派之一的法眼宗而已。此外,仅有主张持戒、诵经等以种善因的渐派(也称之谓“教宗”),与主张一心念佛,往生净土的顿派(也称之谓“心宗”)的两大派别。到了清朝末叶,朝鲜既被割让,日本的佛教,便随军事政治的力量而侵入,朝鲜本土的真正佛教精神,从此便衰颓不振。二十世纪以来,韩国的佛教,仍为日本占领以后的变质佛教,现在韩国独立,尽多高明之士,其原来的佛教当待重新规复,并力予振兴了。

二、日 本

日本佛教的正式传入,约当中国南朝梁末时期,在钦明天皇即位的第十三年。当时百济国王遣使至日本,并奉赠佛像经论等,从此日本王朝,才渐有崇佛的倾向。数十年后,圣德太子兴起,佛教才得以发展。太子是日本当时的政教主,建寺弘法,极力宣扬佛教;他并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成为日本历代帝室的法典。自著《胜鬟》、《维摩》、《法华》三部佛经的疏述,也是日本后世佛教的范本,所以素为日本人所尊崇以为千载明王。

再过百余年间,到了飞鸟、奈良两朝,政教渐趋一致,陆续创建维摩、仁王、金光明等佛会,中国佛教的三论、法相、华严、戒律、成实、俱舍各宗,也相继在日本兴起,这便是日本佛教有名的古京六宗。那时高僧辈出,佛教大行,慧灌僧正由高丽传入三论宗,后来又分为元兴、大安两派。成实一宗,附庸于三论。玄昉僧正由唐传入法相宗,后又分为南、北两寺,互争优劣。俱舍一宗,附庸于法相。道璿律师传华严宗,鉴真和尚传戒律宗,都渊源传承自中国的佛教。

从此再过百余年间,到了平安朝代,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相继而兴。最澄大师开始弘扬佛教于比睿山,备受王室的信仰,后来又入唐求法,得受天台、真言、禅、戒律等四宗的传承而归,因此便大张比睿山的规模,包罗台、密、戒、禅四宗而立说,尽量发挥天台宗的教义,声望隆极一时。那时空海大师也与最澄先后入唐求学,从惠果阿阇黎受学真言宗,回国后,创方东寺,极力弘扬密宗的“金刚”、“胎藏”两界法仪,声势弥盛,因此而开高野山永久的基业。这时日本的佛教,可谓是天台、真言两宗的天下了。

最澄大师所传天台宗的内容,包括兼摄佛学的“显教”和“密宗”两部,所以又称为“台密”。后来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又相继入唐求学,台密宗派更加畅扬,与空海大师所创的东寺密教,所谓“东密”的法门对峙。后来因徒众的不和,又分为山门、寺门两派,从此支流繁多,各自传授。总之,当时的密教势力,极为普遍,不论日本何种宗派的佛法,都带有这种神秘的色彩,信众大都注重祈祷,比较灵验,佛教便一变而为神异的、奇迹的秘密神教,形成大众社会各阶层间的一大势力,所以流弊百出,有违佛教原旨本色。当时又因日本政治社会变乱不安,影响一般人心,易于趋向厌世,空也上人便在这段时期,努山提倡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良忍上人也从而提倡融通念佛的教义,创立融通念佛派。日本史上,这时正有源、平两氏的内战,他们大事杀戮,弄得民不聊生,所以法然、亲鸾和尚所倡依仗他力念佛的教门,也就乘时而兴了。

到了镰仓时代,正当中国的南宋时期,日本佛教的新兴教派,举如:净土宗、真宗、时宗、禅宗、日莲宗等,都应运而起,而且名僧迭出,振兴佛教,大畅宗风。净土法门,由法然上人开始,独创一宗,他本受学于比睿山,后来因仰慕中国善导大师的法系,大倡净土念佛一门。他的门弟子,英才众多,所以后来传下的流派也不少。亲鸾上人,便是他的得意高足,他秉承法然大师的意旨,特别主张出家人可以娶妻食肉,认为唯仗发挥信仰的愿力,但可绝对得到佛力的加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的教义通俗易行,所以能够深揽人心,独成一格,因此便名为净土真宗。它的势力广被,直到现在还盛行不衰。此外,如一遍上人的游行念佛,创立时宗,也是法然大师门的流派。

禅宗的法门,本来早已流传日本,但至荣西、道元两家,才开始建立专宗。他们两人都曾入宋求法,分传临济、曹洞两派的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相号召,极适合于当时人们的需要,便普遍流传。因禅宗以了生脱死为话头,后来便影响到日本人不畏死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对于他们生活艺术的栽花种竹,诗情画意,都大有裨益,处处以禅意相号召了。

此外,有名的日莲宗,原由日本本土的天台宗蜕变而兴,为日莲上人所开创,乃是主张以唱念《妙法莲华经》的经题,便可见性成佛的法门。上人生性豪迈,为人刚正,以英雄的气质,行佛慈的教化,且具精力充沛,毕生以“自度度他”为职事,所以教法大行,确为日本僧史中的特殊人物。弟子人才辈出,益使法门大张。此时新兴宗派,相继兴起,古宗、平宗两地原有的名宗,也受到激发而振兴起来,便形成日本佛教最为兴盛的时代。

再后至吉野、室町时代,正当中国明朝时期,日本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最为盛行,京师、关东之间,有五山十刹,二十四流之繁衍。曹洞宗则在东北边隅仅自苟延而已。日莲宗因有日莲上人的倡导,起初传教于京都,后来又盛行于东西各地,流派更多。其他如净土宗,有白旗、名越两派的兴盛。真宗有莲如上人的中兴运动。但从此便逢“战国”之乱,佛教各宗命运,也随政治的没落,以致濒于衰败。

过此以往,到了德川时代,正当中国明清时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他想凭藉宗教的力量,以收揽劫余的人心,所以极力提倡佛教,因此佛教势力,声威重振,便有各家“学舍”和“谈林”等的创设,但此一时期,佛教学术思想的转变,可比之如中国两晋的玄谈,汉唐的疏释。举例说来,如华严,有风潭上人的新说;如临济,有白隐禅师的宗风;天台宗,大兴其安乐律;真言宗,行施其正法律。另外,如真宗有东西本愿寺的分立;日莲宗,有教系的争议。同时中国隐元禅师东渡,开立黄蘖一宗;而曹洞宗,也于此时再度必起。因此佛教学术思想大盛,并且都以俱舍、唯识为其共通的修学基础,这便是日本人所称“佛教的注解时代”。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励精图治,首先接受西洋的新观念,国家政治思想,以及学术教育等一切施为,大有由东而西,改途换辙之势。因此佛教方面,虽然仍旧保有其俨然国教的地位,但天皇皇权神授的思想,和旧有神通设教的精神,也同时崛起。于是日

本佛教便又别开生面,而转向于两个道路,那就是:

(一)佛教神道不分的民间社会,宗派普遍繁兴,以与军阀们的军国主义,密切联系。

(二)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治学方法,重新研究佛学思想,由宗教们信仰转变为哲学的探讨。同时又以怀疑的态度,考据佛经学说。

但无论如何,在学术思想上,佛法反因此而昌明,且大行于日本,数十年后,直到二十世纪之间,其影响于中国佛学界,也最为有力。在佛教徒的僧众方面,也受时代潮流的刺激,兴立各级佛学学校,印订藏经,努力从事社会弘法事业,也益形发达。

及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国主义的思想没落,军阀干政的权力也悉被摒除,在战后悔过自新的日本,国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大量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因此佛教文化也连带输出,而进了新大陆的美国。现在美国已有佛教寺院的创建,和出家僧众的雏形,说实在话,这些都是得力于战后日本人的灌输。此外,专门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弘扬禅学的日本学者,如铃木大拙,使日本禅学的风气,在二、三十年间,便传遍全世界,日本政府,现在封他为“国宝”。这样一来,从此西方国家,只知禅在日本,不知禅宗的传承,实系渊源于中国。国人虽然稍受感染,群起谈禅,大都学无师承,师心自用,不能真正了解禅宗。我们对此,实有无限惭愧,不胜怅惘的感叹!

总之,要研究世界性的佛教,日本佛教虽然传自中国,但千余年来,它已的确成为一个代表世界性的“佛国重镇”,确是有其重要地位的。我们回溯往史,日本佛教的学术思想,虽起先从中国传入,但其教义,却自始至终,已渐渐地隐约变质,到了“明治维新”以后,直至现代,日本佛学,已变成为另一系列的哲学思想,或与其国家政治相关联,并非原来面目。这在研究日本佛学史者,但须稍为留心,便不待言而可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佛教解释“大日如来”,便有隐含军国主义的色彩。一九三五年前,日本驻杭州的领事馆门前,大书特刻其“大日如来”的标语,这是著者所亲见的事实,这也就是当时日本佛学思想的作用。可是至今举世言佛学者,都举日本佛学为准绳,甚至包括中国大部分佛教信众的观念也如此,我只能引用一句佛语,说它“不可思议”。至于日本的禅学(是否可说是禅宗),更难下一判语了。现代的日本佛教,在其国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神佛小分的教派,和佛教、道教混合的宗支,乃至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如雨后春笋,大约有三、四百家之多,一变再变,这岂仅是“橘逾淮而成枳”的不同而已!目前如日莲宗创价学会的兴起,标榜佛教而图参政,甚至未来的发展,是否别有意图,均难遽下断语。展望二十世纪末造的日本佛教,唯有合掌遥祝其前途远大,正法与国运,并世昌隆!

三、缅 甸

缅甸的佛教,早在公元三世纪时期,因阿育王四出派遗传教士,已经从印度直接传入。但其最初教义,尽属佛教的小乘教法,且已深植根基。后来大乘的思想,也渐次传入,大小乘的思想竞争,非常猛烈。终使大乘的佛教思想,一蹶不起。至今支配缅甸全土的教法,完全属于小乘佛教思想,而且为一纯粹的佛教国家。

缅甸的佛教寺院林立,僧众们在他们的寺院中,专门从事教育事业。一般民间子弟,都入寺院接受佛化教育,能够读书写字的,约占五分之三以上。大凡八岁以上的儿童,开始送入寺院接受普通教育,学习巴利文的佛学教科书,比较优秀的,即转入高级僧院,接受高等教育,而为出家僧众。缅甸在近世佛学史上,且为印度佛教的策源地,欧洲人初受佛教思想影响,实以缅甸为其传播中心,欧洲人出家为佛教比丘的,也大都在细甸剃度受戒。他们办有多种英文的佛学杂志,具有卓见可观的论文也不少。只是在二十世纪的末造,若全凭小乘佛教思想,主持政治,甚至要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抗衡,不但值得忧虑,恐怕也足“匪夷所思”,而应特加检讨。

四、泰 国

泰国旧称“暹罗”,它的佛教,早先由印度的康保假传入。就是当时以弘扬佛教著名的勃陀考沙,统一缅甸与假巴的佛教,经常住于康保假,因此便传播佛教于泰国,大受皇室与民间的尊仰,遂使佛教一变为泰国的国教。后来便明定以释迦牟尼圆寂的那一年,为其佛历纪元的元年。但是它的教义,也以小乘佛教思想为准。泰国人民,自少年时代,便要一度入寺院为僧,接受佛化的教育。所有的人们,都以佛教教义为修身的规范,举凡学校教育、军队、警察等训练,在开始和毕业的时候,都要礼诵佛教的经文。男人们,依法定的年龄,必须经过三个月或一年出家为僧的生活。而且在这一段时期内,绝对禁欲,专门学习佛教行仪,研究佛学思想,为以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即如国王就职,也须举行和发布佛教宗教仪式的宣言。所以举国上下,一律都是佛教徒。僧众们,都穿黄色的袈裟,全国为一全黄色僧服的纯粹佛教国家。僧众多是直接参加政治的分子,其资深的大和尚,并有僧王的封号。佛像寺院,遍布全国。首都曼谷的寺院建筑,便占全境十分之四,有名的越帕寺,成为曼谷市内最壮丽的建筑。他如越吗限寺,等于十方往来挂褡的大丛林,容纳僧众最多。乌富里古寺,是最古老的佛寺,佛像的塑造,有坐卧等姿势,而且大至寻丈,小至寸许,也颇富有艺术的价值。这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国家,也保存有许多原始印度佛教的习俗,它和缅甸,都是东南亚佛国重镇传播佛教的总站,或策源地,时代的巨轮,正进身静谧的佛国,他们仍然静静地停留在蓝天茂林的佛学静境里,二十世纪世界局势的转变,究竟成佛成魔?就全赖贤明王室的领导,和高僧们智慧的支持与选择了。

五、越 南

越南的佛教,原由中国传入,后来又受缅甸、泰国等小乘佛教的影响,大乘思想,不能深植根基,也同东南亚其他各地一样,对于大乘佛教观念,始终模糊不清,寺院僧众的规模,也不是中国丛林制度。自十九世纪末叶,越南被法国所侵占,从此宗教信仰,并不单纯。在越南尚未独立以前,古老佛教的信仰,依仗王室的庇护,在新旧世纪的罅隙里,还可自生自灭,目前很难遽加论断,应该付诸今后历史的定评。

六、东南亚其他各地

东南亚其他各地,先期的佛教,原以斯里兰卡、爪哇与苏门答腊为最盛。当公元四百五十年间,高僧功德铠至爪哇传播佛教,国王与王母以下,都加信奉,佛学大乘思想,颇为流行。七世纪末叶,中国名僧义净由海道赴印度留学时,也曾到过南洋各地,宣扬佛法。苏门答腊的佛教,在唐朝时期,由爪哇传入,现在已经衰落。其他如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各地,以至菲律宾等国家,凡华侨所到的区域,或多或少,总存有佛教方面具体而微的规模,或受缅甸、泰国小乘佛学的影响,或受中国大乘佛教净土宗的熏染,“南无阿弥陀佛”的呼声,和佛教寺院的建筑,所在皆有。


第二节 欧美的佛教

一、英 国

英国在公元一七九六年统治全印度时,便开始对印度文化及佛教经典加以注意和研究。英国人关于佛学的研究者,曾经出过很多人才,其中最杰出的有两位:一是马格斯·缪勒(Max Muller),一是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马氏为梵文专家,在一八七九年,发行《东方圣书大集》(Sacrad Books of the East)四十九卷,从此备受学术界的推崇,在他的专集中,有若干的佛教经典,为小乘律、《长阿含经》、《佛所行赞经》、《观无量寿经》、《大无量寿经》、《法华经》,和所发现的梵文英译等书,开始引起了英国人对于佛教研究的兴趣。一八八一年,里氏在英国创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Text Society),译出了流行于斯里兰卡的南方圣黄,经律论三藏、济释史传等书。又得到泰国国王的资助,刊行了巴利文三藏圣典,更影响到欧洲人士对佛学研究的兴趣。以上所述为两氏对佛学西传的两件大事,但都有英、法、德等国学者的参加,在十八、九世纪间,这对欧洲学术界济入了新的血液,马氏和里氏曾分别在牛津和伦敦两大学开讲佛学,影响很大,伦敦佛教协会便公推里氏为会长,里氏的夫人亦译有《法聚论》等佛书多种。

英国大蒋提会,原是斯里兰卡人达磨波罗,在一九二七年创立,参加的英国佛教徒,和印度、斯里兰卡佛教徒,人数相当可观。而且附设有研究会、讲演会等,每月发行有《英国佛教徒》(The British Buddhist)的月刊杂志,销路颇广。此外,还有阿太卡莱博士所创设的伦敦学生佛教协会,亨波莱创立的佛教居士林等,都是弘扬佛教学术的机构。

二、德 国

随英国而起,德国人对印度佛教学术的研究,是学术界的新兴运动,赫尔曼·奥登堡在一八八一年出版了《佛陀的生涯、教义及其教团》,此乃根据巴利文原始资料,推述释迦牟尼历史的不朽之作,销行颇广。

与英国马格斯·缪勒同时著称于世的,便是德国的印度学术专家乌爱巴,为研究小乘《杂阿含经》的泰斗。他的弟子罗伊曼,在柏林讲学,以擅梵语与西藏语见长,声誉甚隆。日本佛教的学者常盘大定、渡边海旭、获原云来等,都是他从学多年的弟子。

此外,有马格斯·瓦勒泽尔,精通梵、藏、美各种语文,为德国佛学界的权威学者,他曾作有《自我的问题》一书,一九零四年出版《最古佛教的哲学基础》,一九二七年出版《古代佛教的分派》等书,马氏又创立佛教协会,促进欧洲学者对佛教的研究,并且联合世界各国,尤其与东方学者共同探讨。他的实际活动,有从事翻译佛教经典,发表论文和会报,设立佛教略书馆,颁发大学佛教讲义,及在大学学府以外组设佛教的讲座等等。

保罗·达尔克创市在柏林郊外的佛教精舍,是德国佛教运动的中心,现在已成为柏林郊外的名胜之一,藏有各种原文和东西方文字的佛教书籍杂志,佛教艺术品等,其收藏之富,和搜集之广、全欧洲罕有其匹。而且又出版有佛教著述多种,如《世界意识的佛教》,和《伦理体系的佛教》等。同时以精舍,作为实验佛法修持的禅定道场,并非纯谈学理,而且颇重行证,诚为欧洲佛教注重修行的先导。

此外,有名的佛教学者,尚有奥斯特、解格、哥利思、尔可科、早尔夫等人。

三、法 国

法国人对于佛教与东方文化的研究,实自大哲学家鲍诺夫所倡导,而开西方文化的新纪元。鲍氏于一八零一年生于巴黎,擅长东方文字语言,如巴利文、梵文、波斯文、古楔形文字、富罗那文字等,无不精通。他代表性的著作,有《印度佛教史序论》一书,根据在尼泊尔所发现的一百七十余部佛经梵本,作释迦佛传及佛教教理的研究。内容包括大乘经典的精华,如《般若》、《楞伽》、《华严》、《金光明》、《法华》诸大乘经典。他又翻译了《法华经》的全部,开欧文翻译梵语佛教经典的先声。鲍氏的门弟子中,最负盛名的佛教学者,有密有罗、塞纳尔特等人。塞纳尔特校订了大部的《佛本行集经》的异本原经,又依大乘原经,著有《佛传论》等书。巴黎大学教授夫西尼,著有几种关于大乘佛教艺术的著作。另外又有夫爱耶,将巴利文经藏中的《杂尼柯耶》校订出版。

此外,研究东方学术,尤其对佛教学术及印度文化最具权威的,有莱维博士。著作中有关佛教方面的有如: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无著所造的《大乘庄严经论》的梵文本,和法文译本。称友所造《阿毗达磨俱舍释》笫一品,世亲所造《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及安慧所造《唯识三十颂释论》等梵本,和法文译本,都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他又编纂了法语佛教辞典,井且还计划编辑东方佛教国的佛教音乐大成等。另外,有日本佛教学者,与法国佛教学者共同策划的,一所规模宏大的日法佛教会,正在欣欣向荣,朝前迈进。

四、美 国

美国人的研究佛教,对欧洲人研究佛教,实在有很大贡献。其初卓有成绩的,首推亨利·沃伦(Henry Warren),他在一八九六年著有《翻案的佛教》(Bud-dhism ln Translation)一书。其后爱特曼滋(A.S.Edmunds)在一九零二年著有《佛教书史》(A.BuddhistBibliography),并且翻译了《法句经》(Hymns of theTaith),哈佛大学教授南曼(Lamman)主编的《东洋丛书》(Harard Oriental Series)其中收有《阿含经》,以及其他的佛教典籍多种。另外,还有晏载尔斯著的《佛陀的福音》(Gospel 0f Buddha)等等。

一八九六年,印度、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者达磨波罗到美国创立美国大菩提会,在纽约市建立大菩提会所,每年五月四日,集合世界各国旅美人士,举行盛大的释学纪念大典。美国东部,有日本侨民一、二十万人,以日本各系的佛教,如真言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也都在各地从事教化和社会的活动,并且逐渐引起美国人对于佛教的信仰。近年以来,美国人已有出家为佛教徒的僧尼了。夏威夷州所居住的日本侨民为数也很多,日本佛教布教所及寺院的建立,已经有一、二十所,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弘扬最有成果,所有皈依的美国人已日渐增加,并且设有佛国研究会。近年以来,佛教团体与寺院的设立,更加发达。美国人到日本留学,研究佛教学术思想的,也愈来愈盛,尤其对于禅学的研究,更有兴趣。

此外,如巴西等国,因日本侨民的移殖,佛教也日渐发达。日本人对于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端,应负无限歉然的内疚,但战后开始的推广东方文化西渡的工作,给予西方人在物质文明的苦闷生活中,增加额外的精神食粮,有意无意间,似乎有几近补过的作风,殊为可嘉。自我反省之下,国人对此,实多缺憾。

五、俄 国

一八八七年,俄国佛教学者密那爱夫出版了他的名著《佛教论》。一八八九年,又刊行《菩提行经》的原典。其时,可与英国里斯·戴维斯的巴利圣典协会媲美的,便是以奥尔典夫哥为主的俄国学士院,及其附属的大乘佛教出版会。一八九五年将未刊行的梵语佛经多种校订出版,称为《佛教文库》。刊印主要的佛经有:一八九七年至一九零二年西边特尔校订的《大乘集菩萨学论》;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九年夫伊劳出版的《护国尊者所问经》;一九零二年斯巴爱尔出版的《撰集百缘经》,他是精通佛学的因明学者;一九零三年巴莱布散的龙树《中论本颂》,并且附有同样的释论《中论释义》;一九零八年至一九一六年凯尔恩和南条文雄共同研究的《妙法莲华经》等。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以后,佛学的研究,就另当别论了。


结 论

佛教在亚洲各国,它仍然存在有传统的威望,时代的潮流在变,佛教也正在变中,将来佛教变成如何的宗教,现在还难以预料。不过,从宗教的立场来说,亚洲大部分国家,还是佛教的天下。尤其东南各地的佛教,虽然对佛教学术本身,仍只限在小乘思想的范围,甚至还是神佛不分的混同现象,但以佛教号召的旗帜,还是很鲜明,我之能来,敌亦可往,默察东南亚佛教的大势,令人有不胜隐忧之慨!近代以来,欧洲人的信仰或研究佛教,都以东南亚的佛学思想作蓝本,美国在现代,由欧洲传入,又渗合日本后世的佛教思想,身为佛教第二宗邦的中国佛学,依然被人所忽铷,或在有意地被轻蔑之中,想是中国佛教徒的高明之士,一般与有同感并应深加警惕的!

欧美佛教传播的情形,既已略如前述,在这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听说英美人士也在研究佛教,就眉飞色舞,认为中国的佛教已传播到了西方,引以为荣。或者认为欧美人研究佛教,有科学的精神,比中国自己的佛教更好,准备欣然就道,前去留学研究。这些盲目的心理,实在非常可笑,老实说一句,欧美人士研究佛教,可能使佛学思想更有精细的考订,但并非就是正法重兴的机运。而且现在正值开始播种,几时能够开花结果,总要等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再来看它的成绩。今且举出五个原因,就可了解世界佛教的趋势。

(1)佛经的翻译: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自汉末到隋、唐,约四、五百年间,才在唐代有了真正的果实。而且须知中国文化,早在秦汉以前,本身自有相当高明的成就,根基浅薄的暴发户,要想通过翻译而变成普通观念,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况且翻译佛经,不比翻译普通书籍,首先要兼具两种不同文字的高度文学修养,其次还要已经亲自证到佛法修持的境界。单就兼通两种文学的高度修养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还要有真修实证的证验工夫。中国过去翻译佛经的名宿,如印度人鸠摩罗什等,中国人玄奘法师等,以天才的语文学家,而兼有修证佛法的高深素养。然而他们还须仰仗国家的全力支持,设置数千人聚居的译场,专心从事翻译。一句一字地斟酌,往往反复辩论数月之久,才能定稿。而且隔一个时期,若还有人认为译义未妥,便重新再来翻译,所以一部佛经,往往有好几种译本的不同,经数百年后,某一译本,才被公认为可靠的信典。欧美人士,以各种不同的语言,经过几年或十余年的研究,用本土习惯性的思想,说是客观,实在是作主观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即遽加译述,究竟可靠到何种程度,实在很难说。即使由中国人去翻成外文,仍然需要具备上述的条件才能做到。所以现在欧美所翻译的流行佛经与佛学思想,我们势须小心求证,此其一。

(2)佛学经典的根据:欧洲人士所传承的小乘佛学思想,他们所发现的梵文本,多是印度后期佛教的梵本,与千余年前释迦牟尼或阿育王先后时期的梵文,已有很大出入,必须要与汉文各种译本相参校或考订,那才比较可信,而现在欧美译经并未经过这项工作,甚至还有不重视汉文佛经的趋势。况且西洋文化,自希腊前史而形成今天的欧美文化,它本身也有数千年独立的文化传统,不能不加领会,此其二。

(3)佛法的修证:佛教学术,不仅只属思想,它的学说,固然有类同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态,但它的修证方法,是反求诸己,而不是像对自然界加以研究的物理方法。佛教初入中国,如佛图澄等,都以亲自修证有素的神通作证,才使我们相信接受。现在不自求证于己,单从文字思想去弘扬推广,自然流为一种东方思想体系,于佛教度世精神,减色不少。且对西方人实事求是,拿证据来的要求,将以何为对,此其三。

(4)禅宗的传播:禅宗的宗旨,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其实质重在修证。唐、宋以来流行的禅宗法语、公案、机锋等等,已与中国文学及中国通俗方言,不可或分。到了日本,约当中国元明之间,已经变质。目前无论中国与日本,谈禅者多,修证者少。以中国人研究禅宗,对古代文学词章等造诣不深,或不了解唐、宋时代的韵声与各地的方言,已经有许多隔膜,和扞格难通之处。现在欧美以一变再变的禅学,在一花一叶之间,心领神会其轻松幽默的意境,便认为禅就是如此,我们自己不能反证,也随声附和,不加纠正,误处恐无有底,此其四。

(5)佛学定慧的传授:印度教的瑜伽术,和中国西藏密宗的修身方法,正交互流行于欧美,一般人相率传习,作为一种东方神秘的健身运动,甚至和催眠术混淆不清。真正佛法的禅定,不要说根本没有传过去,而且自己人也大多数不会,徒以求取虚誉而西渡教化他人,误人乎?误己乎?为佛教吗?为个人吗?真须深加反省和检讨,此其五。

因此,我说欧美各国的佛教,在二十世纪后期,正在开始传播阶段,想必不会为过吧?《易·序卦》说明夷与家人有言:“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为了佛教文化,为了中国文化,凡我国人,应当瞿然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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