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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禅宗思想溯源的几个问题(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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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禅宗思想溯源的几个问题

果利

  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到我国,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发展,既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又不断受到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在同传统思想的冲突、调合中,佛教既改变着自己,也改造着传统思想,对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禅宗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化佛教宗派之一。
  特别是从六祖惠能大师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馀韵至今还未见衰歇。一千多年来,深深地影响到我国佛教界的各个方面。虽然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最重要的一页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问到为什么能够这样,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禅宗属于般若波罗蜜范围之内,讲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同寸:禅定,所以能够盛行。有人说,禅宗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大有出入,它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受了我国传统思想同化的一种表现,因为它已经同化于我国的传统思想,适合于我国人民的口味,所以能够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最重要的一页。这两种说法固然都有其史实上和理论上的若干根据,但是着:实研究起来,就知道这些是不妥当的。
 
  一、 禅宗的大彻大悟与禅定的关系
 
  禅宗或禅定的“禅”字是天竺语Dbyana一词音译的简称,音译作“禅那”,意译作“思惟修” “弃恶”、“静虑”等,指人类生理心理充分凝集的一种现象而言.关于修习禅定的各种方法以及禅定的各种进度或阶段,在我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遗产之中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如果单就印度而言,则在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前,印度宗教界就有很多人在山林、旷野里专修禅定,如《方广大庄严经》卷—七云:“有仙名阿罗逻与三百弟子俱,常为弟子说无所有处定,……王舍城边有一仙人摩罗之子名乌特迦,与七百弟子俱,常说非想非非想定。”当释迦牟尼出家之后,首先就去向阿罗逻等人请教,这也是一般佛教学者都知道的史实。
  又据《普曜经》卷五中说,阿罗逻等人修习禅定,都是无师自悟的。可见禅定实在是人类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普通现象,任何人只要去修都可以得到,并没有什么稀奇。所以释迦牟尼随阿罗逻等人修学了四禅八定之后,觉得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就舍弃了他们,自己一个人到菩提树下去思维。那么,释迦牟尼是不是也由此而放弃禅定了呢?根据《大智度论》卷七中云:“一切诸佛十第四禅中行见谛道得阿那含。即时十六心所得佛道。在第四禅寿舍,于第四禅中起入无馀涅槃。”又如《成唯识论疏抄》卷九云:“佛欲知一切人心等,即入第四禅上品边际定方始能知。”所以释迦牟尼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放弃禅定,直到他成了佛还经常鼓励弟子们勤修禅定。这样前后一对照,好象又非常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修习禅定的人,在身心两方面时常会感到各种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现象。例如周身特别轻安舒畅,意念特别調柔空寂等等,很容易使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而发生一种神秘的错觉。如果把那种神秘的错觉当作实在而产生崇拜神灵或神秘主义的信仰,那就是佛教所说的外道,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之,如果以禅定所发生的现象进一步体会其所以然之故,则可能加深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这叫智慧,最透彻的智慧名为菩提。因此说:“定能生意”,而成佛也离不开第四禅。
  记得在《四家语录》卷一中还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当年马祖专心一致地坐禅,南岳见他气宇不凡,知道他是个法门龙象,于是就上前问他:“请问你学禅是为了什么?”马祖说:“为成佛。”于是南岳怀让就拿了一块瓦片在马祖面前磨,马祖大惑不解地问:“师父,您磨瓦片做什么?”南岳笑道:“想磨成镜。”马祖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大脑,便又问:“磨瓦怎么能成镜子呢?”南岳反问他:“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从这个有名的故事的表面上看来,好象禅宗根本反对禅定,其实不是,如《马祖语录》中云:“问如何是修道?”师云:“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见《古尊宿语录》卷一),由此可知,这里所讲得道的方法,是非修非不修,其实非修非不修,也就是“无修之修”。
  因为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所谓“有为”。它是一种有生有灭的生灭法,所以说“修成还坏。”如黄蘖希运所说:  “设使恒沙劫数厂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又说:“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坠,都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见《古尊宿语录》卷三),可见,有心的修行,是有为法,其所得也是万法中的一法,不是超乎万法者。超乎万法者,就是禅宗所谓不与万法为侣者。如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见《古尊宿语录》卷一),此中“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不可说的。因为说之所说,即是一法,也就是“与万法为侣”了。马祖所说的“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也就是说不能向汝道,说不能向汝道,也就是有此道。这就是“不道之道”。欲说不与万法为侣者,须以“不道之道”,欲得不与万法为侣者,须用“无修之修。”
  有修之修的修行,也是一种行。:仃行即是于生死轮回中造因,造因即须受报。如黄蘖云:“若未会无心,著相皆属魔业,乃至作净土佛事,并皆成业,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往无自由兮。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钱,权止小儿啼,故实有无法,名阿褥菩提。如今即会此意,何用驱驱?但随缘消日业,更莫造新殃”。(见《古尊宿语录》卷三),此即不造新业,所以无修,然此无修,正是修,所以此修是“无修之修”。
  综上所述,禅宗非但不反对禅修,而且还非常重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对禅修注重内证而不拘于形式,这样才能破除一切妄执,寻回我们的本来面目。再说佛教传入我国之初,就相当注重禅修,后来到了槃、陈、隋以及唐初,大江南北的著名禅师,可见于《续高僧传》中习禅篇记载,正传九十五人,附件三十八人,共一百三十三人,比《高僧传》的二十一人多出了六、七倍,禅道的兴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偏差也很大,如《洛阳伽蓝记》卷二云:
  “祟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名寺智圣,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通四十《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等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暗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太后闻之(即北魏孝明帝的胡太后),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百人常住在殿内供养之……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可见禅宗成立之前,我国佛教界修习禅定的人大都没有和般若波罗蜜结合起来,因而崇尚神通,脱离实际,流入枯禅或小乘禅。马祖未遇怀让禅师的时候,独坐深山,企图成佛,正是中了枯禅或小乘禅的毛病,怀让禅师对症发药,所以说“坐禅岂能成佛”,而并不是反对禅定。
  另外,大家都知道,中国禅宗史上的第一代祖师是菩提达摩。关于他的事迹真伪,考据学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这里不谈。现在只想引用相传是达摩所传授又见于《续高僧传》所引的“入道四行”里面的几句话:“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凡圣等一,坚住不动,更不随于文此即与理冥等,无有分别,寂然无名曰理入。”
  “壁观”就是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的意思,是禅修的一种方法,与一般的禅定只有进度深浅或顿渐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可见达摩也没有放弃禅定。在二祖慧可禅师的本传上虽然没有修习禅定的记载,但他即从主张壁观的菩提达摩参学六年,而且达到了“事理兼融、苦乐无滞”的境界,一定是从坚住壁观下手才得到启发的,他的门人慧那禅师和慧满禅师都是在禅修方面下过苦功的人。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的实行虽然简单,但我们也可以在传记上找到他们注重禅修的记载。那么,禅宗从一开始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勤修禅道的,这样之所以称为禅宗,的确是名副具实。禅宗祖师们保持了禅修的传统,后来才以山林派的姿态出现于佛教界,这对于禅宗正式成立以后的作风,以及整个佛教界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二、原始禅宗思想与《楞伽经》的关系
 
  禅宗的起源,在于世尊的正觉。虽然从历史记载上看“传灯”似乎成为问题,然而“传灯”授受,心心相印,有其由来。根据《景德传灯录》卷一说,世尊一日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在座大众中唯有其弟子摩诃迦叶微笑示意,于是佛陀便对他说:“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并说偈言: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然后又告诉迦叶:“吾将金缕僧黎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战,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教。”
  经过这场大法授受,大迦叶尊者便成为弹宗第一祖。自此历代祖师传法付衣,成为大法传授、灯灯相续的真传,直到菩提达摩继承这一传授,而成为第二十八祖。槃普通年间,菩提达摩尊者来到中国,传授给慧可,于是达摩成了开创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也付与慧可僧伽黎衣和宝钵以为法信。所谓“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并说:“吾灭后二百年,衣钵止而不传,法亦大盛。”乃说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然后又对二祖慧可说:  “吾有《楞伽经》四券,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由此而知,达摩祖师传法授衣后,还传授了《楞伽经》四卷,并说明此经是如来心地,要二祖慧可弘扬此法,开示众生悟入。从而指出了《楞伽经》对禅门学者的重要性。
  但是,达摩大师又说他所传授的禅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从而又指出了禅的立宗基础及体验的方法;既然是“教外别传”,故无所依的经典,既然是“不立文字”,;故也没有文字上构思推究的理论,只以“见性”一事为“成佛”之道。根据这些教导,所以禅宗接化学人,都是用解粘去缚的手法,应病与药,使学人直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心传心,师徒默契而已。禅的至眼是亲证真如法界,而不是一种真理的概念,这必须如实体验才得理会。所以说禅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也并不轻视经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中峰和尚在《山房夜话》里说:“譬如四序成一发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发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禅为诸宗之别传,而不知诸宗亦禅之别传也。会而归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慈悲拨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结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禅师在《兴禅护国论》里说:“与而论之,一大藏教,皆是禅所依之经典,夺而言之,无有一言为禅所依之经典。”
  由此当知,扫除了禅教的矛盾。教即是禅,禅即是教,故教无可舍,一切教都是禅。所以禅宗对于经典的看法,也和其他各宗不同,可取则取,可舍则舍,不受任何束缚,自由任用。心有助于禅旨的举扬,三藏教典,拈来就用,用罢即了。这是禅的经教观。从参禅者自己用功方面来说,有时也须看经教,所谓“以教照心”,就是根据经典J听说的思想来对照自己的体验,鉴定其正确与否。从这点来说,禅师也有应用经教的时候,古来禅门大德,从看经教而开悟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不立文字”不等于不用文字,因此,初祖达摩大师在传《楞伽经》四卷给二祖慧可大师,是有其深远用意的。
  慧可大师在承受《楞伽经》之后,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此积化三十四载。《楞伽师资记》说二祖曾引《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能成佛者,无有是处。”这就说明二祖对之楞伽经》的重视。
  但是,慧可的讲话《楞伽》是专附玄理而不拘文字的,并且说法也时有变化,所谓通变适缘,随缘便异(后来法冲从慧可后裔得着的传授,即是如此)。这完全是一种自,由解释的方法。因而在他北去邺都讲学之时,就受到文学之士的鄙视,还生出种种是非,使他流离多年,终身潦倒。只是由他创始的这一种讲经方法,却给与其后各家以很大的影响。他们都同样地自由自在来引经据典,到了神秀组织五方便法门,更发展到极点,随意驱使经论都做了它的注脚(因此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谈到神秀的禅风以“方便通经”做标题)。慧可的撰述观已无存,他是怎样的自由解经,难以举例。不过,据《楞伽师资记》所说,从楞伽师的第一代求那跋陀罗起,就已提出经文…诸佛心第一”这句话(后世还说成“佛语心为宗”)来做一宗的宗旨。原来此句指的是佛说的枢要,心字是核心的心,译经者还附经说明。但禅师们还不理会这些,仍旧随意借用了,认为是心灵的心。这是自由解经最典型的一例。慧可的讲说方式,大概也相差无几。所以他终于明白地提出四卷本《楞伽》来和当时新译的十卷本之说相对抗。在达摩祖师去世之后,他又为道俗徒众奋其奇辩,呈其心要,使他的《楞伽》创解一时间言满天下,从此便有了常常随身带着四卷木《楞伽》的禅师。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原始的禅宗思想是怎样的和四卷本《楞伽》密切相关。
  《楞伽》的四卷本和十卷本,其内容有详略的不同,可不待言.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还是在于依《胜鬘》而说佛性的——段。四卷本此段将佛性和人心看成一事,以为不过说起来的名目有些区别而已(说佛性用“如来藏”,说人心用“识藏”,经文结合两者说成“名为如来藏的识藏”)。丽十卷本就完全不一样,它将两者截然看成两事,即已特别加上了“如来藏识不在阿黎耶识(即“识藏”的异译)中”的一句,又一再说它们是“二法”。从这一分歧点出发,四卷本原来只说有一心,一种自性清净的心,而十卷本则说成二心,净心和染心,其它有关的理论也都跟着有了变化。所以慧可声称受了达摩的付嘱,必需用四卷本《楞伽》为践行的依据,是有其用意的。
  另外,六祖以前的禅宗传法,不但对正传付与《楞伽经》,对旁出也毫无例外地传法必授经。《灯录》还在二祖旁出的慧满禅师传中说:“常赉《楞伽经》四卷,以为心要,如说而行。盖遵历世之遗付也。”慧满禅师所持《楞伽经》当然是从二祖那里承受而得,并且如说而行,即显示了参禅者遵从禅门历世的遗付,以及重视《楞伽经》的印证,也说明达摩大师所说入道的“二入四行”与《楞伽》宗旨是一致的。
 
  三、禅悟的决定因素
 
  自从禅门初开以来,它的实践早就被人误解为一种纯然的寂静主义或定心的法术了,而这便是六祖提出告诫和南岳警告马祖的原因。因为槃腿打坐乃是禅的一种外形,内在的禅悟意识必须加以培养,使其达到成熟的阶段才行,到它一,旦完全成熟了,必然爆发而成一种彻見无意识境界:的悟境。我们可以从中国禅宗初期历史中的一些案例中观察—下与禅悟经验相关的几个主要事实: 1、其中有一种基本的知识装备,用以促进意识的成熟,  2、其中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强烈欲望。也就是说,真正的习禅之人,必须立志超越所有一切强加于他个人之上的限制,  3、其中往往需要一位导师的援手,为这个挣扎或奋斗的灵魂开导;  4、其中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发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剧变,在“悟”的名义之下进行。
  由此可知,使人深入禅悟境界的历程,不是礼拜,不是顺从,不是敬畏,不是忏悔等一般人通常所想的任何事项,而是追求某种东西、消除种种矛盾、结合种种乱麻而成一条延续之线,以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安乐,精神得以和融。
  据《显扬圣教论》卷七说:“无上正等菩提自利利他,无师证觉。”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无上菩提时,也的确是没有师承的。即无师承,就谈不上从通常所说的“信仰”入手。通常所说的信仰,是宗教形式或思想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以后的事情,如果追究到源头上,也就是问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证悟无上菩提的问题,因此“寻思”或“参究”就成为挖掘真理的工具了。据《景德传灯录》卷五云:
  “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付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第一座曰,汝有师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彼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辞祖龛直诣静居……”
  这里是说六祖惠能要希迁禅师用“寻思”去悟道,而第一座却把它当作“去寻行思”的谜语。当然,那样解释也是可以的,后来希迁的确去见了行思禅师,但是他们两人见面之后,你问我答,不相上下,可见希迁已经得到了“寻思”的利益,六祖所说的“寻思”还是不应该当作谜语看待。这里又有一个证据,如《古尊宿语录》卷一云:
  南狱怀让禅师……直诣曹溪参六祖,祖问曰,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与么来?师无语,遂经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个会处。”
  怀让禅师在八年之中究竞做了些什么?怎么会忽然有省的?如果不是他一直在用“寻思”的功夫,  “会处”就成为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六祖自己说不识文字,他从“无师智”悟得了上乘佛法(神秀语,见坛经),就是用“寻思”的方法启发他的门下弟子的。
  在《成唯识论述记》卷十八说,寻思有推求的作用,推求就是观察。《疏抄》卷十六解释道,寻思是智慧的别名,它不是五十一心所法当中的“寻”,也不是《瑜伽》十七地中有寻有地的“寻”。《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八也说:“未印可位名为寻思,起忍印时名为实智。”由此可见“寻思”实在是挖掘真理有用的工具。相传二祖慧可断臂见达摩初祖要求安心的时候,达摩只是简单地反问了“将心来与汝安”。又如四祖道信见三祖僧璨乞求解脱法的时候,僧璨也只是反问了“谁缚汝”。这些都是灵活地应用寻思方法的例子。
  再说六祖惠能,虽然不识文字,闻慧较差,但思慧则特别发达,所以才能体会到《金钢经》的微妙之处,因为这部经的里面随处皆是见自性的。他一旦体悟了般若语的妙谛之后,其中所含的那种高超的哲理便化成了“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的实际问题,乃至后来变成厂马祖所说的“一口吸尽西江水”等集类的实际问题。
  禅宗灵活应用寻思的方法,可以说是“上契佛心”,因为释迦世尊就是从寻思证悟无上菩提的。沩山灵禅师称之为“单刀直入”,通常所说的“教外别传”或“顿悟法门”应该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禅宗的门下,又有“超佛越祖”的说法,照通常的宗教观点来说,信佛的教徒而要超越佛,好像是讲不通的,但禅师们认为掌握了成佛的方法,觉得成佛并不是神秘的不可企及的事情,就可能有“超佛越祖”的心量和气概了,如云门举“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故事道:“我当时看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又如沩山向仰山云:“《涅槃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仰山答云:“统是魔说。”沩山说:“以后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你。”云门和仰山的语意如何,现在不谈,而他们的气慨和魄力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千经万论、三藏十二部分的圣教,到了禅宗门下都成为活生生的有用的东西了,这正是禅宗所以能够在我国佛教史山占据最重要不一页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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