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代政府对佛教的规范

第一节　中国固有法制之特色

　　第一章第一节已略提及，中国清朝以前，有一套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一般法制史书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固有法系”。它不但是世界上五大法系(指：英美的海洋法系、欧洲大际法系、伊斯兰教法系、印度法系及中华法系)之一，而且具有突出的特性，比起其他四大法系来，毫子逊色。其突出的特性为何？一为历史久远，万世一系；二为礼刑合一，体系严谨而运用灵活。
　　先就久远而言。依《尚书·尧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软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窠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吕刑》篇亦载：“苗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这些记载，说明了三代时已有相当完备的法规，而残忍的刑罚是南方的苗族首先制订的。按《尚书》是中国最古的政制记录本，可信度很高。依此记载，则中国之有相当完备的刑法应已四千年以上。就退一步而言，战国时魏文侯之师李悝(公元前４５５～３９５年)，编了一部《法经》，这是中国有成文法典之始，也有二千四百年月日(１)。
　　如纯粹比较哪能部法典较久远，意义并不大。据目前所知，世界上发现最古的法典是巴比伦的《罕穆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考证约有四千年历史了(２)。而印度的《摩奴法典》的时间，与李悝《法经》也差不太久的年代。问题是，中华法系是“万世一系”地被历朝政府所用的，是活的法律，不仅在考古意义而已。这一特色，诚属世界上其他法系所未见。
　　总之，中华法系，最晚自李悝的《法经》始，一直到清末变法改采欧陆法制为止，二千多年来，有一条“律统”的具体内容,也许每个朝代都有些改变，但它的整体精神与结构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动的，兹以表明之。
　　再就礼刑合一而言。此问题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亦已略提及。于此宜补充者，礼与法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礼，可说是法的目的；如谓“出礼入刑”是。
　　礼，可说是成文法的补充；如汉代的“经义断狱”是。
　　礼，可说是法的本性；如唐律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
　　礼，与法可说同是政教的方汉；如唐律疏云：“轻刑明威大礼崇敬”是。
　　总之，礼在固有法系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得中华法系在世界各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对此，已故的现代中国法制史名学者陈顾远氏提出六点，称为“中国固有法系之简要造像”(４)，见解精辟。兹列举并略加解说如下：
　　１．中国固有法系之神采为人文主义，并具有自然法像之意念。
　　世界各大法系，始初皆出于神权。一些法系长久滞留在神权阶段；而中国固有法系则迅速脱离了这个阶段，表现了充分的人文主义。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秦汉以来，甚至更早的从周礼开始，已脱离了神权的色彩。而儒家的“天道”观念，表现在法律精神方面，实在是一种“自然法”的体现。所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就是“天垂象以制法”，即崇尚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此外，如刑官称为秋官，审断重视秋审(秋季是自然的肃杀现象》，凡此等等，都可说是自然法的精神。
　　２．中国固有法系这资质为义务本位，并且有社会本位这色彩。
　　现代西方法制(包括欧陆法及英美法)均渊源于罗马法。罗马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中国固有法系则以义务为本位，两者精神截然不同。又现代法学已渐由权利本位，进入社会本位的时代，如今天的宋高僧社会责任、无过失责任、环保观念、社会保障观念等均是。我国固有汉律源自儒家的道德化理精神，这种精神讲求的是“克已复礼为仁”；所谓“仁”道，实在就是社会本位的要求和理想。
　　３．中国固有法系之容貌为礼教中心，并具有仁道恕道之光芒。
　　如《礼记》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又如《大戴礼》云：“礼度，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再如《孔子家语》云：“化之弗变，德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按自秦用商鞅之策变法，以《法经》为蓝本在秦国强力推行，这种法治主义的本质原属法家的。但髟倚法律师而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其刑章律统的创立已成既定事实，汉代以降终不能改。于是儒家在不能否定律统之存在的前提下，乃在法律精糖果上强调德礼的内容，这就是“明刑弼教”的真相所在。法令精神既在德礼，那么自然就离不开仁道、恕道了。故历代刑律及刑教笔成，充满了“三宥”、“三纵”、“八议”、“赦免”的等规定，乃至“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原则亦常为断案所遵行的了。
　　４．中国固有法系之盘脉搏为家族观念，并具有尊卑歧视之情景。
　　儒家伦理思想本自家族开始。这从《孝经》所说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云：“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又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其理亦至为明白了。儒家精神灌注到历代法律中，具有强烈的家族观念是必然的。极度家庭主义的结果，训至演成不合理的尊卑歧视法规，也是必然有。
　　５．中国固有法系之 胸襟为弭讼至上，并且有扶弱抑强之设想。
　　现代西方的“权利本位”观念，是鼓励人们去争仅夺利，甚至以“别让您的权利睡着了”为标榜，实在是鼓励兴讼。这与中国传统理念完全相反。《易经·讼卦》云：“讼，终凶”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按古时争财曰“讼”，争罪曰“狱”；一为民事，一为刑事，均不是好事，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在这种理念下，固有法律是绝不鼓励人民兴讼的。为了消弭诉讼，固有法律乃有许多抑强扶弱的规定，例如对于官吏贪贼枉法予以重罚，严禁为现任官员立碑；反之对老耄幼弱愚蠢者有宽宥之制，对欠债人果属贫困得折扣钱等是。
　　６．中国固有法系之心愿为审断负责，并具有灵活运用之倾向。
　　古代的各级官吏，日常一般性行政只有两件事最主要的，一是断罪(审判)，二是钱粮(税收)。西汉的路温舒曾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审判，自古视为重要的事，能做到“刑轻政简”就是郅治的理想，因此有时连皇帝都亲自审判案件的。固有法制对审判官的责任，规定得相当严格及详细，其中最严重的是“治狱不直”，即是冤枉判决。“不直”有二种情况：“失出”(应判罪而不判，或应重罪而判轻)、“失入”(无罪而判为有，轻罪判为重)。无论“失出”划“失入”，又有“故意”及“过失”之分。审判官无论哪能种“不直”，依律均有严惩。因为审判务求“实质的公平正义”，故在法令方面须力求适应时代。由是，各代除了“正律”以外，以种种名称的法令来作补充适用。例如两汉以迄六朝，以儒家的“经义折狱”称盛。唐宋以后虽严禁臣下以“比附”来断事，但皇帝许以“敕”、“格”、“例”、“条例”、“断例”、“指挥”等各目，来济原有法之穷。这种灵活性，就像现代欧陆法系的法院一样；一面以成文法为主，一面以判例来补充成文法之不足。
　　中国法制的特色概如上述，然则与佛教规范之研究又有何关系？兹约为二点以说明：
　　第一、要了解历代政府对佛教的管理法令，中国法制特色是基础认识。因为现代中国人已很光有此种认识的了。
　　第二、佛教到唐代以后，实已“中国化”。而真正“中国化”的，并不是佛教经论中的义理，实是佛门的规章制度及僧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与中国固有法制紧密相关的。故若不了解中国固有法制，恐怕也不易真正了解中国佛教的规范。
　　第二节以下，乃依史料的时间顺序，自乐汉始到近代为止，历代政府对佛教规范的情况，作一纵览，俾能获至整体的观点。至于具体内容的分析，则留待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