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惟贤法师访谈录

四川和重庆地区，佛教界人才辈出，释惟贤法师就是当代众多高僧中的一名佼佼者。他的传奇经历和丰富的学识，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吸引了众多的僧俗两界大众。笔者自从事佛教文化事业以后，就听别人谈起惟贤法师，于是心存采访的念头，但是因缘不熟，虽有几次接触，却没有深谈的机会。例如1992年，我在峨嵋山参加“巴蜀佛教与峨嵋山文化学术讨论会”后到重庆，于罗汉寺初次见到惟贤法师，当时仅与法师交谈了几句，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法师送给的《慈云文萃》至今仍然保存，经常翻阅。1996年在“少林寺15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又一次与法师见面，但是当时繁忙的会务，使我和法师也没有能深谈。不久我又和法师在上海“应慈法师佛教思想讨论会”上再次见面，不过法师是个忙人，看望和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我自然不敢去打扰。去年底，法师到北京主持正果法师纪念仪式，但是我正在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法师约我去广济寺相见，我只好晚上去打扰，又碰到有人前来谒见，不好意思久留，只好匆匆告辞。直到这次到重庆参加王恩洋先生诞辰101年纪念会，应法师之邀住在慈云寺里，才终于了却这一心愿。这一晚上，我和法师谈了3个小时，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了很多方面。

我自己认为，说到当代四川的佛教，可以说来自两个人的影响较为重要。一个是王恩洋先生，一个是太虚大师。前者是著名的佛学家和国学大师，曾在四川创办了龟山书院和东方文教研究院，致力于东方学术文化的讲习和研究，培养了不少佛门的弟子。后者是我国著名的佛教高僧、社会活动家与佛学家，致力于佛教改革和社会活动，在当代中国佛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惟贤法师曾亲受此二人亲炙，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惟贤法师，今年你已78岁了，在你这漫长的一生中，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对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开门见山，直接将话题挑明。

惟贤法师沉吟片刻，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学佛生涯的领路人和亲教师，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例如他们二人对佛教的情怀，关心佛教的事业，在佛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的学问重心和对佛教关心明显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学者型人物，专精唯识法相，他的学问和对佛教事业的关心，更多的是表现在学术的层面，如他对《大乘起信论》料简，批评那些持“大乘非佛说”的观点。这些言论和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人们的激烈论战，而且到现在还在广泛地影响着学术界。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己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了佛教界，而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经过几十年后对他们的学问和人格作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或总结吧。

“我对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一直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一生都不能忘怀。如果非要来分别他们对我的影响，我想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王恩洋先生是我的知识启蒙老师和佛学的教育者，太虚大师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我是四川蓬溪县人，从小就和我哥哥惟圣一起住在寺庙里。寺庙虽然很小很穷，但是师父仍愿意送我们去读书，于是我们到了王恩洋先生在南充创办的龟山书院读小学班。在龟山书院里，王恩洋先生教我们读书写作，给我们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王先生深谙佛学，他不仅向我们讲授佛学，还讲儒学。他的佛学特长是唯识学，所以我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恩洋先生的教育。

“龟山书院是一所民间私人办的私塾性质学校，有初中高三个不同的班次，我出家后学习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佛学的理论水平。我在龟山书院学习了三年，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后，听说汉藏教理院正在招收学生，于是在1936年报考了汉藏教理院，成为当时教理院里最年轻的一名学生。

“汉藏教理院是太虚大师为了沟通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弘扬佛教文化，倡议在重庆缙云山创办的一所佛学院。当时学院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开办了汉藏佛学和佛教史、文学、国学、史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内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我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佛教徒讲“八正道”，讲“正信”，就是说要坚持正确的信仰，以履行正道。我在教理院里的学习，使我更加坚定了佛教的信仰，认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二千年里不断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们维护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权威，带领广大信众从事佛教的伟大事业。太虚大师就是这方面的楷模。他非常关心现实社会中的佛教，关注未来佛教的发展。他在教理院里讲述《真现实论》，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导我们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关心未来的佛教事业，成就菩萨行的伟大使命。太虚大师给我们这些学生规定的院训是“淡宁明敏”四个字，淡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识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致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

“听说你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吃了不少的苦，仅在监狱里就渡过了26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你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监狱里渡过，你认为值得吗，难道你不后悔吗？”我又冒昧地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1954年我被关进了监狱。根据当时情况，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离开佛门。这时我已是34岁，思想并不是很活跃，也认不清形势的发展，只想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之所以进入监狱，现在看来也是必然的事情。

“古人云：‘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从我的一生来看，我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在34岁以前；第二个阶段是34岁后到60岁期间；第三个阶段是从60岁到现在这段时间。

“龟山书院在南充，离我出家的小庙有几十里路。书院不收学费，但伙食要自己负担。为了读书，我每个月都要背米到书院。那时的生活水平很低，远不可能和现在相比。我们能吃上饭，但菜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牛皮菜和咸菜，现在的人也许以为牛皮菜是一种很贵重的蔬菜，可是那时候牛皮菜只是穷人吃的。王恩洋先生虽然是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而且从不抱怨伙食的好坏。有一段时间，寺产被地方政府侵占，我连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爱才惜才，为了支持我的学习，用他的积蓄供我继续读书，我终于能安心学习。王先生甘于吃苦，生活淡泊，爱惜人才的品格，是我们作后辈的楷模，他不仅教给我知识，而且还教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进入汉藏教理院学习，太虚大师也是终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为食，谆谆教导我们要“无私，戒懒，为公服务”，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体大悲，精进菩萨大行。

“1950年，我住在重庆天宝下院，王恩洋先生这时也来下院小住。他每天早晚拜佛，晚上坐香，实践一个佛教徒的责任。有一天晚上，我请他去看电影，他不去看，还不要我们去看，要我们大家在家静坐。所以他不仅是佛学者，还是一名学佛者。他回成都时，我送他上火车，他一再告诫我，要发心修六度行，特别是注意修行忍辱波罗密，保持一个人的品格。可惜在当时我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我进监狱后，想读书，给王先生和正果法师写信，先生很快给我寄来钱、衣物等，还给我寄来了中国哲学的书，正果法师也寄来了不少书，这些书使我能在监狱里继续学习，不断地获得精神的资粮。我还利用在监狱的机会，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全集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一次监狱举办学习活动，我作了一天的报告，谈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监狱长感到非常惊奇，佩服我读了不少的马列毛泽东的书。虽然监狱里面不能公开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我内心的信仰仍然不变，我以豁达的心态来对待人生，牢记太虚大师的“淡宁明敏”四字院训，使我最终能够坚持下来。有一次我发烧到40度，医生都说我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我心里默诵《大悲咒》，几天后热度全退下去，众人都为我突然病好了觉得不可思议，只有我自己明白，这都是因为我的定力，菩萨的加持力，战胜了病魔。

“我在监狱里呆了26年，固然是无奈，但是我既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佛陀，我还在乎什么呢？从总全局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的。因为在那种形势下，我就是不在监狱里，也会在‘文革’中吃不少苦头，甚至可能连生命都不能保。佛教讲劫难，在我的一生中注定要受到这一劫，是在劫难逃。我虽然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放在监狱里，但也因祸得福，使我能够活着出来，并且看到了今天中国佛教的繁荣和发展，为我毕生所信仰与从事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就此而言，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非常感谢邓小平先生，是他使我能在有生之年干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是他使中国佛教再度走向辉煌。1980年我被平反，当时有人劝我就在当地就业，渡过晚年。但是我没同意，我觉得我已经虚渡过很多时间，现在我要加倍工作，去补回那些丢失的时间，把佛教的事业重新光大。我回到重庆，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寺庙和落实宗教政策的活动中。现在我们所在的慈云寺，当时已经成为工厂的库房，文物丢失，佛像破坏。经过多年的努力，慈云寺重新恢复庄严，道场清净，佛像庄严，香火缭绕，僧尼安居，成为重庆市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1983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我的晚年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既是佛教所说的因果感应，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东晋道安法师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这句话在今天仍然适应，国家富强，佛教才有发展；社会安定，佛教才能广布。我们佛教徒只有爱国爱教，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方能取得成绩。这一点已经为几十年的历史所证明。”

短短的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好象还有不少话要谈，但法师明天还有工作，我不能再占用他的更多的时间。慈云寺座落在长江边上，对面就是繁华的朝天门码头。坐在寺内的望江亭上，极目眺望滚滚迁流不息的江水，江对面万家灯火将天空染红，我心潮澎湃。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短促，正如佛家所说的在“一刹那”间。20世纪行将过去，但是这100年则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思索……。从惟贤法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所受到的各种磨难，可以体会到当代中国人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喜悦。人不可一日不吃饭，物质的力量是保证人生存的主要手段；然而人又不能没有精神生活，具体地说，就是人不能没有信仰，物质产生精神，精神又能反作用于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惟贤法师能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为维护这种信念而不屈于任何压力，这种精神何等可贵，何等崇高！一代高僧唐玄奘大师“为法捐躯”，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人的脊梁”，惟贤法师一生的传奇经历，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如长江中的一滴水，但是我们谁又有法师的那种宽广的胸怀，那种视死如归的意志，那种为了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呢？我们世俗的凡人真是太渺小，太普通了！“超凡脱俗”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需要我们去实践，去履行，这种人格的力量和感召，正是来自于坚定的信仰，来自于长期的修行实践。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师受到了信徒们的尊敬爱戴，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四川和重庆，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弟子。我翻开法师赠给我的诗文集，其中有一首写道：“七十年来遭遇奇，至今坚信有前知。观音灵感难思议，碧海丹心映太虚。”如果没有“坚信有前知”，哪能来得“映太虚”呢？法师道出了他的过去和现在的心境！

录自：《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