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家、传道、著述、授业
　　今年七十九岁的印公，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三月十二日(寒食节)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农村的张氏家庭，取名“鹿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三岁时高小毕业。十四岁到十六岁间自学。十六岁秋后出任母校小学教师，陆续任教八年，此漫长八年，除“自学”外，并涉及佛家、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学。到二十五岁，那年十月十一日，在普陀山，依清念和尚，出家于福泉庵。如按照现在的文化意识来肯定，当时的印公，祗是基于对“佛家真理”的探求与实践，而以一个知识份子的理想与热情，投入佛法的海洋，以生命来求证佛家本来面目。他之出家，没有任何特殊的外来因素之介入。
　　印公大师年轻时，身体虽弱，而意志坚强，同时由于对佛典的契悟极为锐敏，当二十六岁(民国二十年)进入闽南佛学院就读时(太虚大师任院长)，已发表论文。当年八月被大醒法师推介，出任虚云老和尚创办的鼓山佛学院佛学教师。这在一个出家不足一年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经历。
　　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除了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陆续任课，同时介入“三论学”的研究。在这一年秋天，在这一年秋天，则在普陀山慧济寺阅完“全藏”时为三十一岁。
　　印公导师的身体，从来没有健康过；彷佛有一点“百病都来折磨”；这对血肉之躯而言，可以说是“人与天争”的局面；时时晕倒，时时吃药，有时还没得吃；又不时进医院；同时不断地进行“笔耘”工作。
　　在抗战期间(民国二十八年)，师在四川缙云汉藏教理院任教(院长太虚大师)，藏文佛学学者法尊师主持教务，当时的学生有演培、妙钦法师。授课期间，由于撰述论文，后来都成了成书的材料。
　　根据郑寿彭居士撰述的“印公年谱”民国三十一年条，认为印公第一部著作“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便在这一个问世，现在编入“妙云集”下编第五种，题为“青年的佛教”。出资印书的人，竟是当时罄其所有的受业学生——演培法师；至于印公自己没有钱印书，更不在话下。
　　印公的“著述事业”于焉开始。抗战胜利之后，师由陆路经西安、洛阳、开封东下，在开封重遇续明法师(第一次遇时，续明法师是四川合江法王佛学院学生)，然后因病转到武昌治疗。愈后再到上海，与太虚大师会合。太虚大师圆寂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间便与续明法师，在奉化县云窦寺编纂“太虚大师全书”，同时讲授“中观今论”(由续明法师记录)，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全书”完成。中原变色后，辗转抵港。而“太虚大师年谱”、“佛法概论”二书，都在香港脱稿
　　民国四十二年，在港遥领“海潮音杂志”社长，四月中旬，由演培法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一同寺后山勘地，建“福严精舍”，印公于六月下旬，到台定居。
　　驻锡福严精舍期间，遭遇到“佛法概论”事件，这是一位佛教思想家首次遭遇到的火炼真理的贬抑。这是这个时代对学术、思想、作者地位认知的贫乏！

　　三、三十三种著述归根于“思想”
　　印公大师自四十二年来台，到今天三十一个年头，除初创福严精舍，四十九年续创台北市龙江街的慧日讲堂、士林报恩小筑、嘉义妙云兰若，以及现在的华雨精舍之外，在六十年十一月，因身罹重疾，入院动肠部手术二次，预立遗嘱，复于六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日本大正大学授予正式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的大德比丘获得他国正式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以印公的治学精神，思虑之精密、思想之深锐、著作之丰瞻，可谓当之而无愧！
　　印公著述，现在列表于次：
　　(一)妙云集(二十四种)
　　计：般若经讲记。
　　宝积经讲记。
　　胜鬘经讲记。
　　药师经讲记。
　　中观论颂讲记。
　　摄大乘论讲记。
　　大乘起信论讲记—以上释经(上篇)
　　佛法概论。
　　中观今论。
　　唯识学探源。
　　性空学探源。
　　成佛之道。
　　大虚大师年谱(中篇)。
　　佛在人间。
　　学佛三要。
　　以佛法研究佛法。
　　净土与禅。
　　青年的佛教。
　　我之宗教观。
　　无诤之辩。
　　教制教典与教学。
　　佛教史地考论。
　　华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下篇)
　　——以上是七十岁以前作品。
　　(二)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民国五十六年底完成)。
　　(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民国五十九年底以前完成)。
　　(四)中国禅宗史(民国六十年秋完成)。
　　(五)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民国六十四年底完成)。
　　(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民国七十年五月出版)。
　　(七)如来藏之研究(七十年十二月出版)。
　　(八)办法法性论讲记(七十一年五月出版)。
　　(九)杂阿含经论会编(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以上所有著作，代表印公个人思想的部份，是“佛法概论”、“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创新作品，而发挥前人思想的，是妙云集以外四种份量重的书。
　　印公在疾病折磨、静养之馀，依然埋头完成一部重要的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四、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研究
　　印公对本书的撰述动机，发创于多年以前，当印公于民国六十年底大病初愈之后，本书之构架已酝酿成熟；而着手动笔，则在民国六十四年；这其间因为驻锡地的遵移，及一再换环境疗养；到民国六十八年完成了四十万馀字的初稿。除非有他缘无法写作，印公每一个写作天，可完成一千五百字左右，其中由于检阅资料，追踪史料，思考问题，触及其他有关连锁问题之处理，结果，“中国禅宗史”、“神话研究”这几部书，都是这一部大书的副产品；由此可见本书酝酿过程之长，写作路程之曲折，以及印公个人身体状况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病苦侵袭，但依然坚持了此书写作的决心与态度之庄严。
　　印公此书成时，达八十馀万字，计写作过程所触及的问题而引发思想向旁枝伸引，是很难说的。也许会“节外生枝”再附产出另一部书来！不过，就这本书而言，将代表印公大师晚期思想的大成；但终于在佛教界盼望下问世了。

　　五、印公思想之我观
　　我读过印公的书，除“佛法概论”曾多次涵泳，及“中观今论”略事涉猎之外，其他著作及论文，则间或检读；对于印公全部著作并没有作深入地探讨。然而，毕竟看过一些，透过“一叶而知秋”的感悟，以及多次承诲，我的看法是——
　　一、印公大师，是中国思想史上佛教思想层面一位纯正统的创发性的思想家；印公对佛典中的神迹、灵异、密宗的神迹采取的态度，都非常平淡；对一切世俗界偶发的“灵”的现象，认为“法尔如此”；此种“异人异事”，其本身并不能代替生命的“觉悟”；对修道者而言，很可能导入另一条邪径！我们可以说，印公的思想，是一条平实的、没有超越的、一寸一寸耕耘的大道；但其结果，则是古今一切中庸派思想家所共同必具的宽厚、庄严、慈光普照的觉路！
　　二、印公对中国宋明理学发展到今天的“新儒学派”与佛家思想相冲相激、或分或合的纠缠现象的看法是——“新儒家自是新儒家”，“佛家自是佛家”，“新儒家自态十力以来对佛典的钻研，毋宁是着力于佛学对于新儒者的思想上的认同的研究；而不是新儒家对佛学思想的认同”；归根结底，“儒学——新儒家——是纯中国文化纵面的产品，是不可旁解的，是入世的，是中道的，是万世不朽的经纬线”；“佛家则是介入的，是出世的，是偏于究竟空的；精深是精深矣，博大是博大矣，岂奈不及儒家何！”
　　如就佛家思想来讲，入世与出世，在思想甚至现象上，都没有一条明显的界沟；既同样是精微博大，便无从筛出个更为“精深与博大”来。
　　三、印公的自我肯定，在学术上，他是一位有创发的思想家，但从他的作品内容来分析，也是一位实践主义者，他在多处强调：“我是佛教徒，我是站在学佛者的地位发言，信仰佛的真理，而不去‘实践’，是本末倒置的。我是一个比丘，我做比丘要做的事！”
　　我个人认为印公治学，治的是“纯佛学”，他在治学与实践两方面，都是走的前代宗师正在走的路，他接了中国佛家思想的棒，把佛教的fa lun，向前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