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及其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内容提要：论文在对延寿的生平作介绍后，对他的重要著作《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唯心诀》、《注心赋》、《观心玄枢》等的结构和思想内容进行概述，并且对这些著作的意义和版本也作简要说明。
关键词：延寿、宗镜录、一心，禅宗、法眼宗
法眼宗是禅门五宗中成立最晚的一个宗派，创立人文益及其弟子因为受到五代时期南唐李氏和吴越钱氏政权的优遇和支持，曾在南方显赫一时。
吴越国是五代的十国之一，唐末由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鏐(死谥武肃王)建国，以杭州为国都，占据今江苏部分和浙江地区。后经三主，至钱俶(原名弘俶，忠懿王)时对宋称臣纳贡，太平兴国三年(978)降宋，国除，但此后被宋封为“汉南国王”、“南阳国王”、“邓王”等。吴越国主亦尊崇佛教。文益的嗣法弟子中以天台德韶(890－971)最有名。德韶受到吴越王钱俶的特别尊崇，被尊为国师。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和《天圣广灯录》卷二十七，德韶的嗣法弟子至少有52人，著名的有永明延寿、五云志逢、永安道原等人。
延寿生活在五代末宋初，在其《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中对禅宗的心性论和解脱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并且站在禅、教一致论的立场，依据大量佛教经论和各宗著作提出系统的禅、教会通融合的理论。他深入阐述的心性思想，应当说是开宋代社会思想史上心性论的先河。
一、 延寿的生平
延寿(904－975)，俗姓王，钱塘人。幼年开始信仰佛教，二十岁以后不食腥荤，经常阅读《法华经》。年二十八为吴越国华亭的镇将，负责督纳军需。当时雪峰义存的弟子翠岩永明在杭州龙册寺传法，延寿舍弃家室前往归依出家，为其弟子，“执劳供众，都忘身宰”(《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延寿传〉)[1]。
延寿出游，在天台山静居修习禅定，长达九旬。此后，他到天台山参谒在那里传法的法眼文益的弟子德韶，呈己见解，得到印可，在德韶门下参学禅法。德韶认为他与吴越王钱弘俶有缘份，将有机会借助吴越王的支持大兴佛法。
后来延寿到明州雪窦山(后为资圣寺，在今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传法，逐渐闻名远近，到他门下参学者日多。他曾上堂说：“雪窦这里，迅瀑千寻，不停纤粟；奇岩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进步？”以雪窦山面临高悬的瀑布，险峻的山岩来比喻自己禅法非同一般，问前来参学者打算如何修行。有僧站出来问：“雪窦一径，如何履践？”他答：“步步寒华(花)结，言言彻底水。”似乎是以花之“寒”，水之“彻”来表示自己禅法的峻烈高洁。
宋初建隆元年(960)，吴越国王钱弘俶请延寿到杭州灵隐山新建的寺院任第一代住持，翌年又请他到永明大道场担任第二代住持，门下弟子曾多达二千余人。有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延寿不正面回答，说：“更添香著。”意为再添香点。大概是说，对于自己的禅法(永明妙旨)是不能通过语言讲述清楚的。此僧似乎当即领悟，表示感谢。延寿曾自己作谒：
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2]
湖水迎日有光，遇风起浪，偈颂含有“自然”、“随缘”的意思，向人暗示这就是他的禅法宗旨。
延寿在永明寺居住传法十五年，度弟子1700余人。宋开宝七年(974)，延寿天台山为一万余人授戒。延寿与其他禅僧不同，一生广读佛教经论，对儒道二教方面的书也十分熟悉。他经常读的佛经有《法华经》。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延寿传〉记载，他“行道余力，念《法华经》一万三千部”；另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八的〈延寿传〉记载，他“诵《法华》计一万三千许部”。这里的“部”大概是指遍数，是说他一生读一部八卷的《法华经》竟达一万三千多遍。[3]
延寿著作很多，重要的有《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唯心诀》以及大量诗偈赋咏。他的《宗镜录》等著作也传到海外。《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延寿传〉记载，高丽国王(当是高丽光宗)“览其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国，各化一方。”[4]是说高丽国王遥尊他为师，派使者前来奉书、赠金丝线织成的袈娑和珍贵礼物，先后有三十六位高丽僧人从他受法而归，各传法于一方。
延寿于宋开宝八年(975)去世，年七十二岁。
现将延寿的著作略作介绍。
二、延寿的著作
(一)《宗镜录》，一百卷
署名“大宋吴越国慧日永明寺主智觉禅师延寿集”。
“智觉”是延寿的号。《宗镜录》开始称《心镜录》，延寿的《心赋注》卷三提到“余曾集《心镜录》一百卷”，然而在其他地方的引用中则多用《宗镜录》之名，何时改为《宗镜录》，不详。
书前有“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俶制”的序。据《十国春秋》〈吴越世家〉记载，钱弘俶在五代后周时前后被封“天下兵马元帅”、“天下兵马都元帅”；宋朝建国的建隆元年(960)，授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乾德二年(964)又改授原称“天下兵马都元帅”。钱俶此序称自己为“天下大元帅”，当写于宋建隆元年至乾德二年(960－964)之间，由此可证明《宗镜录》当最后完成于北宋正式建国之初。
钱弘俶在序中说，天下有三教：
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5]，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
他分别对儒、道、佛三教的主张作了十分概要的介绍，说自己是尊奉儒教的，而儒教曾师学于道教，道教又尊崇佛教。实际是说儒、释、道三教同源、一致，而佛教最为优越[6]。他又说，“唯此三教，并自心修。”认为通达三教应当通过“心”的修行。这自然是受到禅宗的影响。他对《宗镜录》介绍说：“《心镜录》者，智觉禅师所撰也，总乎百卷，包尽微言。” 钱弘俶之所以称《宗镜录》为《心镜录》者，也许用的是最初的书名，并且遵照作者对“宗”所作的解释――“立心为宗”。
延寿在自序中对编撰此书的旨意作了说明。他表示，由于轮回于生死苦海中的众生根机是不同的，便有不同的教法与之适应：
约根利钝不同，于真如界中开三乘(按：声闻、缘觉、菩萨三种教法)、五性(按：唯识宗所说五种性，其中有“无种性众生”永远不能觉悟解脱)。或见空而证果，或了缘而入真，或三祇(按：三阿僧祇，意为无量时间)熏炼，渐具行门，或一念圆修，顿成佛道。
然而从第一谛来说，所谓“穷微洞本，究旨通宗”，则一切皆空寂无实，“唯一真心”而已。如果能够对此领悟，则为“见道之人”，不悟则沉论生死。最高的佛法，莫过于教人“反境观心”，体悟自性，“了万物由我，明妙觉在身”，说：
斯乃曹溪一味之旨，诸祖同传；鹄林(按：释迦佛入灭之地)不二之宗，群经共述。可谓万善之渊府，众哲之玄源。
实际是指禅宗和说心性教义的大乘教法。
延寿强调：世界万有和各种教法，不出“自心”体(理)、用(事)二门。既然“一心”为万法之本，则以心为镜可以明照一切，“无一法以逃形，则万差而普会”；以“一心”为“正宗”而综述佛法，则可引导众生把握众多教法的要义而体悟自性。他说：“编罗广义，撮略要文，铺舒于百卷之中，卷摄在一心之内，能使难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圆明；无尽真宗，目睹而心心契合”。
自序最后说：
今详祖佛大意，经论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问答，广引证明。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编联古制之深义，撮略宝藏之圆诠，同此称扬，称之曰录。分为百卷，大约三章：先立正宗，以为归趣；次申问答，用去疑情；后引真诠，成其圆信。
其中的“一心”虽具有真如、佛性、自性等义，实际是指禅宗和被称谓法性宗的华严宗的心性理论，以此为标准观察评述和引伸全部佛法，此即所谓“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
全书三部分：
一．标宗章，从卷一至卷六十一中，论述禅宗的“以心传心”和“即心是佛”的基本宗旨，并从禅教一致的观点，广引佛教经论和华严宗、天台宗、唯识法相宗的著述，论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为解脱之本，若悟自性，即众生是佛。
二．问答章，从卷六十一中至卷九十三，以问答的形式，对自己为什么一反以往禅宗“不立文字”并且反对广引经论和各宗教理论阐述解脱之道的做法进行解释，认为这样做并未违背禅宗宗旨，可以引导一般人通过“佛语”领悟自性，并围绕心性、解脱和各种教义，广引经论进行答释。
三．引证章，从卷九十四至结束，说“引大乘经一百二十本、诸祖语一百二十本、贤圣集六十本，都三百本之微言，总一佛乘之真训”。在他所引的大乘经论中主要有《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大集经》、《宝积经》、《圆觉经》、《首楞严经》等；所引“诸祖语”是佛偈和禅宗所奉的历代禅师的语录，有过去六佛的偈颂、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自菩提达摩至慧能六祖的传法事迹、语录和“传法偈”，还有南岳怀让(让大师)、青原行思(吉州思和尚)及马祖、石头、牛头等众多禅师的事迹和语录；所引“圣贤集”是各种论书，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乃至华严宗和天台宗的著作。
宋代临济宗禅僧惠洪(1071－1128)所编撰的《禅林僧宝传》卷九〈永明智觉禅师传〉记载，延寿
以一代时教，流传此土，不见大全，而天台、贤首(按：华严宗)、慈恩(按：法相宗)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为重阁，馆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设难，至波险处，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经(按：大乘诸经)六十部，西天此土圣贤之语三百家，以佐三宗之义，为一百卷，号宗镜录。天下学者传诵焉。[7]
如果根据这段引文，延寿是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佛教没有全面整体的了解，而在社会上相当流行的天台宗、华严宗和法相宗在教义上彼此存在矛盾，他为了促使这三宗思想的沟通和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地请三宗学僧聚会一起，请他们就各自的教义进行交流和辩论，对争论中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他便以禅宗的宗旨(“心宗指要”)进行折中调和。此后他收集和参考大乘佛经和中印两国的论著，并吸收三宗教义，编撰《宗镜录》一百卷。这个说法真实如何，无法深究，仅录此以供参考。
《宗镜录》由吴越王钱俶作序之后，长期秘藏于内库外人少知。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由皇弟魏端献王(按：英宗子赵頵死后封魏王，谥端献，徽宗时改封益王)主持雕印分赠诸寺，但“四方学者，罕遇其本”。礼部员外郎护军杨杰在东都开封得到“钱唐新本”。这是由吴人徐思恭请法涌、永乐、法真等校勘，然后雕印的。杨杰应请为此书写序文。(《宗镜录》卷首所载杨杰序)参考上引《禅林僧宝传》〈延寿传〉中的“天下学者传诵焉”来看，《宗镜录》在北宋中期以后曾风行一时。
现在国际学术界常用的《宗镜录》是取自《高丽藏》的日本《大正藏》本。《高丽藏》实际是高丽高宗时的再雕本。此藏包括据《开元录》等的〈入藏录〉雕印的“正藏”和在经录〈入藏录〉中尚未录目的典籍“副藏”。《宗镜录》被收在“副藏”，据书中卷后刊有“丙午岁”、“丁未岁”、“戊申岁”“分司大藏都监开板”来看，是雕印于高丽王朝高宗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246－1248)。
(二)《万善同归集》，上中下三卷
全书以问答体论述奉行禅宗“即心是佛”、“无念”、“唯心净土”等宗旨，并不意味着在修行中要废除“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各种善行。总的观点是：
心虽即佛，久翳尘劳，故以万行增修，令其莹彻；但说万行由心，不说不修为是。又万法即心，修何阂心？
意为虽说心即是佛，但人们生来秉的佛性(自心、自性)早已被情欲烦恼污染，必须通过各种修行清除烦恼尘垢，使它清净的本性显现，这样才能达到解脱；禅宗历代祖师虽说“万行由心”，但并没有说废除修行是正确的。此外，说“万法即心”，难道修行会对心性解脱有所妨碍吗？正是从这种观点，延寿从性与相、理与事、体与用、真与俗、本与迹、有与无等不同方面，大量引用大乘经论和华严宗等宗的思想来论证这些前后对立的双方是彼此相辅相成、圆融无碍的，以此说明：若要达到觉悟，必须见性与修善并行，“理事双行”，“理事兼修”，结论是：“因缘不具足，不能成佛。”
书名“万善同归”，意为修持各种善行，是殊途同归的。按延寿的解释，从其包含的意义来说也可名为“理事无阂”、“权实双行”、“二谛并陈”、“性相融即”、“体用自在”、“空有相成”、“正助兼修”、“同异一际”、“修性不二”、“因果无差”。
卷首有北宋曾任司农少卿的沈振在熙宁五年(1072)写的序。据此可知，此书比《宗镜录》较早雕印在社会上公开流行。
(三)《唯心诀》，一卷
延寿站在禅宗立场首先对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心”进行论证。他说“心”虽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完全表述，然而诸佛菩萨为普度众生仍“随顺机宜”对它有不同表述，所谓“一法千名，应缘立号”；在佛经中它还有“一乘”、“平等如如”、“纯真法界”、“实相”、“真际”、“理”等不同名称。它也是众生解脱之道的本源，“是真法要”，悟之为佛，迷之为众生。
在此著作中，延寿对自认为是违背禅宗见性解脱宗旨的所谓“邪宗”的一百二十种见解，提出批评。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批评禅宗以外奉行“教乘”、“权教”的修行者的做法，也有相当部分是批评被认为是片面理解禅宗宗旨的做法，如说“或弘禅观，而斥了义之诠”；“或住本性清净，而执药成病”；“或废说起绝言之见”；“或守任真无事，而沉慧解”等。认为这些见解都违背了“法性融通，一旨合会”的道理，是“迷宗背旨，失湛乖真”的，不能使人达到解脱。
(四)《注心赋》，又名《心赋注》，四卷
延寿利用赋这种文体，对“心”既是世界万有的本原和本体，又是众生生来秉有的清净本性，达到觉悟解脱的内在依据，从不同的方面作演绎论述，并且以注释的形式，对赋中论述的问题加以详细补充说明。
在赋的开头，他说：
觉王(按：佛)同禀，祖(按：禅宗祖师)胤亲传。大开真俗(按：真谛、俗谛)之本，独标天地之先。常为诸佛之师，能含众妙；恒作群贤之母，可谓幽玄。灵性有殊，该通匪一，千途尽向于彼生，万象皆从于此出……
他运用前后对仗工整的语句，对禅宗和华严宗所赋予心性的特性和功能，在修行解脱中作用等，作了概括说明。在对其中“祖胤亲传”所作的注释中说：“此土初祖达摩大师云：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又云：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云：默传心印，代代相承迄于今日。”此后人们常用“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来作为禅宗的基本宗旨。
从延寿引证的书来看，除了大量的大小乘佛经外，还有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等的著述，并且引用佛教史传及佛教以外的书籍。在论述中虽将禅宗宗旨置于中心地位，但同时广泛吸收诸宗特别是华严宗的教义思想。从他引用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称《禅源集》)等著作相关思想来看，他的会通和融会禅、教的思想是深受宗密的影响的。
在宋代的禅宗著作中，像《心赋注》这种用较大篇幅从正面集中论述心性的著作是绝无仅有的。现在被国际学术界常用的《心赋注》是日本《续藏经》本，此本源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本。台湾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三十九册收有此书的复印本。
(五)《观心玄枢》，一卷
指出“心”在佛经中有种种不同的名称，认为所谓“大乘”、“佛性”、“中道”、“般若”、“一乘”、“如来藏”、“法性”、“自性清净心”等，皆是“心”的异名。说心是万法之本，解脱之源，只有通过“观心”深入思考才能体悟三界唯心，心性与万法圆融无碍的道理，断除一切烦恼，达到觉悟解脱。
在论述中，对所谓“观心”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作了无限的发挥，说实践大乘菩萨道的施舍、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必须进行观心，即使其他种种修行，乃至护法、弘法、忏悔、灭罪、报恩，及最后达到觉悟解脱，也必须通过观心才能完成。这种观心既不同于天台宗以观空、假、中三谛为中心的观心，也与早期禅宗观空观净的观心有所不同，而是引导修行者借观心静思来领悟“心”作为世界本源和解脱之本的道理，由此断除世俗思维和烦恼，达到解脱。
现在通用日本《续藏经》所收本，是据日本平安时代后期治历五年(1069)的写本刊印的，开头部分已佚失。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三十九册也收有此书的复印本。
除以上著作外，在《大正藏》本《唯心诀》之后，还附有延寿所著《定慧相资歌》、《警世》。前者以偈颂体讲定慧不二，理事双修；后者说人身难得，劝人“行善修心”，体悟“三界唯心”的道理，在“谛了自心”上下功夫，以此达到正觉。
综上所述，延寿在这些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以南宗为主体的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宗旨。提出“以心为宗”，即主张以心为“尊”，为“体”，为“智”的思想，意为尊奉大乘佛教的佛性学说为标准观察和评述世界万物、人类社会以及众生烦恼生死和解脱问题；以禅宗的心性理论为中心，综合评述大小乘教法和诸宗的教义。他认为在佛教诸宗派中唯有华严宗的教理与禅宗最为一致。他通过引述华严宗的一真(真如之心、法性)法界缘起、理事圆融和“真妄交彻”的理论来说明佛性是世界的本体，烦恼与菩提、解脱的彼岸与世俗的此岸、众生与佛是互为容摄，相即不二的。
延寿以他的心性论为基础，为他的“理事双修”、禅教会通学说提供理论根据。既然理、事互相圆融，那么自悟心性与修持诸种教法也应并行无碍，以“传心”、“见性”为宗旨的禅宗和其他教门诸宗也应当会通。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在进入宋代以后禅宗内部论述禅法和历史的著述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体裁形式也各种各样，其中以语录和以记载语录为重点的“灯史”数量最大，然而象延寿这样大量引用经论史书从正面系统地论述禅法和解脱之道的并不多见。
[1]载《大正藏》卷51第421页下。
[2] 以上引文，皆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延寿传〉，《大正藏》卷51第421页下。
[3]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收录全部经论集传1076部5048卷。此为历代编印大藏经的基本依据。据此，延寿不可能读佛经一万三千部，只能理解为是读《法华经》的遍数。
[4]《大正藏》卷51第421页下。关于延寿生平，也可参考《宋高僧传》卷二十八〈延寿传〉(载《大正藏》卷50第887页中)、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九。
[5] 四谛，指苦(生命过程皆苦)、集(苦因――贪嗔痴)、灭(断除烦恼，达到涅槃解脱)、道(八正道)；十二因缘，构成生命过程的十二个环节：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由无明(痴)为根本原因，遭成生死轮回不已。三明，佛教认为佛、罗汉具有的三种神通：知道众生过去世的宿明命明、知道众生未来世生死的天眼明、体悟四谛等真理达到解脱的漏尽明。八解脱，八种对治和断除对色、无色贪欲的禅定，也叫八背舍。
[6] 在南北朝至唐代的三教争论中，佛教方面常据《礼记》、《吕氏春秋》等所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说老子是孔子之师；又据伪经《老子西升经》、《西升玄经》、《符子》等说老子称释迦牟尼佛为师。请参见北周道安《二教论》(载《广弘明集》卷八)、唐玄嶷《甄正论》(《大正藏》卷五十二)、徐岱《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中华佛教文化研究所1978年《佛学研究》第7期载杨曾文《〈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的注释》)。吴越王对三教关系的见解，当即以此为根据。
[7]此亦载惠洪《林间录》卷下，说他曾游东吴，寓居西湖净慈寺，寺的一位老衲告诉他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