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大师捍卫佛教戒律

　　张一鸣 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员
 
　　佛寺中常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瞠痴”十字，系佛门弟子的修持箴言。“戒定慧”以戒为首，称为“三学”；“贪瞋痴”以贪为最，称为“三毒”。
 
　　昔时佛祖释迦牟尼将灭度时，大弟子阿难尊者求佛训示，佛祖告之云：“若我灭后，一切学人，当以戒为师。”弥勒佛亦云：“戒如大明珠，能消长夜暗；戒如真宝镜，照法尽无遗。”、《楞严经》云：“一切世间，诸修学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可知以戒为师，持戒守戒，是佛门弟子的基本要求；违戒犯戒，不仅系佛门弟子之耻，也将败坏佛教形象，损害佛教的社会声望。近代禅宗泰斗虚云大师(以下简称“云公”)正是严守、维护和捍卫佛教戒律的典范。
 
　　云公认为：“无论禅宗、净土宗、密宗，佛教各个法门，都要以持戒为根本。如不持戒，不论修学什么，都是外道；不论如何修法，都不能成佛。佛教进入末法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戒律荒废。”
 
　　云公强调：“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无有是处。《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告诉我们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龙天拥护，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贼，扫其足迹。”
 
　　云公指出：“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舍戒之外，莫由出离。虽有智辩，总成魔外。故僧尼之于戒律，犹车辆之于轨道也。如少违越，立即坠坑落堑。毗尼之道，可不慎欤!”
 
　　云公不仅用法语、开示，谆谆教化佛弟子严守戒律，而且采取多项措施，维护和捍卫戒律。
 
　　一、修寺建院与维护戒律并重。清末民初，云公来滇主持重振鸡足山，中兴华亭寺，当时面对的情况是两地寺院房倒屋塌，残破不堪；僧侣道风败坏，戒律荒废，确是“寺不象寺，僧不象僧。”光绪十五年(1889)云公首次登上鸡足山，此时“全山不足十寺，僧伽与俗人无殊，子孙相承，各据产业，非本山子孙，不准在山中住，并不留单。予念往昔法会之盛，今日人事之衰，叹息不已。”光绪二十八年云公第二次登上鸡足山，“上金顶各处进香毕，又复起念，佛祖道场，衰败至此；全滇僧规，堕落至此。发愿在山结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为地方子孙寺庙所禁，思之雪涕”。云公两次上山，均受子孙和尚驱赶，难于立足。直至光绪三十年在云南提督李福兴、大理总兵张松林和宾川知事的护持下，才在山上找到一所已百年无人居住的破院钵盂庵暂时住下来。“昆明西山华亭寺，古刹也，其地风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废。近且欲售与西人作俱乐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余惜之，言于唐(按：云南省长唐继尧)，请其保存名胜，唐纳予言。”少数不肖僧人盗卖寺产的非法行为始末逞。云公重振鸡山，中兴华亭，一方面是多方募化功德，筹集资金，修建寺院；另一方面是整顿道风，严肃戒律。在鸡足山“建造房屋，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传受戒法”。云公以身作则，身传言教，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至是山中诸寺，亦渐改革，着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挂单矣!”。
 
　　二、以戒为师，年年开坛传戒。仅以驻锡云南为例，宣统三年(1911)云公在鸡足山祝圣寺首次开坛传戒，在《滇南大鸡足山钵盂峰勅赐护国祝圣禅寺同戒录序》中称：“盖闻慈尊设化，循顺机宜，妙演三乘，尽该三学。欲冀正法恒远，舍戒律则无所依；定慧双严，非僧伽而莫能立。”(末任云贵总督李经羲也撰了序。)1920年云公应唐继尧聘请，就任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1921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就首次开坛传戒，在《滇垣西山靖国云栖禅寺(今华亭寺)传戒启》中称：“然七圣成佛，戒为精进之基；六度摄心，戒居定慧之首。”并确定“以后同此时间，年年举办，恕不另柬报闻。”受戒比丘66人，比丘尼34人，优婆塞6人，优婆夷30人。此次受戒的社会名流宽禅居士王九龄(号竹村)，1927年曾担任云南四众佛教总会会长。
 
　　三、制定规约，严格戒律。云公在住持六大丛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西山华亭寺、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曲江南华寺、乳源云门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期间，都制定了严格的僧规戒约，诸如《教习学生规约》、《客堂规约》、《云水堂规约》、《禅堂规约》、《戒堂规约》、《爱道堂共住规则》、《库房规约》、《大寮规约》、《浴室规则》等等。违反戒律者分别情况，或“罚”，或“重罚”，或勒令“出院”(赶出寺院)。
 
　　四、开办佛学院，培育僧才，首重戒律。云公在鸡足山大觉禅寺(今虚云寺)成立了“滇西宏誓佛教学堂”，在涌泉寺成立了“戒律学院”，在南华寺成立“南华佛学院”，在云门山大觉禅寺成立“云门佛学院”，在云居山真如寺创办了“佛学研究苑”。这些学院中，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外，特别重视戒律教育，云公反复强调“戒为佛法根本，学佛必须学戒”、“佛门兴衰，由于有戒无戒。犯戒比丘，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五、云公强调持戒守戒，但能与时俱进，决不墨守成规。例如佛教戒律中，原有耕织二戒，即规定僧尼不得参加耕种及纺织。云公认为佛戒有性戒与遮戒两大类，杀、盗、淫、妄为性戒，违反者均为犯戒；耕织戒则为遮戒，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古印度社会，僧人乞食乞衣，一心办道，故以自己营谋衣食为戒，中国与古印度国情不同，不能照搬。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720-814)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每日带领僧众下田耕作，并制定了规范僧人行为的《百丈清规》。凡云公住持的寺院，都发扬了百丈怀海的道风，坚持“农禅并重”。他认为当代比丘参加耕织，绝不是犯戒。相反，如果不从事劳动生产，被世人讥为“寄生虫”，倒是犯戒行为。例如1950年他在云门山大觉禅寺创办“大觉农场”，亲自制订《农场组织简章》，宣布办农场是“为适应现实环境之需要，特组织僧伽开发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国家生产，并以弥补本寺粮食之不足，且达到人人劳动自给自足之目的，用以维护祖庭为宗旨。”1953年驻锡云居山真如寺时，又创办了“僧伽农场”，组织僧众开荒种地，开出耕地250余亩，还经营山林，种植粮食、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粮食、蔬菜、油料都做到自给有余。
 
　　1952年11月，中国佛教界一批知名人士(包括活佛、高僧、著名居士和佛教学者)共20人，由云公领衔，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经过半年的筹备，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于北京召开。圆瑛法师当选首任会长，云公当选名誉会长(汉传佛教)。
 
　　会议期间，有少数佛界不肖僧徒打着“信教自由”的旗号，公然提议毁戒破戒，主张僧婚尼嫁，饮酒食肉，不穿僧服(大领衣)，废除《梵网经》、《四分律》、《百丈清规》中有关戒律的规定等。云公在大会上据理批驳了这些谬论邪说，并撰写了《末法僧徒之衰相》一文，痛斥那些提议毁戒的不肖僧徒。文中称：“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为言之甚也，今观末法现象，知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云公把毁戒破戒提到“灭佛法”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这是一种“末法衰相”。如果戒律尽毁，则僧俗不分，佛法也就灭亡了。后来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表态，赞同云公意见，强调佛律祖规，不能改动，应加以保留。这场捍卫戒律与毁弃戒律的斗争才告一段落。
 
　　1955年8月1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扩大的理事会会议，主要研究筹建中国佛学院事宜。云公当时驻锡云居山真如寺，曾写了一篇短文《云居管见》寄给中佛协。文中强调：“我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等理论，不能改动。”当年十月，云公在真如寺开坛传戒，在戒期所作开示中，即有《戒律是佛法之根本》、《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大小乘戒之同异》、《三皈五戒》、《十戒具戒三聚戒》等专题，对戒律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阐释。
 
　　1959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云公即将圆寂，众弟子(包括香港来者)环立病榻前请求开示和留下遗嘱，云公答：“你们问我最后语，只有两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瞠痴’。”九月十二日，又召集弟子讲了一段话：“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拼命争回的。今后你们必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当夜即圆寂。说明云公一生坚持、维护、捍卫佛教戒律，直到圆寂前仍念念不忘一个“戒”字。
 
　　云公认为：能否坚守戒律，是关系到佛教兴衰存亡的大事。云公虽已圆寂多年，但违戒犯戒现象依然存在，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从中国佛教协会两任会长的报告和讲话中即可证实。
 
　　1993年10月15日，赵朴初会长在中佛协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即指出：“佛教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因此，“自身建设的重点是以戒为师，大力加强建立在具足正信，勤修三学根基上的道风建设。”
 
　　2002年9月20日，一诚会长在中佛协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讲话中也指出：“当前，我国佛教界的道风建设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有相当一部分信仰淡化，追名逐利，奢侈享乐DX腐化堕落，严重违戒犯戒。”批评有些寺院主事者“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不修行、不守戒、僧尼伪滥等败坏佛教形象的现象无动于衷”；强调“加强佛教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因此，“我们首先要求僧尼具足正信，以戒为师，勤修三学，肃正道风”。
 
　　值得注意的是，一诚会长的讲话距赵朴初会长的报告已9年，还使用了“严竣”、“严重”等字眼。在此种情况下，重温虚云大师关于严守戒律的教导，缅怀大师捍卫戒律的卓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