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喜佛渊源
达亮
宋代是中国古代最成熟、与佛教融合最深的一个时期。居士辈出是当时佛教的特点之一，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热衷于参禅学佛，佛教的影响可谓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宋代成为我们了解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度的最好时期。
宋代诸帝王都很重视佛教。自宋太祖开始对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如修建了不少寺院，并经常亲自抄写和诵读佛经，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经》也始刻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太宗崇佛更甚，在行军出征途中，仍以佛事为重，建立了译经院，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教的广博宏辩、精微妙说。在其位六七年里，度僧达七万之多，建寺修院更是空前。真宗在位25年，也是大营佛事，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仁宗也是好佛之人，他供奉慧能衣钵，命士大夫为慧能歌功颂德。此后，英宗、神宗、哲宗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很重视。
苏轼所处北宋时期的诸帝王都非常重视佛教。再者，由于帝王们的提倡以及士大夫们的热衷于学佛参禅，苏轼受佛教的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苏轼生长在一个具有着浓厚文化传统的家庭里，佛教信仰对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且一生中对佛教都很热衷。在其内在的精神生活方面，佛教思想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而对于佛教，他读经、抄经、礼佛，讲檀施果报，希求往生，见诸文字、行动的事佛事迹也确实不少。在岭南南华寺时，“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①]这虽然都是他晚年的心情，但也可以表现他晚年的心灵归宿，是长期接受禅宗熏习的结果。
《栾城集》卷一《怀渑池寄子瞻兄》自注：“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栾城集》卷四亦有《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苏轼与佛教有缘的话，一者是地理因缘的影响：他的故乡四川，可以说是一个天府佛国。出生地眉州，便紧邻着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离着名的乐山大佛也不远。四川地区自唐代以来佛教就很发达，这是因为那里有秦岭与中原相隔，战祸较少，所以能够保存下许多历代的佛寺、经卷文物。而我国的第一部官版大藏经《开宝经》刊刻后，此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及高丽、日本刻藏所依据的所谓“蜀版”，就是在宋初刊刻于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这，可以说是苏轼与佛教的地理因缘吧。苏轼小时候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在一次经过忠州时，看到一座屈原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②]
这首诗虽然是歌颂屈原，但也表白了他的心迹。二者是父母笃信佛教，家世奉佛的影响。父亲苏洵，与僧人交往甚勤，结交蜀地出身的高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1010～1071)宝月大师惟简(？～1095，又名宝月)，僧传把他列为居讷法嗣。苏洵的《彭州圆觉禅院记》及苏轼的更多文章有记载。其母程氏也笃信佛教，父母去世时，苏轼曾将其生平最珍爱的遗物施之佛寺。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所止，而志则无尽。”(《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并在《与大觉禅师琏公》中说到舍《禅月罗汉》像，《四菩萨阁记》中说到舍吴道子画，《阿弥陀佛颂叙》中说到舍母亲遗物，以荐父母冥福。苏轼又在《十八阿罗汉颂叙》中，曾记述家中藏有十八罗汉像，经常设茶供养，以企佛佑等等。这都可见其家庭中的宗教氛围，显然反映出苏轼父母对佛教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必然会表现在对少年子女的教育上。
苏轼与弟苏辙极其友爱，这是历史上的佳话，而苏辙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其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在与苏轼的唱酬诗中写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熙宁八年(1075)苏轼还和苏辙借华严宗的典籍《法界观》来研读。苏轼在《与子由六首》之四云：“兄自觉谈佛不如弟”[③]可见苏辙对苏轼参禅学佛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与苏轼相伴一生的妻妾对佛教的信仰，也影响着苏轼学佛参禅。苏轼的继室王氏闰之亦学佛，他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经》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作《蝶恋花》词，其中有“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之句。她死时有遗言，令其子绘阿弥陀佛像供奉丛林，苏轼请着名画家李龙眠画释迦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并作《阿弥陀佛赞》，说“此心平处是西方”[④]。苏轼妾朝云也学佛，早年拜于泗上比丘尼义冲门下。后与苏轼一起到惠州，经常念佛。至绍圣三年(1096)临终弥留之际仍诵《金刚经·六如偈》，苏轼为其制铭中有云∶“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苏轼与佛教关系密切，皆受家族的影向。
苏轼早年曾读书于道观。庆历三年(1043)苏轼八岁，“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⑤]苏轼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至他10多岁时，据《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载：“……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读书寺中”，难免接触佛教经卷。《苏轼诗集》之《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亦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⑥]，《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也说“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 庆历八年(1048)“少与辙比师先君”(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少年时代开始接触佛教，这正与“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相吻合。当时苏轼13岁，也就是说苏轼在10多岁就已经开始接触佛教了。这说明了早在少年时代，苏轼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可以将此记载作为苏轼在幼年时就接受了宗教影响的重要人生阶段。父母死后，苏轼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二十六)
苏轼的家学渊源，个人教养与他后来习佛关系很大。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苏轼奉派到陕西凤翔任签判，这是他第一次出仕。在苏辙相送的途中，他写下了着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从这首诗可以看见早熟的苏轼对去来无常的人生已略有所悟。苏轼直接与佛教发生关系，是在二十几岁初入仕任凤翔签判的时候。在凤翔任上，他随同事王大年(王彭)“居相邻,日相从”习佛，真正接触佛教。因此，他在《王大年哀辞》中说∶
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⑦]
可见，青年苏轼是在王大年的启发引导下，开始喜读佛书并了解佛法的。然而，此时的苏轼从思想上并不信佛。在嘉佑六年(1061)所写的《凤翔八观》中，苏轼初次以佛教为题材作诗，其第四首，歌咏唐代着名雕塑家杨惠在凤翔天柱寺所塑的维摩像，其《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诗云∶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⑧]
这里表现了他对着名的维摩诘居士的向往。但他理解的维摩诘是一位修身有道、力大无穷、不惧死亡、视生死如浮云的“至人” ，他一生中也常以维摩诘自比，而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苏轼的前世今生的佛缘，颜山其在《苏轼轶事汇编·次苏子瞻先后事》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仁宗景佑丙子，母梦一僧入堂而生，智能夙成。少年慕玄释，不乐世染，欲辞婚，有志未遂。喜读书，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书法遂工。髻年，便有论着。
由此，苏轼凡三谪贬，晚年“垂老投荒”，遥谪海南，几乎在流贬中度过了仕途生活的大半，偶或在朝，也处在被人排挤、夹击之中，在漫长的人生苦旅中，佛禅的人生观给了他心灵极大的安慰。
苏轼习佛因缘有受父母的熏陶、成长环境的濡染、令人神往的奇遇故事，甚至是似真如假之梦中为僧等，皆在凸显苏轼与禅学因缘绝非偶然，那是一段段憧憬、一篇篇期待。然纵有前世因缘，尚待今生努力，能仰体天心、恤悯群生、破除无明与妄执，感悟无常、无我、苦、空等，才能使前世的菩提种子，于今生中更深植且开花结果。而苏轼对禅宗则是情有独钟，并对他影响深远，历久而弥真弥坚。禅宗透脱无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使苏轼在种种危难困厄中仍能保持通脱无碍的姿态和积极乐观的信念。因此他在《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简》中盛誉禅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家庭浓厚的佛教信仰与氛围，则直接为苏轼营造了一个接近佛教的因缘。其中不论是受父母的潜移默化，还是与弟苏辙的相互切磋，都为苏轼深度接触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人海灯》杂志编辑)
注释：
[①] 《苏轼诗集》卷四十四，《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第2408页。
[②] 《苏东坡全集》[一]卷二，《屈原塔》，第83页。
[③] 《苏东坡全集》[八]卷七十六，第4277页。
[④]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苏轼[三]，第5714页。
[⑤]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苏轼[一]，《众妙堂记》，第4809页。
[⑥] 《苏轼诗集》卷三十七，第2015页。
[⑦]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九，苏轼[四]，第6475～6476页。
[⑧] 《苏轼诗集》卷三，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