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前年冬天，道安长老去世了；去年冬天，东老又撒手而去。面对佛门的人才寥落，使人有迟暮凄凉的感慨！

　　记得民国二十年腊月底，我从鼓山回到闽院，听说有东初、窥谛二位，最近从镇江来。我是不会交际的，所以与同学们都没有深交。加上这次回去，只教了半年课，就回普陀去阅藏。所以对当时的东老，仅有一般的印象，没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廿五年秋天，我到了镇江的焦山，来访闽院的同学静严。那时，静严已是焦山定慧寺的住持。东老也已在焦山受记，在焦山佛学院任教务，也邀我为同学们作了一次讲演。从此一别，很久很久都不知消息。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秋天，我到台湾来，才知道东老在法藏寺闭关，我曾去探望他。第二年冬天，我也参加了东老出关的盛会。我来台湾，住在善导寺，引起些无谓的风风雨雨。等我 [P180] 自己明白了，也就更少到各处去走动了！

　　我与东老是有关系的，但交往不深。原则的说，我们都在为佛教文化而尽着自己的一分力量。由于兴趣不同，对佛教文化重点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是各作各的，没有在意见上或理论上，作过友谊的切磋。不过即使方向不同，总都是为佛教文化而努力。

　　我记得最清楚的，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的晤谈。民国五十四年，华僧大会开会前夕，道安长老与东老，同来慧日讲堂，提议创办佛教大学。事情是这样的：张尚德先生与佛教文化馆东老有联系。经张尚德先生，知道中国文化学院张晓峰先生，想在文化学院旁边，建佛寺(佛塔)，讲佛学，希望与佛教界合作。东老想趁世界华僧长老回国的机会，发动倡办佛教大学。在文化学院旁边，佛学以外，可以在文化学院受课，减去不少的人力物力；而与文化学院合作，也可以免除立案等困难。这是好机缘，所以东老约道安长老合作；道老又提议邀我参加。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不过我以为：办佛教大学，是大事，怕三人的力量还不够 [P181] 。而且，这个时代的通病，尽管是好事，如没有自己一分，每每会从中破坏。如有人在华僧长老面前，说几句泄气话，也就不成啦。所以建议，最好将办大学一事，推介到华僧大会，由海内外大德来通力合作。我的意见，得到东、道二老的赞同，决定由道老向筹备华僧大会负责人提议。起初，反应相当良好；张晓峰先生并在中国文化学院，举行茶会，招待华僧大会的代表们。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于意外。华僧大会决议筹办佛教大学，但在筹备人中，却没有原始建议者东老，东老也许无所谓，我总觉得岂有此理！大会结束后，一切由会长白圣老法师及悟一秘书长负责。听说曾遍访侨界长老，请作经济的支持；在国内，也曾一再召集尼师们开会。不过后来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了。这件事，我应该负点责任。我固守原则，不知通变，总以为佛教大事，得大家通力合作才行。不知这个时代，除了为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二十多年来，佛教界的大事，除了为自己而大干大吹外，那一件是为佛教全体着想的！当时，如支持道老与东老合作，也许勉强的成立起来，不理想而渐有进步。当然事实不一定这样，但还有万一希望，但一经 [P182] 推介过去，就命定的不成了！这件事是过去了，不过回忆起来，对东老实在抱歉得很！

　　道安长老去世了，我写了半截文字而没有成篇。现在东老又去世了，有关系而没有深交的我，是写不出什么的。想起五十四年的一段因缘，所以勉强的写出来。道老与东老，比我都小一二岁，却那样轻松的先走了！在这个时代，谁能说不是福报！想自己大病以来，等于废人，却还在活下去。后死者不能尽其情，真是惭愧！惭愧！ [P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