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表达智慧、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方式之—。它“长在生命的深处，象生命的泉水一样，滋润人的心灵，即使一个人到了迟暮的年龄，心中仍然回荡着童年的歌声。”[1]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当时广为传诵，而且可以越过千年的时空，领引人们走入真善美的境界。

　　如体周而思精、里程碑式的不朽巨著《文心雕龙》中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竿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2]

　　文的德真正是很大的。它与天地—起诞生。天玄地黄，色彩缤纷；天圆地方，形状各异；日月如同流光溢彩的叠璧，在天空中照耀着宇宙万物；壮丽的山川河流，象锦绣一样铺陈于大地：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文采。页仰观日月星辰的光华，俯察，山河大地的美妙风光，从崇高与卑下的自然定位可以得知天地已经产生了。人类凝聚着天地万物之灵性、五行之秀气，所以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实为天地之心。心灵的思辩，就会产生语言：有了浯言，就会有文章的辞采，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

　　观察宇宙万象，动物、植物都有文采。龙凤以通体的华彩来呈现它们的祥瑞。虎豹以色彩斑斓的皮毛来展示它们的雄姿。天空中的云霞，以巧夺天工的绚丽色彩来表现它们的美妙。花草树木以它们天然的美丽和精巧，点缀着辽阔无垠的大地。这一切都是不假人力、自然形成的。

　　而山林间的天籁清音，如同琴瑟般地和谐美妙。潺潺的溪流在山石间清泠作响，如同击磬鸣钟般和雅悦耳。所以形立则文采自成，声发而韵律自生。天地万物都有着很丰富的文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怎么会没有文章与辞采呢?

　　而“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3]“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4]

　　妙悟通达宇宙人生真理的圣哲，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大智慧。圣哲们把博大精深的道理写成文章，灵秀的才气化成文采。他们的道德与智慧，如同日月光华；他们的辞采丰富美妙，似高山大海。圣哲们的生命虽早已消逝，然而他们的道心与文心千秋永存。

　　人一生的光阴是很有限的，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用不过百年的短暂人生去追逐纷繁的外物，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惑与迷茫。而回归到我们清净灵明的心性本来，以本来清明无染的本性来观照宇宙万物，则更为善良和容易。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山林清泉之间，身心洁净地静心品味文的妙义。文章如果能表达出心性的本来，我的心愿也有所满足了!

　　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佛教，是世界三大主要宗教之—。起源并最初流行于古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上，从此传遍了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法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在发展和传播中，逐渐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系。南传一系在亚洲的南部，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南部云南省的傣族地区。这一系属上座部，称小乘佛教，即巴利语系佛教。北传一系在亚洲的北部，包括中国、朝鲜、门本、蒙古和越南。这一系称大乘佛教。

　　北传—系的佛教是以我国为中心再往外扩展传播。约在公元纪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七、八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区传入中国西藏，到10世纪中叶后形成为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蒙古和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北传一系佛教即此分为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义称为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有时称作“喇嘛教”。最近几十年，佛教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大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深邃的哲理，丰富的文化内涵，善良的道德规范和清新、安详、净化的意境，发挥着它独特的魅力和影响。佛教的文化宝库口益受到重视，并为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史学、艺术、伦理学、医学、门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精深的见解与有益的启示。

　　从佛经中可看到，释迦牟尼佛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他智慧深广、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将深奥的佛教道理，刚长行、重颂、记别、讽颂、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牛、方广、未曾有、议论等—十二种体裁深入浅出地表达了出来(即“十二部经”)。佛经的篇章结构布局严谨，文句精炼、典雅、流畅，是“信、达、雅”的典范代表。很多佛经，如《楞严经》、《华严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等，都具有非常优美流畅生动的文笔风格。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佛教为汉语增加了至少二万五千多个新辞汇。佛教经论严整的条理组织，开启了隋唐时代义疏学的先河，促进了文体形式的改良，对一般世俗文章的写作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佛典的翻译，促进了中文文法和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推动了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的诗词歌赋更添音韵之美。

　　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魏晋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变文、辞赋、俗讲、道情、宝卷、善书、禅诗等许多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佛教思想的烙印。

　　如名著《红楼梦》，深受佛教的因缘和合、因果轮回、无常、忏悔、色空等思想的影响。文中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前生后世因缘故事，“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叹人世，终难定”[5]等人生无常的感叹和深深的忏悔意识，打动了无数的人。许多的文学大家，如谢灵运、王维、寒山、李白、苏东坡、陆游、曹雪芹、丰子恺等人，都深受佛教思想观念的浸润。他们的作品，一直以一种高雅的姿态赢得世人的尊重和传诵。

　　佛教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对后世的文论思想有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的千古奇文《文心雕龙》，其作者刘勰(约公元465年—520年)，在十八岁时就开始跟随高僧僧佑在定林寺修学佛法，并协助整理佛经十多年之久；晚年时又奉命与高僧慧震共同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并在55岁时在定林寺出家为僧，被崇信佛教的梁武帝亲赐法名慧地。

　　刘勰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在佛学方面也有着较高的造诣，曾写过一篇护持佛教正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灭惑论》，对抨击佛教的《三破论》进行了彻底而说理清晰有力的驳斥和批判。对心性有着精深且智慧的洞彻、有“心学”美誉的佛教，对《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及组织体制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另外，在王昌龄、诗僧皎然、司空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人物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士稹等的文论思想中，可以明显地见到佛教思想的深厚影响。

　　佛教与文学，如同两颗交相辉映的宝珠，映照着人类生命的灵性与感悟。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佛教借助文学而得以广泛地传播并根植于人心，文学也因为佛教博大精深的智慧和瑰丽的文采，而更为丰富多姿。

　　注释：

　　[1]傅道彬，于弗著《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文心雕龙》卷一，《原道第一》，梁朝·刘勰著，见《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第111页，张光年译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3月第1版。

　　[3]《文心雕龙》卷一，《徵圣第二》，梁朝·刘勰著，见《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第113页。张光年译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3月第1版。

　　[4]《文心雕龙》卷十，《序志第五十》，梁朝·刘勰著，见《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第187Z。张光年译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