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镜清佛典翻译手稿》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韩廷杰

韩镜清先生，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沁县一个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皈依常惺法师为佛教居士，法名慧清。上大学后，以此为号。从此开始学佛生涯，曾跟随北京大学汤用彤先生赴南京，听欧阳竟无居士讲《晚年心得》。当时因父母年迈，没能随校去西南联大，于是开始标点《成唯识论》的有关典籍。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间曾跟随韩清净居士学因明和《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等。当时佛学界有“南欧北韩”之说，韩镜清先生对这二大家的佛学体系都曾学习过，为其佛学功底夯实基础。

1936年在北大哲学系读完本科后，继续深造，师从汤用彤教授读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还跟随周叔迦先生学习大乘佛教，在周先生的鼓励下，开始学藏文，对读汉藏佛典，并将某些藏文佛典译成汉文。

读完研究生课程后，曾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等，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佛学研究和编辑工作。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

1965年调到北京大学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该所后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与韩先生结缘就是这个时候，我于此时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与韩镜清同时入所。

我们到宗教所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赴北京市朝阳区参加四清工作队，所领导告诉我，刚来所的韩镜清副教授和我们同往，要注意照顾。但我和韩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队，很少见面，更谈不上照顾。

“四清”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韩教授同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直至他1977年退休。

可见我和韩教授相处主要是动乱时期，很少谈佛学研究。韩老入宗教所时是副教授，退休时仍然是副教授。退休前没有着作，文章也很少。他的主要成果是退休后，他集中精力整理《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研究、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并翻译藏文佛典60余种，从退休至2003年去世，平均每年译两本书还要多，成果可观。除此之外，还于81-88岁高龄讲《摄大乘论》，为中国佛学院等单位培养很多优秀的佛学人才。

其译着包括唯识、因明方面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正理滴点论》、《定量论》、《略显瑜伽师修习义》、《确显三自性颂》、《辨法法性论》、《入瑜伽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真实义品释》、《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所引解深密经慈氏品略解》等。其中很多没有汉译本，学术价值极高。从其成果来看，评研究员绰绰有余，可惜退休人员没有评职称的机会了。

韩老还于1993年3月倡导成立慈氏学会，主要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慈氏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新局面。

非常遗憾，韩老没有看到自己的译着出版，就与世长辞了。其遗稿为手写稿，弥为珍贵。为了保存这批珍贵资料，杭州佛学院愿出资影印，实为功德无量！

韩老的译着，我没有详细拜读，对其价值很难具体论述。只能大略地谈一点儿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韩先生的重要观点主要如下：

一、唯识的“识”字，在梵文原典里用两个字表述，一是vij?āna，另一个是vij?apti。在藏文佛典里，vij?āna译为“辨别识”， vij?apti译为“了别识”。中国传统佛教中，先辈译师一律都译为识，这对一般学佛者来说，已经够了，但对以唯识为依归者来说，分译更有利于把握更精微更深密的唯识本义。唯识是唯了别识，辨别识则指在根境相触时生起的认识作用，需要分层次地细究佛陀各种讲法的委曲用意，才能深入理解其在唯识理论中的核心作用。

二、只有能分别识，没有所分别相。实际上全部的佛法都是在讲能相，否定所相，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唯能无所的过程。能遍计心是转染成净的枢纽，处处要在能上下功夫，时时只在因上做文章；而所遍计都是我，都是要彻底抛弃的自性，真正把所空掉之时，能也自然无法独存，便可达到能所双泯之境。

这个“只有能分别识，没有所分别相”，可以这样理解：离言境界中的能分别的识是能相，凡夫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是所相。但韩老又进行了第二层次上的区分：能界定事物(起名、定义等思考)的名言称为能相，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称为所相。也就是说，能相是第一层次中离言的能分别的识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因为实际存在的能分别的识是没有言说境界的，而佛为了让我们证到真实，又必需对我们讲述他证到的万法唯识的真实情况——万法实际上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就只有(妄以为存在万法的)识，就必须在凡夫的言说境界里假立一个能分别识的名言相，才能向众生说法。名言境界中的识，是对识的描述，不是真正的识本身，被心识所认识的东西，就已经不是能进行认识的心识本身了，而是心识所认识的对象——所相了。但为了说法，我们可以方便称它为能相，而把能分别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称为所相。实际上，这个层次上的能相和所相，从本质上说，根本就是“所相”，都是离言意识所分别出来的妄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三性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三性究竟圆满地发挥了佛学中道义，清晰明确地解释了所有佛说的甚深意趣，是我们闻思经论和指导修行的明灯。只要不增益遍计所执性，就是不损减圆成实性，这样不执两边，就能实证真如从而如实观见依他起性。理解三性的关键，在于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是缘起有，但未证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计所执性，必须彻底去掉，才能亲证空性，从而以后得智现证依他起性的真实面目。

对于韩老的这些观点，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应当承认，他提出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甚至于引起辩论争论，这就是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中国存有大量汉文佛经，这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经，这同样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很遗憾，汉、藏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交流很不够，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汉、藏两种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以前曾有法尊、张建木等从事藏译汉的工作，但译经数量远远低于韩老。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后人继续做。曾有人设想成立译经院，把现存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全部译为汉文，我认为十分必要。

西方某些国家明文规定，研究佛学必须兼通梵、巴、藏等文种，这是完全必要的。只靠汉文资料，不可能准确把握经典原意，一种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另一种文字的含义。佛经更是如此，如何翻译佛经，译经师们有个摸索过程。东汉至姚秦时期的古译，多用格义。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佛教主张“无我”，只要遇到“我”字，一律删除，佛经开头“如是我闻”，为了回避“我”字，译成“闻如是”，或者是整句删掉。有的译经师，生怕别人看不懂，边翻译边解释，把自己的话和佛、菩萨的话混杂在一起。

旧译时期的鸠摩罗什，又大量删减，如他翻译的《大智度论》，删减百分之九十。他翻译的《百论》，删减百分之五十。他翻译的《中论》，有的部分次序颠倒，有的部分将梵文的一颂译成二颂，等等。

玄奘是最伟大的译经师，功不可没，但他创立的新译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如他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在讲到“宗”的时候，有一句梵本原文是“如声常或无常”，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外道立“声常”宗，佛教立“声无常”宗。玄奘有强烈的宗教感情，讨厌“声常”，所以他的译文将此句删掉。又如他翻译的《阿弥陀经》，梵本原文只讲到六方，他却补充为十方。又如他翻译的《五蕴论》，将心所法误译为心法。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以上种种现象说明，研究佛教只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

笔者多年从事梵文原典研究，我认为只要对原典下苦功，肯定会有新发现，提出新观点。韩老所以取得这样的辉煌成果，与他钻研原典密切相关。当然，藏文佛典还不能与梵文、巴利文相比，但藏译本比汉泽本更接近梵文原典，这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怀念韩老，追思韩老，期望我国佛学界以韩老为榜样，使钻研原典在佛学界蔚然成风。

是为序。

二0一0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