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的壮举，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歌颂和赞扬。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求法，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去冒生命的危险。在中国佛教史上，首次冒这种生命危险的是朱士行。
　　 朱士行，公元三世纪人，生卒年月均不详。据梁《高僧传》卷四说他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志业方直，劝阻不能移其操。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专务经典。”看来他是少年时代就出了家的，而且是一位精勤好学的人。不过当时的出家人，只是剃除须发而已，并没有受戒。因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虽己近二百年，但戒律方面的典籍尚未翻译过来。直到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才有印度僧人昙柯迦罗等人译出《僧祗戒心》 (即《僧祗律戒本》)和《羯磨法》首次传戒时，朱士行才得有机会正式受戒，成为名符其实的僧人。
　　 朱士行时代，翻译的经典已经不少，他出家之后，都作了专门研究。当时最为流行的是般若学一类的经典，他也是这方面的学者之一，经常在洛阳一带讲《道行般若》。这部经是汉末印度僧人竺佛朔翻译的，文句简略，义理不全据《开元释教录》卷一云：“竺佛朔，印度人，识性明敏，博综多能，以灵帝光和之初(公元128年)，赍《道行》等，经来适洛阳，转梵为汉。”竺佛朔翻译了两部经，除《道行经》一卷外，还有《般舟三昧经》二卷。他译经时，由肢人支谶传语，河南孟福和张莲二人笔受。朱士行在讲竺佛朔译的《道行经》时，经常感叹说：这是大乘佛教一部重要的经典，可惜文字略而义不全。他决心孤身西行，远求大本。乃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雍州(今西安西北)出发，西度流沙，经过千辛万苦，步行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大乘经典很集中的地方，大小乘并有。朱土行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得到了《放光般若》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他喜出望外，本来要立即送回汉地，但是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没能够实现。小乘人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说，他们称之为《婆罗门书》(梵书)。他们以威胁的口吻对于阗国王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1]。”国王听从了小乘学者这些话，便不准朱士行将《放光般若》送出境。后经过多方周折，才子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派其弟子弗如檀送到洛阳，而朱士行自己则继续留在于阗，八十岁病故。
　　 《放光般若》被送到洛阳之后，未能即时译成汉文。又经过了十年，才送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仓垣水南寺，由竺叔兰[2]和无罗叉[3]二人翻译。此经译出之后，风行一时，许多佛教界著名人士，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竺法开等都对此经进行了研究，或作注解或讲说。中山(今河北正定东北)有僧人派专人到陈留用绢抄写，迎回中山时，受到盛大欢迎。中山王和僧众高举幢幡出城四十里迎接。由此可以想见其热闹的场面。
　　 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为后世西行求法者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在求法的成就上，他虽只送回了一部《放光般若》，但是他那种对佛法的赤忱和不怕艰险、为法忘身的精神，最后葬身异域，永远值得后人钦佩和崇敬。近代学者汤用彤评价说：“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于阒……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四百余年后，玄奘忘身西行……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却足相埒也。”[4]汤氏对朱士行的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他西行求法所送回的《放光般若》译出后，对魏、晋时期的义学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
　　 [2]竺叔兰，居士，祖籍印度、出生在中国，善梵汉语文，从二咨受经法，一闻而悟，后死于荆州(详见《开元录》卷二)。
　　 [3]无罗叉，西域僧人。
　　 [4]汤著《汉魂两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