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的现代性　

邓子美　

　　无论太虚，还是印顺，都认为人间佛教呈契理契机的。契理就是符合佛学基本原理，契机就是适应时代需要，就是其现代性。契理的依据在于《增一阿含》等经典上明确地阐述了释迦牟尼“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诸佛皆出世间，终不在天卜成佛”等。 印顺、星云等就以此为据，提出人间佛教为原始佛教本有。另外还有学者则相反，在社会调查的分类中，把主张人间佛教的现代佛教团体，如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国际佛光会、法鼓山教团等，以及并不公开赞成人间佛教的中台山教团都列入现代新兴宗教。
　　这两种说法都不无所据，但都不够周全，笔者认为，“人间化”的倾向是原始佛教本有的，但佛教的人间化与人间佛教应有区别，其理由有三：
　　1、宗教的入世与出世相对。佛教自其诞生以来，就内在地蕴有这两种倾向。其中，出世导向既是宗教对社会的超越性体现，但如果脱离作为佛学根本的“缘起”、“中道”，也容易滑向消极避世，甚至厌世之偏。—般而言，在社会黑暗时代，例如中世纪，全球宗教主流无不从出世走向了避世、厌世。传统天主教就以升天国作为教徒的主要追求，但韦伯认为，新教与古代基督教的区别在于“‘今生来世两个世界都要，两全其美’的原则”“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是新教适应“有着上帝赐福恩誉意识的资产阶级生意人”与“节制朴实的、善良的和通常都很勤劳的工人”精神需求的结果。中国古代佛教也同样从出世转向了避世、厌世。现代佛教则应既重入世，以纠正中世纪过重出世，以至不问社会，被社会弃于一隅的偏向，而出世精神不但保留，而且更显超越博大，高悬为人的终极追求，以提升大众的信仰与道德。
　　2、所谓入世的“世”，即世间，其外延比人间广泛，不但包含人间，而且多层次，其核心虽在人类社会，但包容从有情众生到一切生命体，甚至“器世间”。由于人世倾向为原始佛教本有，人间化自然寓于其中，而与神化、梵化相对。我认为，入世倾向乃佛教以至任何宗教，只要它意欲在社会中生存，都内在地固有。《增一阿含》证明的并不比这点更多。但佛教固有的人间化趋向虽曾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得到强化，但在东方特别漫长的中世纪被淹没了。中国禅宗强调“不离世间觉”实为其初步的发掘。只是至近现代，它才被重新强调。这与15—17世纪的西方新教与文艺复兴思潮有着深刻内在联系——以复古倡改革相仿，强调佛教本有的“人间化”，有助于减轻固守中世纪过于偏重于出世传统的人们之反对佛教改革的阻力。至于人间佛教，则体现了佛教本有的人世化传统之创造性转换，它确是新兴的现代的，但并不属于完全悼离传统的“新兴宗教”之列。正如基督新教中的大部分教派也并非新兴宗教一样。
　　3、迄今为止，人间佛教还主要限于海峡两岸佛教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只能解释为汉传佛教特有的现代形态；而人间化趋向则在东亚佛教中普遍浮现，例如创价学会早年提出的“人间革命”等，但不能冈此勉强把有人间化倾向的佛教教派都纳入人间佛教之列。对人间佛教，教界与学界存在着多种诠释，笔者也曾对人间佛教做过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就是适应现代社会、关怀现代社会、净化现代社会。但斯里兰卡学者网难陀·古鲁格在引用了星云关于佛教宗派融和的言论后认为：“人间佛教并不是佛教的一个新形式。”“参与社会的佛教即是人间佛教。”参与社会也是欧美对“人间”的译称。然而如古鲁格所述，参与社会的思想乃自佛陀以来，在佛教史上、佛教经典上缕缕可见。但有人同样也认为，这只是说明了佛教历来就有人间化的一面。但佛教人间化的一面就是人间佛教吗？为什么古代就没有“人间佛教”的提法呢?历史上各佛教形态例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与密乘，都有轻重不等的参与社会的思想与实践，她们都属于人间佛教吗?且假定如此，那么现代对人间佛教的提倡还有什么意义，所以，问题又回到了那时的各宗派所参与的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何不同。此外，居士一向本来就生活在社会上，参与着社会生活也不言而喻，如果仅仅以参与社会作为核心理念，那么人间佛教的提法对他们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人间佛教适应、关怀进而要求净化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计会转型的过程中，尤有其特殊的意义。

摘自《法音》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