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之喻的联想

孙昌武　

    人们大都不喜欢宋朝理学家的文字。姑不论其内容，就是那种训喻的口吻也往往惹人生厌。但同样是理学家的训喻文章, 周敦颐的一篇短短的《爱莲说》却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其中描写莲花的那一段特别著名：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宋代大词人周邦彦的《苏幕遮》中有写莲花的名句：“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描摹莲花的风神如画。而周敦颐却更写出了一种精神。实际上莲花不过是比喻。他写的是人，一种人格，一种风格。
　　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人格或者风格，是千古以来让人们赞叹向往的。古往今来，人们钦佩、敬仰以至去身体力行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但对千千万万平凡的个人来说，如何在现实世界里“安身立命”(这包括物质上的“穿衣吃饭”和精神上的“安定祥和”)，确是时刻面临的大问题。而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佛书形容为“五浊恶世”。不管你对它抱有多么积极、乐观的信念，但总得承认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这个世界就一直充斥着矛盾、不平、劫夺、杀戮，人们的困苦、惶惑无有底止。这样，在实现经世济民的弘愿之前，如何把握住自己，不受外界恶劣、丑陋事物的污染，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时刻摆在每个人面前的相当艰巨的人生课题。对解决这一课题，禅所提倡的安于淡泊、薄于利欲、执著人生而不忮不求的“清净自性”正是良策。中国大乘佛教的精义在“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用现代“人间佛教”的语言，就是“净化自己，利乐人群”。“出淤泥而不染”可以理解为“净化自己”，也就是“清净自性”的实现。这是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表面看起来目标很渺小，有点“自私”的意味。但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成为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人，那么社会也就成了完善的社会。实现个人心灵的净化，正可视为实现济世弘愿的根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欣赏《爱莲说》这个比喻的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的莲花之喻又正取自佛典，“出淤泥而不染”也是佛教伦理所提倡的精神。周敦颐以理学先驱知名，却深受禅的影响。他曾与当时的著名禅师如东林常总、晦堂祖心、黄龙慧南、佛印了元等密切来往，习禅很有心得。宋代理学家大都有一段学佛的经历并多多少少受其启迪，只是后来多数人却讳言与佛的关系了。而宋代理学在伦理思想方面的贡献，其所提倡的修养身心的内容和方法，都受到禅的很大的影响。这也表明了禅的伦理价值。
　　佛典上主要以莲花比喻佛法的清净无染。如《涅槃经》卷十四：“如水生花中青莲花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无量寿经》卷下：“清白之本具足圆满……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而与禅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维摩诘经·佛道品》所使用的著名比喻：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烦恼泥中， 乃有众生生起佛法耳。　
　 《维摩诘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坚持出家的僧侣主义，主张统合世间与出世间。它发展了大乘佛教的菩萨“住世”思想，要求在五浊世间实现“自度度人”的弘愿。经中的主角维摩居士对于追求出世解脱的“声闻”弟子(即所谓“小乘佛教”信徒)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称他们为“败种”、“败根之士”。他要求“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得涅槃”，要在“贪、嗔、痴”“烦恼”充斥的世界里发起佛性，因而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他的理想。《维摩经》是禅的重要典据之一。“出淤泥而不染”正是“清净自性”的绝好的形容。周敦颐曾住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这里是自古以来的佛教兴行之地。他在这里写《爱莲说》，显然是直接受到佛说、特别是禅的启发的。
　　前面讲到，禅的“净化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像似消极的姿态、低下的目标，但实际上关乎人生修养的大节，是不容易做到的。这里还是谈古人。
　　唐代的白居易中年以后好佛习禅，政治态度失去了年轻时的锋芒，一般历史书对他多作酷评。这一时期的他极力做到乐天安命，知足适意，忧喜两忘，和早年写讽喻诗、直言敢谏的勇往直前、锋芒毕露确乎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蜕化”。但如古人所说：他面对现实矛盾和困苦“安时处顺，造理齐物，履忧患，婴疾苦，而其词意，愈益平淡旷远，有古人所不易到，后来不可及者”(楼钥《跋白乐天集目录》)。如果再退一步、客观地想一想：当时的形势是朝政黑暗，国是日非，朝廷外临强藩割据，内有宦官专权，矛盾丛生，国事已不可为，堪称一代豪杰的如李德裕等，也是陷入党争而不能自拔。白居易能急流勇退，洁身自好，不为利诱，不为物累，这确乎要有不可及的胆识。再想一想，当时党争激烈，依附权势则可得荣进，他的朋友以至姻亲里如牛僧孺、杨虞卿、元稹等都是党派的核心人物，他却能洁身远退，与党争毫不发生关系；他不爱官，不恋钱，从六十二岁身体尚好的时候就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闲职，到七十一岁时又主动“致仕”即退休，到直至去世的十几年间过着闲放的生活，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做了一些有益民众的事，如开龙门八节滩等。这些在古今人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而应当看到，习禅在形成白居易的这种境界中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佛教伦理中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少的，如“平等”、“慈悲”之类的观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践行等等。而禅在心性修养方面更具有今天可借鉴的积极内容。薄于物欲，轻视名利，淡泊立志，严格守身，“出淤泥而不染”，这样的要求在人格修养上是有现实价值的。当年韩愈和柳宗元就佛教展开争论，柳宗元曾说过，对于佛教徒“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或是虽吾亦不乐也；”但他赞赏他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祖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送僧浩初序》)”。他本也好佛习禅，并从中得到滋养。他仕途坎坷，多病早衰，三十几岁就流落南荒，一去不复。他也是从禅的修养里得到了人生的力量，后半生在十分困苦的条件下，在政治上、文学上都做出了巨大成绩。同是政治改革家、晚年同样受到贬斥的王安石和柳宗元也有大体一致的看法，他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里说：“盖有见于无国民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世之夸慢盗夺、有己而无物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为一有似乎吾之仁义者，岂非所谓贤于彼而可与者耶？”他也高度评价佛教伦理中不忮不求、清心寡欲的精神。柳与王之类的人物，都是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是严于人生践履的杰出人物。他们特别强调佛教——主要是禅的伦理意义，是值得注意的。
　　周敦颐的《爱莲说》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人生践履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其急于去“治国平天下”(笔者不是不希望、不赞成每个人都去治国平天下，不必赘述，谨祈谅察)，还是首先努力于“净化自己”更为切实，更为有益，也是更为艰难的。

摘自《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