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教授访谈录
一、方先生您是国内知名的佛教学学者，您认为从事佛学研究的朋友应该有什么样的基础或背景知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素养？
答：国内知名说不上。我不过是改革开放以后招收的第一批佛教研究生，资格老一点。
你提的问题很重要，经常有一些有志从事佛教研究的青年朋友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其实，从事佛教研究，需要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你提到的两类：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当然，研究领域、研究课题不同，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也有差异。但是，有一些知识是共同的，那就是佛教教理、教史这样一些基础知识；再就是中国、印度的历史、哲学史、文化史这样一些背景知识。
其实，凡有心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知道应该具备上述知识，问题在于如何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很多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往往只通过前人的研究著作学习这些知识，那就很不够。要掌握这些知识，一定要读相关原典。我指导过社科院、大学的研究士，也指导过佛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佛学院的研究生，佛教经典读得多，佛教基础知识就比大学的研究生扎实。当然，一般来说大学的研究生文史知识比较丰富，背景知识掌握得比佛学院的学生强。就是读前人的研究著作，也有一个读法问题。我要求我的学生，读书时要将同类书多找几种，有比较地读。我当年学习中国史，就把当时能够找到的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吕振羽等五家的著作一字摆开，一节一节比较着看。一边看，一边想，一边做笔记，必要的时候去查原始资料。有比较才有鉴别，自己觉得收获很大。有的人想学习佛教，但不入门。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我问他们看过一些什么学术著作，回答是看过地摊上的一些通俗读物，或者是寺院赠送的结缘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也能得到佛教知识，但要想考博士生，可就差得太远了。
你提到世界观，不知是否指信仰与研究的关系。我认为，从根本上讲，信仰与研究并不冲突。不过，信仰佛教者从事研究，应该抱一种开放的心态，要善于圆融学术与信仰的关系，要注意区分宗教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现在不少僧人学者，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不信佛教者从事研究，则应该抱一种“同情的理解”。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有宗教存在。反言之，没有宗教的社会，就不是健康的社会。既然如此，一个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并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宗教健康发展，而没有任何理由对宗教持排斥态度。
至于方法论，的确是研究中人人都会遇到的大事。俗话说：“工欲善其行，必先利其器。”有了好的方法论，事半功倍，否则会事倍功半。就我自己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我是赞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此外，要搞好研究，要注意三点：第一、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包括原始资料与研究资料。我当学生时，老师教导我们要把有关资料一网打尽。现在我带学生，也把这句话原样传给他们。第二、要认真阅读、分析资料，善于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里就涉及到研究者本人的学术素养。同样的资料，在行家手中一下子就能发掘出内涵，发挥出作用；而外行可能还在糊里糊涂。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说：“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只有在行家手里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有个年轻的朋友对我上面这句话很不满意，写文章进行批评。但我至今依然坚持上述观点。怎样才能从外行到内行呢？我想有两条：首先要加强上面提到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课题本身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背景知识。其次要搞明白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研究史。第三、从事研究应该坚持三条原则：一、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二、要全面、客观地考虑问题。三、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
此外，还有两点，也是搞研究必须注意的。第一、要掌握语言工具，越多越好。我中学学俄文，后来遇到文化大革命，最好的学习年华被荒废了。上研究生后虽然学过日文、英文、梵文、藏文，但现在真正能用的只有日文。希望青年的朋友能够多掌握几门语言工具。第二、要善于利用工具书。好的工具书是相关知识的结晶与升华，充分利用工具书，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二、方先生您长期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您认为佛教文献学在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具有怎样的意义？您从事佛教文献学的学术目标是什么？
答：上面谈到，要搞好研究，必须充分掌握资料。但如果资料本身出了问题，研究肯定要出偏差。佛教文献学不仅收集、整理资料供大家使用，并且鉴别、研究这些资料，以确保资料本身的真实可靠。因此，它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学科。我想就敦煌本《坛经》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佛教文献学的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好几个六祖《坛经》的抄本，其中一本中有这样一句话：“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另一本把上面“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抄写成“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那么，到底是“念不去”，还是“念不起”？一字之差，禅法思想可完全相反。
还有，敦煌本《坛经》有这样一段话：“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言动。”不少学者依据后代的其它《坛经》版本，把上面这句话改成：“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言不动。”很显然，“不言动”与“不言不动”，意思也完全相反。
在这里，不解决资料本身的正确与错误，无法正确研究敦煌本《坛经》所表达的惠能禅法。而辨析哪一种文本正确，录校出正确的文本，就是佛教文献学的任务。由此大家可以明白佛教文献学在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提到我的学术目标，则实在惭愧。20多年前考取佛教文献学的博士生时，老师向我交代：中国佛教研究需要佛教文献学，但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一门学科。你的任务就是把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给我的任务。但我还在努力，力争在有生之年，与其他对佛教文献学感兴趣的学者一起，填补我国的这一学术空白。
三、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目录编纂与整理、研究的工作，您认为您的工作同以往中外前辈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的继承性与区别性在什么地方？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中国的敦煌遗书研究整理都有什么殊胜之处？
答：20多年来，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以及对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录文、整理、研究。我的目的是想编撰一部囊括全世界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通过编目，搞清楚敦煌遗书中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献已经被历代大藏经所收，它们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到底有多少佛教文献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力争把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且学术价值较大的佛教文献录文、校勘成较为可靠的文本，提供给研究者使用，并收入新编的《中华大藏经》。目录是研究的导航，有这样一个目录，可以为研究者利用敦煌遗书提供较大的方便。但敦煌遗书数量太多，绝大部分断头缺尾，又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工作的难度极大。
敦煌遗书的发现，促成了世界显学敦煌学的诞生。敦煌学从诞生之日起，我上面提到的对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录文、研究，就一直有人在做，并取得巨大的成绩。我现在的工作，尽量吸取了他们的成果，是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本人是一个佛教研究者，对佛教文献比较熟悉，对非佛教文献就相对生疏一些。虽说敦煌遗书中95%是佛教文献，毕竟还有5%左右的非佛教文献，诸如经史子集四部书、西北史地、天文历法、文学、音韵、舞蹈、医药、乐谱等等。对于这些文献，我基本上依靠前人的研究成果。
要说与中外前辈的区别，那就是限于历史条件，前人的工作都是局部的。比如，英国收藏14000号敦煌遗书，英国学者编目的只有7000号。北图共有16000号敦煌遗书，以前公布的目录，只有1万号左右。法国的编目工作做得最好，但依然有500号还没有完成。总之，全世界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约58000号，前人已经编目的约有23000号，约占全部汉文遗书的40%；没有编目的有35000号，约占60%。我正在从事的总目录，不仅包括没有编目的部分，还将已经编目的遗书按照新的体例重新编纂，并修正其错误。全部完成，总字数约达4000多万字。
虽然难度大、任务重，但我的因缘比较殊胜，使我相对具备一些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20多年来，由于许多人士的多方帮助，我走遍中、英、法、日、俄、印度等收藏有敦煌遗书的主要国家与单位进行调查、考察，至今已经掌握敦煌遗书近57000号，这是前人没有做到的。
第二、我应邀为英国图书馆敦煌遗书编目，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逐一亲眼考察、亲手触摸了几万件敦煌遗书。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经历。
第三、敦煌遗书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以前的编目者不少人本来并非研究佛教文献的。而我是一个佛教文献学研究者，能够如鱼得水地遨游于其间。
第四、以往的编目者基本上只从事编目，而研究者又基本上以研究为主。我把编目、录校、研究合为一个整体，使得整个工作的学术含量更高，质量也因此得到保证。
第五、近10年来，敦煌遗书的大型图录不断问世。电脑、电子本大藏经及其它电子资料日益普及。这是我刚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所不敢想象的，也是我的前辈所不具备的。新的条件给我的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第六、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对这个项目很重视，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七、最重要的是，20多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团队。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计名利，共同奋斗。
得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做好。这才对得起20年来给我提供各种帮助，促成了上述各种因缘条件的诸方人士。
要说与国外同行相比，我国的敦煌遗书研究整理都有什么殊胜之处，则必须区别不同的学术领域。应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总体上落在国外同行的后面。所以，当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国”的说法。但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在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诸多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就佛教研究而言，应该承认，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成果占据领先地位；但从总体看，我们的成果还不多，还需要努力。
敦煌遗书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做中国的事，总比外国人多一份内在的动力。敦煌遗书虽说蕴含着古代世界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信息，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佛教文献。佛教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宗教，利用敦煌遗书，从事佛教研究，可以为我们打开新的天地。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提高利用敦煌遗书研究新问题的意识，在佛教研究领域，我们也会做出许多殊胜的贡献。
四、我们知道，先生您除了对敦煌遗书有深入的研究，在佛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中涉猎也颇广泛，您对于印度佛教，尤其早期的印度佛教，对于中国佛教，对于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交涉，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以及西域佛教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有较早的关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答：我原来是研究印度佛教的，1984年开始研究中国佛教文献学。通过对佛教文献，特别是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逐渐对中国佛教研究形成一些看法。
我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也就是其他学者所谓的“民間佛教”、“民衆佛教”、“民俗佛教”、“世俗佛教”。义理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性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着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及荐亡超度为主要目标。义理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性佛教较义理性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佛教的这两种形态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但纵观中国佛教研究，可以发现以往对义理性佛教的研究比较注重，对信仰性佛教的研究关注不够。我认为，应该对信仰性佛教，特别是以各种组织化的仪轨为中心的信仰性佛教予以更多的重视。
佛教仪轨起源于佛教初传，发展壮大于南北朝，到了宋代，已经高度组织化，并形成多种大型的仪轨。以这些大型仪轨为代表的仪轨化佛教与以禅净合流为特征的义理化佛教，成为宋以下我国佛教的两大主流。因此，不注意這一點，不可能寫好宋以下中國佛教史。但是，以往研究界对禅净合流的佛教形态予以较多的关注，而对于仪轨化佛教则关注不够。实际上，只有瞩目于这一仪轨化佛教的形态，我们才会明白何以明初朱元璋会采取禅、教、律分治的政策。只有注意到这一仪轨化佛教如何从早期的与义理相融通、与个人修持相结合，发展为广义的祈福避祸，进而逐渐偏重于单纯的超度荐亡，也就明白何以到了清朝末年，它被佛教内部的改革派称为“死人佛教”，被佛教外部的先进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迷信的代表。由此，也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习俗的演变：在唐、宋时代，佛教僧人被知识分子看重，是知识分子乐于交游的对象；而到了清末，有些民众出门遇到僧人，会认为晦气，要向地上吐唾沫，以驱除晦气。总之，祇有把仪轨性佛教的研究放到应有的位置，才能使中国佛教研究中宋元明清佛教研究的局面完全改观，产生真正的突破。
此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形态都是历史现象。历史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活动，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犹如滔滔的长江，从巴颜喀拉山麓发源，到崇明岛出海，一路上吸纳百川，浩浩向前。那么什么叫长江？是它发源地的清清溪流？是在横断山脉间怒号的金沙江？是伴着三峡的猿啼滚滚向东的巨浪？还是在肥沃的东部平原上缓缓倘徉的洪波？同样，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周边各国，乃至近代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营养，依据不同的条件，变幻着自己的形态。我们既不能像日本“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因为佛教吸收了别的文化的营养，形态有了变化，从而否认它是佛教；也不能如教内某些法师，忽视佛教吸收别的文化营养自己的事实，忽视活动于不同时空的佛教出现形态差别的必然性，追求回归初期佛教。当然，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佛教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受到什么因素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还要说明，哪些因素是佛教的根本，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在研究上述问题的时候，我认为特别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它文化，对佛教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宗教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在流通。文化的流通从来都具有双向性，并非单行道。当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进而传到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同样反向传播到中亚、传播到印度。传播到中亚、印度的中国文化，与当地的原有文化相结合，形成新的形态。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佛教经典，必然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也就是说，佛教的发展，并非印度文化单纯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中亚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如收入大藏经的《四天王经》，就是中国文化传入西域、传入印度，与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只是它后来出口转内销，被翻译成汉文。因此，我曾经撰文说：“佛教的产生虽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乃至其它地区文化的汇流。也就是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结果中，也体现在历史的过程中。”
用文化汇流可以解释佛教史上许多问题，包括这些年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注意的疑伪经问题。
五、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佛学研究也有相当可观的成就，方先生您认为，总体上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成果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有待努力的和克服的是那些东西？中国的佛学研究在世界佛教研究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答：我想，最重要的成果是思想的解放。解放以后，我国在宗教问题上长期执行左的路线，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禁锢。改革开放以来，左的禁锢被打破，才迎来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迎来佛教研究的大丰收。
就学术研究而言，要说“最重要的成果”，因近30年来的成果太丰富了，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实在不好说哪个最重要。这里提两部我个人认为影响很大的成果。一个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虽然至今还没有完成，只出了三卷，却是佛教研究者人人必备的基本典籍。一个是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可称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
要说不足之处，当然也有。现在我国学风普遍浮躁，佛教研究界也不例外。近些年成果虽然多，优秀论著少。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努力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要努力发现与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但现在用老材料研究老问题、炒冷饭的多。这只要看看这些年硕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要说中国的佛学研究在世界佛教研究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首先要看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占据什么地位。古代的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现在世界流传的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佛教，中国都有。其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就是在中国成长起来，又影响到周边国家。因此，当今中国佛教理所当然应该占据世界佛教的中心地位。
既然如此，中国的佛教研究，也应该在世界佛教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实际上现在还没有。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这里不作分析；外部的原因，有一个世界话语权的问题。应该承认，现在世界的话语权掌控在英语世界的手中。国运蹙则文运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学者热衷于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观点，认为通过这种接轨，可以争取到话语权。我很支持学习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它山之石，可以攻错。但我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我们更需要考察中国社会的需要，走自己的路。坦率地说，我确定研究课题，只注意它是否有学术价值，是否为社会、为学术界所需要。不太注意外在的评论，更没有考虑“占据地位”之类的事情。我认为，只要我们把内部的事情做好了，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佛教研究占据世界佛教研究中心的局面，就会水到渠成。中国佛教研究的高潮，迟早会在世界兴起。
原载《觉群》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