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人生论

　　小引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引起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是因果报应学说，对于这种外来学说，赞成、信奉者有之，怀疑、反对者有之，一时掀起了巨大的思想波澜。

　　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对于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一种超越的人生哲学。其内容涉及的人生命运与支配支配命运的法则，道德修持与生命转化，生命的过去、连续与未来，以及凡夫与「三途」(地狱、恶鬼与畜生)、凡夫与「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关联等问题，蕴含着人本论，因果论、善恶观、生死观、来世观、天神观等丰富思想，成为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准则。

　　佛教把因果报应视作支配人生命运的绝对不可抗拒的法则，强调众生的报应有两种不同方向，不同结果：行善，向上的报应；作恶，向下的报应。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法则为众生自身生命形态带来向上提升或向下堕落的截然相反的转化。对因果报应带来的思想冲击，中国佛教学者最为关注的理论问题，一是如何论证因果报应是一条支配人生命运的普遍法则；二是如何阐明人死后承受因果报应的主体；三是如何说明向上成佛的理想境界、成佛的根据以及成佛的道路。

　　中国佛教学者的上述理论关怀，是与佛教传入后中国思想界的争论分不开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尤其是东晋南北朝时代，因果报应是不是支配人生命运的普遍法则，这一问题首先成为争论最为激烈、最富有哲学意蕴的理论问题。当时一些人，包括持有一定佛教信仰的士人，有感于恶人享受荣华富贵，善人却备受煎熬困厄的现象，提出了对果报论的质疑，一些佛教学者对此类现象纷纷作出理论的说明。其次，一般来说，因果报应论逻辑地包含了果报转化的承受主题问题，中国佛教学者认为，这个主体是不灭的精神、永恒的灵魂，而印度早期佛教和般若学者，还有中国儒家学者则主张人死后精神与形体俱灭，由此又引发了神灭与神不灭的持久论战，迄至南北朝末，这一争论才淡出论坛。再次，按照佛教理论推论，众生因果报应的承受主体与成佛主体是相通的，而信奉佛教归根到底以成佛为最终归宿和最高理想，由此在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中，成佛的主体与根据问题也日益受到中国佛教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初步的探讨、争论。此外，在古代中国，「心」被认为是思维器官，主思想情感，具有精神方面的作用，于此心与神也有相通的一面。中国佛教学者把不灭的神视为未来成佛的主体，并随着这种看法逐渐与修持理论相结合，进而由探讨精神、灵魂问题转向对众生成佛的根据——心的本性、佛性的探讨，也就是把佛教理论热点转移到成佛的根据、可能性、道路与境界上来。这种转移始于南北朝时代，进入隋唐佛教创宗时期，心性、佛性则成为探讨、争论与阐发佛教理论的重心之一了。

　　本编根据上述中国佛教学者论述和探讨的人生哲学重点问题，设五章，着重论述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和人生理想论。其中人生理想部分理应包括心性论和修持实践，但由于心性论和实践论的内容极为丰富，特另立两编加以集中论述，而人生理想论部分，则侧重于论述中国佛教学者关于成佛理论的基本观念。

　　本编第四章是对中国因果报应论的论述，我们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视角，揭示因果报应论所包含的丰富哲学内涵。全章通过与中国固有的报应观念和印度佛教因果报应论两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既受中国本土的分命说、天命论、神话、传说、泰山崇拜、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心性学说的影响，同时又对中国固有报应观念乃至宗教观念产生重大冲击；又指出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是带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独特学说，它既继承又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我们也强调这样的观点：佛教因果报应论把众生生命的自然律与行善去恶的道德律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为广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儒、道以外的别树一帜的人生理论，发挥了补充儒、道思想的作用。

　　本编第五章着重从中国固有文化出发，总结东晋南北朝时中国佛教的神不灭学说。在指出佛教在神灭还是神不灭这个令时人困惑的重大哲学问题上的主张以后，本章系统地回顾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并揭示中国佛教学者所论述的「神」这一概念的多重意蕴，分析中国佛教对神不灭论的论证。本章还阐述了中国佛教神不灭论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关联，认为中国佛教竭力吸收中国固有的灵魂、鬼神观念，以抵制神灭思想，批判道教的形不灭说，同时又将自身的理论建设重心逐渐地由神不灭论转移到心性论的轨道上来。

　　本编人生理想部分主要是以涅槃、佛、净土三个概念为中心来展开，为此我们设三章(第六、七、八章)分别加以论述。先分别简要介绍印度佛教的涅槃学说、佛身论和净土说，接着着重探讨上述三种学说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强大制约与影响下，其内涵和侧重点的深刻变化与重大发展。在涅槃观念的演变与发展方面，我们认为，汉魏晋时代的中国佛教学者侧重以黄老的无为观念与中国固有的神不灭观念等去比附和阐发涅槃观念，南北朝时代则转向了涅槃学说与心性学说的结合，到了隋唐时代，更是大力宣扬涅槃佛性——自性学说，甚至宣扬自心解脱即是涅槃的观念。中国佛教学者十分重视对佛的涵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汉魏时，着重以儒、道有关观念与「佛」进行比附；南北朝隋唐时代，又回归于以佛教原典论述来平实地表示佛的涵义；唐中叶以来，禅宗日益以自我心性去沟通、缩小众生和佛的界限与距离，「即心即佛」成为禅门的共识，众生主体本性清净实质上等同于佛的说法也在禅门中渐趋定型。中国佛教对佛的涵义的转换与拓展，鲜明地表现出佛教中国化的色彩。中国佛教学者还非常重视对净土观念的阐扬。我们着重分析和论述了中国佛教净土观念的类别与转型，指出：最初盛行的是弥勒净土信仰；后来，弥陀净土信仰与弥勒净土信仰发生争论，弥陀净土信仰取而代之逐渐成为主流信仰。由于天台、禅等宗派与弥陀信仰结合，约自中唐以来，宣扬心净则国土净，净土是一心的呈现，即唯心净土观念日益流行，并成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基本信仰。迄至近代，则更衍化出人间净土思想，并成为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理想追求的主导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