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立德的唯识心理
黄祖相
(一)文明的呼唤
1、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
有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有说：“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有说：“人性本善。”有说：“人性本恶。”
显然，野兽者性恶也，天使者性善也。神与兽各半者认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统一体，是一个兽性与神性相互渗透的混合物，它包含着反社会的东西，又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社会动物者认为人既是自然之物，又是社会之物，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这是人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人本具有自然的动物属性，所谓食色性也，无待于学。另一方面，人不能脱离其他人孤立地存在，人与人相互依赖的作用就是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需求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解决。每一个人都处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就象蜘蛛网，蜘蛛须付出自己能量织好网，网又为蜘蛛的生存服务，唇亡齿寒，要么共存，要么共亡。性善者，懂得为生存应付出自己的体能去织网，性恶者为自己的本能欲望去掠取而不惜破网。
用什么样的社会形式来解决人的自然需求，这是人类文明社会从未停止过的探索，也是人生矛盾的一个深层问题：把人从动物提升为人。
其实，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人性离恶很近，离善很远。为什么？因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私，人性向善还是向恶，就好比水向上还是向下，前者难而后者易。事实证明，自私的放任自流则恶，自私的约束逆流则善。人性本善的观点有助于导人向善，但也利于隐藏人的自私，便于作狼的羊皮。纵观中国历史，封建帝皇贵为天子，自称替天行道，主宰一切，却无任何监督，造成二千多年的人治社会。人性本恶的观点，有理于人的自私本性，有助于人赤裸裸地损人利己，但也有利于充分揭示人自私的恶性而导引社会去切实防恶止恶，因而，容易导致法治社会。事实证明，权力越大，可能的危害就越大，更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历史证明，法治社会比人治社会是质的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飞跃。法律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从行为上去制止人的恶行，免于犯罪。但是，人的行为源自人的思想动机，人心向善向恶，并非法律之力所能及。所以，要防恶止恶，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内建立内部法庭——道德法庭。
2、大道立德
讲到道德，世间万法应有成千上万的道德，正所谓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教有教道，乞丐有乞丐道……各有各的道德。
到底道德的定义是什么？老子说：有道才有德。那什么是道？老子把水比喻道：“水利万物而不居。”可见，不为一己一派的名利，而利万物(众人、社会、众生、环保等)才是大道。符合大道之为，才有德，才称之为善，否则完全是恶。老子当年就批评时局：“因为失了道，才提倡礼。”
难怪有人说，中华民族完全不知道真理为何物，或竟以为“善”便是“真”，有权就有“真”，指鹿为马是必然，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中国人重善恶，不重真假，重价值判断，不重真假判断，以至完全把真假判断的权利拱手交给当权者，于是有权便有真，官大便是真。中国人不信仰上帝，但信仰皇帝；中国人不畏惧鬼神，但畏惧权力。中国人不重真理，讲礼不讲理，中国人的理从权从势，中国人心中除了权势已装不下真理，更不可能存在一个精神的永恒点。
中国文化有其非常优秀的东方瑰宝(儒释道)，但二千年历史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是一种封建专制与迷信的文化，难怪中国文人难以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以致龙的子孙却变成“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
那么，知识分子的重任是什么？顾名思义，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可悲的是，今天的文化教育使多少人学而优则仕为狼为蛇。探究其文化智慧的根源不外乎是中西合私，中的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西的私为“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开放改革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西风大大压倒了东风，传媒在传播西方的病态信息方面比传播科学与民主的信息来显得更积极，于是中国本土的专制文化和迷信文化不但未获改善，更添上市场化的病态文化，犹如雪上加霜。
世间有道就有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有得不一定有德，立大道才有德。
(二)、普通道德的唯识心理
1、惭愧
惭，是反省自己不合道德，在没有外人指责下内疚自责的心理。愧，是恐怕他人的责备而生起改过的羞耻心理。惭重在内心崇重贤善的廉洁心理；愧重在对外轻拒暴恶的耻愧心理。所以惭愧就是羞耻、廉耻的心理。惭愧是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一旦失去了惭愧心，就是无惭无愧，骄诳傲慢之心必起，骄慢心一起，凡事则自是非他，染心强，嗔心炽，慢心重，不接受诤言，不求改过，以致自身陷溺于恶业之中不自觉，此为最可怜可悲的。
惭愧心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除非人性完全扭曲变态，对一般人来说，无论他多么不懂因果，多么没有道德修养，他若做了损害别人的坏事，内心里还是会感到不安。就因为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还有羞耻心。所以，羞耻心是我们人性的重要心理，也是道德建立的基础。
2、不害
不害，就是对众生不会损害的心理。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忍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屠夫一旦恻忍之心生起时，就会自觉放下血腥的刀，而开始改邪归正，走上止恶从善的路。
有不害心的人，当别人侵犯他时，虽然他内心苦恼，甚至起厌恶憎恨之心，但他不会想去损害对方。然而有害心的人憎恨心生起时，就会去损害侵犯他人。不害之心就是仁爱之心，悲愍之心。孔子就是仁爱精神的大教育家，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以爱之，义以正之”。
互利互惠的模式是人们乐意接受的，它是建立在一种公平公正的理念之上的模式，现代文明社会也正向这种模式迈进。但是实际生活往往不尽人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然有不害之心的人可以作到，最不易对付的是我不犯人，而人犯我。过去有一口头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若害我，我必整死他不可。这实质上又重蹈了互损互害的死胡同。因此，仁爱 的深度是宽恕，孔子教人应以德报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补偿性的互利互惠方式上。社会和谐需要宽恕，宽恕是为了重建和谐和良好人际关系，宽恕可以减少社会冲突，宽恕是控制社会和维护和平关系的主式。
3、不放逸
不放逸，就是自觉对自己进行自我约束。与不放逸相反的就是放纵、放荡，也就是人常说的任性。
人性有三大原恶，就是任性、懒惰、嫉妒。原恶不等于已经恶或正在作恶，或将一定作恶，而是指人与生俱来即有作恶的潜在心理因素。人性原恶是人性自私为恶的可能性。任性是人类身上根源于动物的愚痴性，是理性的否定。把人从动物提升为人的关键之处就是改造这种动物性的任性。试想，如果这个人间没有法律的约束，每个人都想怎样就怎样，那这个社会是相当可怕的。在人治社会中，或在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中，为什么权利越大的人，他所做坏事的危险性就越大呢？就因为他的自由度很大，原恶在无约束的条件下，为恶为害的程度就更大，君王的任性原恶经常发作成为穷凶极恶，祸国殃民。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所以，不放逸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之一，人要时时刻刻自觉约束自身的人性原恶。所谓修行，就是修正自己自私任性的思想行为，好似逆水行舟，极难之行。人间所有的党纪、国法、教戒都是约束人的任性行为的第一步，是有形有相的有为罚治，但人的内心是无形无相的，它不受有形有相的约束。所以，心法即心理意识的规律是无为法，它无为而无不为。因此，无形的心要有无相的道德心理对治，修行的重点在于修心，人通过修心来增长自己的道德理智，增加约束控制自己能力，这样的人才是自己的主人。
4、普通道德的遗憾
惭愧、不害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是把人从动物提升为人的心理基础。己欲立而立人，这种理智使人从个体的自私自利走向群体公利，由此驱使人们去组织社团、党派、国家等等大小不同的群体，以谋求一团、一派、一国的大利，人类生活也是以这种种人群而展开的。然而历史又无情地翻演着团与团、派与派、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与血腥战争。群体的公利源自个体的私利，其轴心仍然是自私，内核充满了斗争，由自私的轴心所驱动的群体，其力量是巨大的，它创造的事业是巨大的，其效果也是巨大得可怕的。
回首人类历史，地球上有二千多弱小民族已经绝迹。看当今，高科技的世界，经济掠夺，能源争夺，环境公害愈烈，人口爆炸，恐怖主义严重。一切向钱看的市场文化，或使人纵欲无度，纸醉金迷，贪污腐化，作奸犯罪，或使人迷失自我，信仰崩溃，道德沦丧，自杀日增。反映了现代科学文明正隐伏着人类文明沉重的危机，主客二元化的西方文化激发科技文明大兴，不但带给人物质生活的便利，而且加深着现代战争的残酷性，核科技的军备加快人类毁灭的速度。
现代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舍勒(1960年)说：“即使科学完成以后，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仍然是绝对空虚的。事实上他将陷入与古代人相似的野蛮状态中。”可见，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它无力使人类走出行将毁灭的陷井。西方智者已觉悟到，应从东方文明寻找新的指南。为什么？因为古老的东方文明，皆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注重精神生活的完善，注意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直觉。它与西方文化主客二元对立、注重物质生活与理性的思维方向是相反的。
私利转化为公利是市场机制的价值，不是商品生产者的人生价值。马克思说：“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性。”最近二十年流行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这实质反映了人生的矛盾重重，不求利不行，求利后也有后患。所以，人生见利不仅要思义，见利还要思害。
中国古今有几种名利观：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墨家主张互利，反对损人利己，主张公利。道家主张无为，反对求名求利。佛菩萨主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简单说是自苦他乐。可见不同的名利观就有不同的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