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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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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如前所叙述,真谛翻译的经典很广泛,然核心却是无著撰论、世亲作释的《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以及世亲所撰的《俱舍论》。正是在真谛的教诲下,真谛大师的弟子于大江南北努力地弘扬传播《摄大乘论》,由此成立了一个摄论学派。

真谛的弟子,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参与翻译活动而不见于学派活动的僧人,一类是既参与翻译又参与学派活动的僧人。前者有:富春译场的宝琼,建康正观寺译场的愿禅师,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的慧显、智韶、昙振、慧旻,豫章宝田寺译场的沙门慧显。属于后者的有: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即参与翻译的智恺,在豫章宝田寺参与翻译的警韶,在晋安即皈依真谛的智文、僧宗、法准、慧旷、韵诸师,至广州始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这些弟子,有许多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而远来追寻,成为真谛三藏座下弟子,为摄论学派的创立以及唯识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智恺、曹毗

真谛的大弟子毫无争议地是智恺,但也许是资料缺失的问题,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提及到他,但仅仅在《法泰传》中附有“智恺”简单的小传。

释智恺(518—568年),也称慧恺、惠恺,俗姓曹氏。本住于建康佛寺,后至广州拜真谛为师协助翻译佛典,成为真谛最得力的助手。关于智恺在建康时的住寺,《法泰传》附传记载为“住杨都寺”,而《律二十二明了论》卷前的“序”则记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由此可知,智恺在梁、陈首都的住寺为阿育王寺。而史籍中又称智恺为“扬州僧”,今人将其解释为今日江苏省的扬州,其实是一个误解。在这一时期史籍中的“杨都”、“扬州”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而关于智恺原本住寺各种史籍记载是一致的,不过有些具体有些笼统而已。

关于智恺与真谛最初相识的时间,史籍中未曾明说,但肯定不会迟至真谛到达广州之后。在《摄大乘论后记》中,智恺自己说:“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①]由此可见,智恺早先已经在某地拜谒过真谛为师,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别了,具体地点则不详。而根据《大乘起信论序》可知,智恺参与了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译出《大乘起信论》、《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等,“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时间为梁承圣三年(554年)至承圣四年。

《续高僧传·法泰传》附传中记载:智恺“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便是暗示二人同时系属京师建康佛寺,但却不是一起前往广州的。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恺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广州真谛门下。在他自己撰写的《大乘唯识论后记》中说:“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由此可见,他一定当时已经先在南海近处,闻三藏行止于广州,才会快速来到其师身边。因此,也许在始兴译经之后,智恺未曾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留在当地。

智恺在广州参与了真谛的所有翻译活动,下文仅将有确切资料的几次翻译活动简述如下。

陈天嘉四年(563年),译《大乘唯识论》一卷、《摄大乘论》三卷、《广义法门经》一卷,出《大乘唯识论义疏》二卷、《大乘唯识论注记》二卷、《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摄大乘论义疏》八卷。恺自撰《大乘唯识论记》说:“菩提留支法师,先于北翻出《唯识论》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论外国本有义疏,翻得两卷。三藏法师更释本文,慧恺注记,又得两卷。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大意虽复略同,偈语有异。长行解释,词繁义阙。论初无归敬,有识君子宜善寻之。今谨别抄偈文,安于论后,庶披阅者为易耳。此论是佛法正义。外国盛弘。沙门慧恺记。”这是智恺在广州协助真谛翻译的第一部经典。文中已经将翻译的时间、过程以及智恺自己所做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

关于《摄大乘论》的翻译,智恺撰有《摄大乘论后记》说明了翻译的过程: 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飡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懃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阳山公世子欧阳纥,风业峻整,威武贞拔,该阅文史,深达治要,崇澜内湛,清辉外溢,钦贤味道,笃信爱奇,躬为请主,兼申礼事。法师乃欣然受请,许为翻译。制旨寺主慧智法师,戒行清白,道气宏壮,志业闲赡,触途必举,匡济不穷,轮奂靡息;征南长史袁敬,德履冲明,志托夷远,徽献清简,氷桂齐质,弼谐蕃政,民誉早闻,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贤,为经始檀越,辰次昭阳,岁维协洽,月旅姑洗,神纪句芒。于广州制旨寺,便就翻译。法师既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以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席间函丈,终朝靡息。恺谨笔受,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窍,释义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译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趣胡越,乃可令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质相半。与僧忍等同共禀学,夙夜匪懈,无弃寸阴。即以某年树檀之月,文义俱竟。《本论》三卷,《释论》十二卷,《义疏》八卷,合二十三卷。

智恺文中叙述了自己先请求为真谛三藏弟子,起初未得到真谛的许可。根据古人用例,“树檀之月”是指十月。而《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如此推算可知,真谛在三月五日翻译完成《大乘唯识论》之后就着手翻译《摄大乘论》及其论释,当年十月完成。其中卷数记载的差别,是因为后来流行的世亲《摄大乘论释》将论本三卷合编,因而多出三卷来。恺在《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中又说:“慧恺因请翻、讲《摄大乘》等论经,涉二年,文义方毕。”

在翻译完成《摄大乘论》之后,在智恺等人的请求下,真谛于陈天嘉五年(564年)正月开始译《俱舍论》等。对此,慧恺自撰《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说:

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刺史欧阳纥尚仁贵道,久申敬事,重复请留,弥加殊礼。慧恺与僧忍等,更请翻讲此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阏逢龙集涒滩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开阐。《惑品》未毕,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内,续更敷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慧恺谨即领受,随定随书,日夜相系,无懈晷刻。至其年闰十月十日,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请于城内讲说。既得温故,颇识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滞,又恐所翻不免谬失。至天嘉五年岁次柔兆二月二日,与僧忍等,更请法师,重译论文,再解义意。至光大元年岁次强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长史袁敬,识鉴沈深,信解明正。长史长子元友,爱文重法,博学多艺,并礼事法师,备尽经始经。南中翻译,悉赖此贵门。

如上所说,真谛翻译《俱舍论》历时十月,成《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偈》一卷、《俱舍义疏》五十三卷,后来又经过认真修订。然《续高僧传·法泰传》又记载:智恺“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而《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俱舍论义疏》为六十卷,可能是后来流通时候的开合不同所致。

陈光大二年(568年),真谛在法泰、智恺等协助下译出《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说:“陈光大二年岁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于广州南海郡内,请三藏法师俱那罗陀,翻出此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论有二十二偈,以摄二十二明了义长行,或逐义破句释之,诸句不复皆相属著。今谨别钞二十二偈,置于卷末。庶披文者。见其起尽也。”由此可见,此论的翻译是因法泰所请而成的,智恺任笔受,这一年八月,智恺就圆寂了。

在真谛门下,智恺无疑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真谛对智恺颇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②]此处所说“两论”指《摄大乘论》、《俱舍论》。智恺对待真谛三藏极尽师生之礼,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描述: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霄,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③]

面对这样的逆境,真谛数次动了回国的念头。而在广州,在翻译出了《摄大乘论》之后的天嘉五年(564年)初,真谛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在智恺、僧忍等弟子的恳请之下,真谛完成了《俱舍论》及其疏释的翻译。《续高僧传·真谛传》还记载了真谛一次厌世的举动,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④]

对于弘法壮志未酬的失望,再加之身体的病痛,使其有很快结束肉体之存在的想法。而在这些事变中,智恺都是竭力劝慰其师。然而在这一事件之后的两个月,智恺先圆寂了,四个月之后,真谛也圆寂了。

智恺在真谛门下,不但是真谛三藏翻译经典的助手,实际上也是真谛门下弟子研习经论的指导者。“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这是陈光大元年(567年)的事情。第二年,智恺又应僧宗等的请求,“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同钦谘谒。讲至《业品疏》第九卷,文犹未尽,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⑤]而“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⑥]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至《惑品》第三卷,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时,真谛三藏圆寂。

智恺于真谛门下,相当于孔子门下之颜回。智恺的英年早逝,对于真谛之学的传播,是巨大的损失。智恺并无弟子传承其业,日本学僧传说智恺有若干注疏流传,现今学者大多认为不大可信。如《摄大乘论略疏》卷一说:“此论传译以来,制疏者盖向数十家,谓真谛《疏》、智恺《疏》、慧颐《疏》、昙迁《疏》、法护《指南》、道基《疏》、僧辩《章疏》、慧休《疏》、灵润《义疏》、智俨《疏》、神廓《疏》等,载在史传。而其书都无流此邦者。”[⑦]

智恺有侄子曹毗,是真谛受菩萨戒的弟子。根据《续高僧传·曹毗传》记载,曹毗为智恺之叔的儿子,跟随智恺南下,最后到广州,从真谛学《摄论》。大概在智恺、真谛相继圆寂之后,曹毗回到了建康。陈太建三年(571年),曹毗请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师继续讲《摄论》,随学名僧五十余人。后于江都(今江苏省江都县西南)白塔寺开讲《摄论》等。曹毗著有《真谛别历》,也称《真谛传》。曹毗的主要弟子有禅定寺僧荣、日严寺法侃等。

从《续高僧传·法侃传》的记载看,开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江都弘扬《摄论》。

二、法泰、智敫、道尼

法泰,生卒年不明,籍贯、俗名都不详。如《续高僧传·法泰传》所说:“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僧忍等,知名于梁代。真谛来广州后,法泰与僧宗、慧恺等在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法泰曾协助真谛翻译《律二十二明了论》以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法泰“虽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于律仪所及,性无违越”,将《律二十二明了论》“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陈太建三年,法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其诸部中,有《摄大乘》、《俱舍论》。文词该富,理义凝玄,思越恒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翫《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使夫法座绝嗣,閴尔无闻。”其后,幸有静嵩为避北周法难而至建康,随侍法泰而学通《摄论》、《俱舍论》,并且将真谛之学传播到了北方。对于法泰,道宣说:“泰博谘真谛,传业嵩公。知我者希,浮谚斯及,不测其终。”道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智敫(?—601年),循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平等寺沙门。智敫年轻时候,从延祚寺的道、缘二师学习《成实论》,又跟随北土沙门学《金刚般若论》,而且向希、坚二师学习《婆沙论》、《中论》。当真谛在广州刺史、安南将军阳山公頠宅第翻译《摄大乘论》时,大概因为人多地狭,他未有机会听习。后来翻译《俱舍论》,他“方预其席。及恺讲此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真谛三藏于太建元年(569年)元月圆寂不久,其弟子星散,许多都离开了广州,而智敫则仍然留在广州,如《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至三藏崩后,法侣雕散,宗嗣将亏。太建九年,敫相续敷弘”《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太建十一年(579年)二月开始,智敫跟从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研习《涅槃论》,“止得《序分》、《种性分》前十三章玄义。后返豫章鹤岭山,敫又与玑法师随从,因复为说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进余文,哿因遘疾,不任传授。”慧哿令智敫前往建康觅海潮法师。智敫于太建十四年到达建业,未曾遇到海潮法师,但遇到了栖玄寺晓禅师,获赐昙林所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智敫还到故寺,“常讲新文十三章义,近二十遍。开皇十二年(592年),王仲宣起逆,焚烧州境及敫寺房,文疏并尽。其年授敫,令任广、循二州僧任,经五载,废阙法事。后解僧任,方于本州道场寺偏讲《摄论》十有余遍,坐中达解二十五人,玑山瞰等并堪领匠。”由此可知,智敫离开广州之后,着力于研习《涅槃论》,并且曾任广州、循州二州僧正。晚年又专门致力于宣讲《摄论》。智敫又编写了记录真谛翻译著述的“真谛三藏翻译历”,道宣对此著评价很高:“敫撰谛之《翻译历》,始末指订,并卷部时节,人世详备,广有成叙。”智敫于仁寿元年(601年),遘疾,圆寂于道场寺。

智敫的弟子玑山瞰,道宣说“亦有盛名”,但具体事迹史籍无载。

关于道尼,目前所知不多,生卒年、法腊以及籍贯都无记载。《续高僧传·真谛传》在叙述智敫时,涉及到道尼:“及恺讲此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此中说,智敫未能赶得上《摄大乘论》的翻译,而在智恺讲解此论时,与道尼等二十人共听。在智恺不幸早逝之后,真谛召集弟子发誓弘扬《摄论》、《俱舍论》时,道尼参与其中。事实证明,道尼忠实地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一直以弘扬《摄论》为己任。

《续高僧传·法泰传》也有寥寥数语提及道尼:“道尼住本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下勅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续高僧传·道岳传》有文说:“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自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综合这些材料,可推知如下内容:道尼的活动中心本来在九江,后来南下至广州跟从真谛研习《摄论》、《俱舍》等。现在的问题是,在真谛圆寂后,其弟子四散分头弘法时,道尼到了何处?如后所述,僧宗、法准到了庐山,而道尼本来就住于九江,与其师兄弟一起北上至庐山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后来他又到了建康,“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九年(589年),南陈被隋所灭。开皇十年,道尼就应隋文帝征召,至京师长安。因此,道尼到达建康的时间距离陈亡不会太接近。

总体言之,在《摄论》的弘传方面,道尼的贡献很突出。他在南陈建康等地的弘扬,推动了《摄论》在南方的更广泛流传。他至长安,又推动了《摄论》在北方的传播。其高足道岳更是摄论师中的佼佼者,玄奘在求学期间,曾专程向他请教。

三、智文、僧宗、法准、僧忍

智文、僧宗、法准、僧忍这四位僧人都是当时建康佛教界的宗匠,智文最先离开建康,而僧宗、法准、僧忍随后也来到晋安并且礼智文学习律学。真谛三藏来到晋安后,四位僧人一起礼拜真谛为师,参与翻译。知道真谛到广州后,僧宗、法准、僧忍三位又前往广州,跟随真谛学习《摄论》、《俱舍论》。真谛三藏圆寂之后,僧宗、法准、僧忍成为弘扬《摄论》的主将。

释智文(509—599年),姓陶,丹阳(今属江苏省)人。《续高僧传·智文传》记载:“及志学之年,依宝田智成以为师傅。既受具后,专讲玄津,以戒足分为五乘,律检开成七众,岂止通衢生死,亦乃组辔道场,义须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诚僧辩,威德冠众,解行高物,传业之盛,独步江表,推其领袖,则大明彖公。文初依辩学,后归彖下。《十诵》诸部,罔弗通练。以梁大同七年,灵味凡官诸寺启勅,请文于光业寺首开律藏。陈郡殷均为之檀越,故使相趋常听二百许人。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时僧宗、法准,知名后进,皆执卷请益。”文中所说的宝田寺智成、奉诚寺僧辩、大明寺彖公都是建康僧人。智成,未见记载。关于僧辩、彖公则有零星记载。

《续高僧传·僧询传》记载:释僧询,“年十二,勅令出家,为奉诚寺僧辩律师弟子。辩性廉直,戒品氷严,好仁履信,精进勇励,常讲《十诵》。”《续高僧传·法朗传》记载:释法朗,“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受诸禅法,兼听此寺彖律师讲律本文。”[⑧]由此可知,僧辩和彖公确实是建康高僧。智文礼僧辩、彖公为师,以弘扬《十诵律》为务。梁末祸乱之际,智文离开建康,避难于闽地晋安。此时,智文四十余岁。僧宗、法准至晋安后,一度依止于智文,向其请教。

《续高僧传·智文传》记载,智文等“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边俗信心,于斯风革。”真谛到达晋安之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起成为真谛的弟子,参与了真谛三藏翻译讲习活动。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一些高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加之真谛的到来,追随真谛受业者也会影随而至。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

参照《续高僧传·真谛传》可知,真谛大致在陈永定三年(559年)初来到晋安,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批于梁代即已知名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不久,真谛感觉壮志难以伸展,便搭船准备离开中土。有鉴于此,智文、僧宗、法准等徒众没有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继续留在晋安。

从道宣《续高僧传·智文传》所记载观之,跟从真谛三藏,并未改变智文固有的发展方向,因而有可能智文并未与法准、僧宗、僧忍等一起去广州。根据道宣的记述,智文于陈末回到建康,隋初又至长安,圆寂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九十一。

真谛停留于广州的消息传回晋安,于时仍然在晋安的僧宗、法准、僧忍等僧人一起前往广州入真谛译场参与翻译、研习《摄论》。不过,这几位僧人到达广州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记载。《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康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此文又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道基撰写的《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任得其人,论本、释论十有五卷。余以庸浅,钻仰无坠,聊述所闻,以示来哲。”由此可知,僧宗曾任《摄大乘论释》的笔受。依照这些记载可知,僧宗、法准、僧忍在真谛至广州的第二年初,即来到真谛身边,并且参与了《摄大乘论》的翻译。

然而,道宣在《续高僧传·法泰传》“智恺附传”又有不同记载:“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⑨]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明年,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但凭此处的记载,很容易认定,这三位僧人迟至陈光大元年(567年)才到达广州。但是,不仅有《真谛传》的记载,而且《大乘唯识论后记》也记载,陈天嘉四年(563年)正月十六日,真谛等于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此论,他“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⑩]此中所说的“旧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译的本子。而从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达广州的时间应该是陈天嘉四年三月五日前后。将上述几条资料对勘,基本可以断定,《真谛传》所记是正确的,而“智恺传”中的表达有歧义,主题句说的是因为僧宗、法准、慧忍等因为“未闻”(应该是不精通)《摄论》,所以请智恺为其讲解,而“度岭就谛求学”为插入语,不应将度岭时间随意系于光大元年。

综上所述,僧宗、法准、僧忍,如果假定三人是同行的话,可以肯定,僧宗、法准到达广州的时间也是在此年三月前后不久。

关于释僧宗,目前所知不多,仅有几条:其一,籍贯为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如道基《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其二,曾经住锡于建康建元寺,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其三,真谛圆寂之后,僧宗与法准、慧旷等一起持真谛所翻译的经论前往归庐山。如《真谛传》所记载:真谛三藏“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其四,僧宗曾撰《摄论义疏》“心胜相”(即“所知依”)以后的部分,著真谛《行状》,广行于世。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讨寻教旨者,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缋辅显。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其五,僧宗撰有《真谛三藏行状》,广行于世。

关于释法准,资料非常欠缺。仅仅知晓,他原为建康僧人,后来与僧宗等一起至晋安礼智文研习律学。真谛来晋安后,法准又参与真谛的翻译活动的。随后,闻听真谛至广州,他又与僧宗等一起至广州追随真谛三藏。《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在智恺不幸英年圆寂之后,真谛三藏来到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真谛三藏圆寂之后的第三日,法准与僧宗等一起,前往庐山弘扬《摄论》。

关于释僧忍,资料有限且有歧义。《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此中说的是,僧忍似乎属于建康建元寺僧人,以研习律本为业。而同书《法泰传》先说及“法忍”:“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而后文在“智恺附传”中又说:“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这几处引文,都是将僧宗、法准并提,但一处写为“僧忍”,一处写为“慧忍”,一处写为“法忍”。笔者将这些资料对勘,如果认定为三位僧人,巧合太多,因此倾向于“僧忍”、“慧忍”、“法忍”[11]均指同一僧人。僧忍至广州进入真谛门下,后又与僧宗等一起请求智恺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此后的事迹不详。

四、慧旷、警韶、智休、慧偘、明勇

释慧旷(534—613年),俗姓曹氏,襄阳人(今属湖北省)。根据《续高僧传·慧旷传》的记载,慧旷十二岁出家,师事江陵(今属湖北省)宝光寺澄法师。其后,前往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听讲经论,“玄关斯辟,大义已通。将事随方,转相弘教。乃与宗、恺、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论》、《金光明》等经。”《慧旷传》又记载:“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这是说,真谛于陈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离开广州,前往庐山,弘扬真谛之学。道宣的记述很简要,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没有记载,好在因为慧旷是智顗的戒师,因而可以通过智顗的行历来确定慧旷生平的若干环节。

隋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卷一记载:智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天台宗文献一般将此事系于陈永定元年(577年)。至于地点,智顗受沙弥戒是由湘州(即湖南省长沙市)北上的,而慧旷律师在江陵,因此,智顗应该是在慧旷所住寺院受的具足戒。此中的一个直接证据是,《续高僧传·慧思传》称智顗为“江陵智顗”,文中说:慧思“后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根据天台宗文献记载,智顗祖籍颖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生于荆州华容(即湖北监利县),因此,“江陵智顗”的称呼一定是来自于其正式出家时的寺籍。如此考虑,慧旷当时一定是住锡于江陵的某寺。

受戒之后,智顗又前往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天台史籍一般将此事系于陈天嘉元年(560年),如此则推知,智顗在慧旷门下达三年之久。智顗在慧思门下时,慧旷也曾经到过大苏山。同书记载:智顗奉师命代师讲《大般若经》,“思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慧旷律师亦来会坐。思谓曰:‘老僧尝听贤子法耳。’答云:‘禅师所生,非旷之子。’又曰:‘思亦无功,《法华》力耳。’”文中所讲的此事大致发生在智顗至大苏山之后的一、二年之内。由此可推知,慧旷于天嘉二年、三年之间的某时在慧思所在的大苏山,在听闻真谛停留于广州译经之后,南下礼真谛为师。

经过如上考证可知,慧旷属于《续高僧传·真谛传》中所说的,未能直接听闻真谛全面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于天嘉二年(561年)后又由智恺给予讲解的僧人之一。

在真谛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北上至庐山。《续高僧传·慧旷传》记载:“州宰鄱阳、长沙二王,俱敦师资之敬,后于湘、郢二州累载弘道。”根据《陈书》的记载,长沙王即陈叔坚,太建元年(569年)立为长沙王,太建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太建七年转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鄱阳王为陈伯山,天嘉元年(560年)七月立王,太建六年,又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不久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而湘州即今湖南长沙,郢州即武汉市武昌。由此可见,慧旷到庐山之后,得到了当地两任刺史的尊崇以及供养,弘法进行得很顺利,地域则遍及江州、湘州和郢州。

《续高僧传·慧旷传》又说:“虽亲觉久忘,而地恩待报,以陈至德元年言旋旧邑,即隋开皇之三年也。于遍学道场,传经引化。旷既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统掌八载,摄是乌回。后又奉勅移居兴国,寺任攸委,丝纶再降,香苏屡锡。”这是说,慧旷于陈至德元年(583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襄阳遍学道场(寺)并且任此寺住持八年,后来又移居兴国寺。[12]秦孝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时,皈依慧旷受菩萨戒。隋炀帝路过江洲、襄阳,召见慧旷,“辞疾不见”。后来,隋炀帝勅其至丹阳栖霞山寺,他“于栖霞法堂更敷《大论》,新闻旧学,各谈胜解,且归善禅。”慧旷于此寺宣讲《大智度论》以及自己的“旧学”,“后携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赏高蹈之域。其有怀真慕义者,复萃于斯矣。”也就是说,其过去的弟子逐渐聚集于此,新皈依者不绝。大业九年(613年)五月十六日,慧旷圆寂于栖霞寺,春秋八十。

慧旷始以律学名世,在真谛门下接受了义学训练。真谛圆寂之后,回到庐山,其后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弘扬律学以及佛教义学,贡献卓著。

释警韶(508—583年),俗姓颜,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省)。《续高僧传·警韶传》记载:警韶“学年入道,事叔僧广以为师范。广律行贞严,当时领袖。初韶游都听讲,便能清论。年登冠肇,还乡受戒,护持奉信,如擎油钵。”此是说,警韶十五岁出家为沙弥,跟从家叔僧广,后来至京师听习经论,二十岁时回到故乡受具足戒。此后又至京师,“于即大弘法化,传灯不绝,即庄严旻公之遗绪也。次禀龙光僧绰,乃是开善琼支末。”僧旻圆寂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因此,警韶跟随他的时间不长。尔后,警韶又跟随龙光寺僧绰学习。僧旻、僧绰[13]都是专宗《成实论》而兼弘《涅槃经》的高僧,由此推知,警韶于其座下也是专门研习这两部经典的。警韶“又探习三藏,广综众家。年二十三,讲《大品经》,味法当时,磨肩溢道。”从文中的叙述看,警韶在龙光寺也学习了其它经典,而且在二十三岁时,宣讲《大般若经》。“后还建元、晋陵等寺,敷演经论,解冠群宗。”离开其师之后,警韶先后住于建元寺、晋陵寺,他的志向是,年四十岁时“长就讲说”。结果在三十九岁时,“为建元寺讲主临终遗令传法,韶遵崇余烈,即坐演之。受业之宾,有逾师保。”[14]这是说,梁太清元年(547年),建元寺讲主圆寂,临终叮嘱警韶继承其位,警韶遂成为建元寺的新讲主。

侯景之乱爆发,警韶“乃往豫章,将通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真谛至豫章停留的时间是承圣三年(554年)。真谛对警韶大为赞赏,在警韶等的协助下,真谛重新翻译了《金光明经》以及《唯识论》、《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经典。“梁乐阳王于荆立位,遣信远迎楚都弘法。韶念报地之重,来勅遂乖。”[15]文中所说“梁岳阳王于荆立位”是指梁岳阳王萧詧。这位岳阳王依附于西魏,于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攻陷江陵,俘获梁元帝。第二年正月,梁王萧詧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概是在即位不久,岳阳王萧詧就派使者邀请警韶去江陵。而警韶并未前去。由此可知,警韶未曾跟随真谛离开豫章。

梁亡陈立,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有会稽慧藻、同泰道伦等二百余人,联署请韶,长讲于白马寺,广弘传化,十有余年。既登耳顺,便令慧藻续讲,躬往瓦官宴坐。”当时天台智顗,“定慧难踰,人神颇测,静叹精利,事等夙成,共诸前学,频请重讲,留意绵久,以疾辞之。”此后,“又于王府略说《维摩》;龙光寺中广敷《成实》。亦得数年,成诸学肆。末辞朽老,归志山林,乃入幽岩,自靖十有余载。”至德元年(583年)十月十一日,警韶圆寂于开善寺,春秋七十六。

警韶一生“所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余遍,《维摩》、《天王》、《仁王》等经遍数,繁乱不纪广叙。”可见,他主要是一位成实师、涅槃师,《警韶传》说真谛是为警韶翻译的《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的,从其常讲新译本《金光明经》等来看,真谛对警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释慧偘(523-605),也写作慧侃,姓汤,晋陵典河人。《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有传,“少受学于和阇梨。和灵通幽显,世莫识其浅深。”慧偘原来在邺都弘法,“后往岭南,归心真谛,因授禅法专精,不久大有深悟。”大概在真谛圆寂之后,他又回到建康,住于栖霞寺。大业元年(605年),慧偘圆寂于蒋州(即江苏省南京市)大归善寺,春秋八十二。从僧传的叙述看,慧偘跟从的和阇梨因修习禅定而显现神通,真谛三藏也具有诸如此类的神通。而上引文献表明,他在真谛门下“大有深悟”,可见,真谛将自己禅法方面的功夫传给了慧偘。

最后,见之于文献的真谛弟子还有智休、明勇和韵师。

释智休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在真谛圆寂之前,真谛“少时遗诀,严正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真谛将遗文付嘱给他,可见,在真谛门下,除智恺之外,智休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释明勇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法泰传》的“曹毗附传”中,其文说:“太建三年,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摄论》,成学名僧五十余人。”有学者依据此文将明勇解释为曹毗的弟子。笔者以为不妥。

释韵师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慧旷传》中,其文说:慧旷“乃与宗、恺、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论》、《金光明》等经。”其它事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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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正藏》第31卷,第112页下。

[②]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③]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下。

[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中。

[⑤]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下。

[⑦] 《大正藏》第68卷,第123页下。

[⑧]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77页中。

[⑨] 一般以为,此中所说的“慧忍”与“僧忍”应该是指同一人。

[⑩] 《大正藏》第31卷,第73页下。

[11] 《续高僧传》卷十六有《法忍传》。从传文看,此僧是属于修行头陀行的僧人,而且道宣标为“后梁荆州玉泉山释法忍传”,因此,笔者断定此僧不是曾为真谛弟子“法忍”。

[12] 需要指出,《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等天台史籍记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智顗奉诏于金陵太极殿宣讲《仁王经》时担任“问难”者的“僧都慧旷”并非曾为智顗戒师、真谛弟子的慧旷。

[13] 僧绰之师并非琼法师。当时京师有两位琼师,一位“黑琼”,一位“白琼”,但都不在开善寺。有文献表明,僧绰是开善寺智藏的弟子。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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