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颕阳人韦玎，垂拱中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币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蠧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静能[①]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懱朕玄元祖教及凌[车*閵]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言：“臣非庶人之属。”
依据这一记载，这次辩论是儒士韦玎挑动起来的，并建议皇帝可去除佛、道二教。韦玎并非等闲之辈，在前几轮辩论中，他战胜了道教一方的叶静能和佛教一方的僧人思明。在此情景下，利涉与其辩论，往返几番，难分胜负。此时，利涉反戈一击，以对手的姓氏做文章，引起皇帝的误解，使得皇帝以韦玎为唐中宗之韦皇后家族中的人。尽管利涉又说：“玎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但并未改变玄宗态度，韦玎还是被贬为象州百姓。
此次辩论以佛教取胜而告终，玄宗“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论》一卷。公卿间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
不过，利涉法师并未将皇帝对其的崇信保持下去。“晚节遭其谴谪汉东，寻属宽宥，移徙南阳龙兴寺。”受贬谪的原因，如他对惠忠所说：“纳衣小僧，向前某被门徒朝要，连坐于此。”似乎是受弟子的连累，但具体事情不详。
赞宁没有记载利涉法师的生卒年，但其受贬谪的时间是玄宗朝则可以肯定。《宋高僧传·利涉传》提及利涉对惠忠的欣赏，而惠忠于上元二年(761年)受诏入朝，“肃宗时入宫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见，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由此可见玄宗对利涉的赏识。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受贬谪，事情似乎甚为严重。以贞观十九年(645年)遇到玄奘时，利涉二十岁的年龄下限推知，至开元二十九年(740年)，利涉也应该一百二十余岁了。因此，惠忠觐见时为太上皇的玄宗时，利涉很大可能已经圆寂了。
关于利涉的思想，从现存文献中可以得知，他对于华严宗、天台宗僧人遵奉的经典《华严经》、《圆觉经》、《法华经》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唐代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二说：“此上皆论，而利涉法师不许此义。”同书卷六记载了利涉法师回答复利法师“问天下学士真妄偈”的内容。复礼的偈语是：“真法性本净，妄念何由起？许妄从真生，此妄安可止？无初则无末，有终应有始。无始而有终，长怀懵斯理。愿为开秘密，祈之出生死。”此文的核心思想是以《大乘起信论》为根据的“依真起妄”说。利涉法师的回答是：“真法本非真，妄复何曾起？妄不从真生，无妄何所止？既许无初末，宁容责终始？无始复无终，谁当懵兹理？胡不趣无生，乃云祈出死？”
对于复礼法师写此文的用意，宗密说得很明白：“立此理者，拟将难法相宗烦恼有终无始也。”对于利涉法师的回答，湛然自然是不同意的：“此答都不识问意也。复礼岂不知真性本无生灭耶？意问缘生染法从何而起，起既无始，断何有终？清凉大师答之，方释所问也。答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则止。能迷非所迷，安得全相似。(不一不异故，如《论》中海水风波之喻。)由来未曾悟，故说妄无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常理。分别心未亡，何由出生死？(意以一念不生前后际断，不应以念而起于念，于念无穷。)’”澄观的回答以《大乘起信论》思想为依据，而利涉法师则以玄奘所传唯识学为依据。宗密以及宋代之后对此事的评论都反映的是“古唯识学＂立场。
唐代湛然在《法华文句记》卷二《释序品》中说：“又涉公云：‘天台立影响等众，有义无文，未可依信。’若尔有义无文而不依信，应当有文无义，则可依耶？今谓有文有义，常人用之，无文有义智人用之，有文无义暗者用之，无文无义迷者用之。”对此，北宋从义在解释湛然著作中“慈恩安国秀公等”一句时说：“长安有十大寺，慈恩、安国十中之二也。慈恩窥基法师撰《法华玄赞》十卷，彼第一卷广立难辞。或云安国寺有利涉法师、玄秀法师，未详八相违，更加涉师二难，故成十不可也。”由此可见，利涉法师沿袭了窥基法师在解释《法华经》时对天台智顗的批评。在窥基“八相问难”的基础上，他再补充了“二难”构成“十难”。湛然著作中有多处反驳“涉公”的说法。可见，窥基、利涉的解释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遭到晚于利涉法师的湛然的反驳。
关于利涉的著述，《宋高僧传·利涉传》记载有《立法幢论》一卷，而日本僧人凤潭《因明论疏瑞源记》记载，安国寺利涉有《因明论疏》流通。
如前所论，利涉法师因弟子所犯事连累而被贬谪，想必弟子不少。《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所列清源附传中说，清源为涉公弟子。其文说：“润州栖霞寺释清源，姓凭，南徐延陵人也。穉年贞素，长亦弗群，俗态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为弟子焉。学赡经律，人罕畴匹，栖于摄山，积其龄稔。长庆初，工部尚书李相国德裕镇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谘禀禅要，雅契夙心。及赞皇去郡，返锡栖霞终于住寺。”——从此文中看不出清源所学与唯识宗的关系。利涉的其它弟子不见于记载。至于后文叙述的大安国寺的唯识师是否为利涉法师的弟子，没有查到相关记载。
三、素法师
依据《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可知，在贞元年间(785—805年)，长安安国寺有素法师在弘传“唯识”。
释端甫(770—836年)，俗姓赵氏，天水人也。“始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正度为比丘，隶安国寺，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师，学《毗尼》于崇福寺升律师，传《唯识》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槃经》于福林寺崟法师。”《宋高僧传》卷六记载：“演大经于太原，倾都毕会，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其后，在长安太原寺宣讲《华严经》，引起世人瞩目，获得德宗、顺宗、宪宗皇帝的崇信，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十年，“讲《涅槃》、《唯识》经论，处当仁传授宗主，以开诱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运三密于瑜伽，契无生于悉地，日持诸部十余万遍，指净土为息肩之地，严金经为报法之恩，前后供施数十百万。”端甫法师是唯识、涅槃学以及密法、净土并弘的高僧。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一日，端甫圆寂，其年七月六日迁于长乐之南原，赐谥“大达”，俗寿六十七。僧传说他“门弟子僧尼约千余辈，或讲论玄言，或纪纲大寺，修禅秉律，分作人师五十，其徒皆为达者。”
关于端甫学习唯识的师父——素法师，经过查考，传入日本、高丽的唯识宗著述作者中有惠素和清素法师。关于惠素，《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记载：《成唯识论集解》三卷，惠素述；《因明论要略记》二卷，惠素述。而日本僧人风潭在《因明论疏瑞源记》卷四附录“震旦著述目录”中记载，惠素法师为北宋时期的僧人，因而可排除在外。
清素的著作很多：第一类，《成唯识论疏》十卷、《成唯识论义镜钞》十二卷或六卷。第二类，《新集百法手抄》六卷、《百法论义聚》十卷。第三类，《因明入正理论疏记》一卷、《因明入正理门论义衡》二卷。第四类，《瑜伽师地论演义》四十卷。第五类，《法华经经赞》三卷，《法华经玄赞记》四卷，《天请问经疏》一卷。第六类，《法苑记》四卷。这些著作中，《瑜伽师地论演义》四十卷现存一部分。这两位“素法师”，看不出惠素的代际，但应该不是玄奘弟子，而是窥基之后的唯识师。清素法师很可能是慧沼之后的唯识师，但应该属于窥基的嫡传弟子。如《东域传灯目录》记载：“《法苑记》四卷，清素撰。《西端录》云：《旨归》四卷，亦云《旨题》。”而《大正藏》编者有一批注：“甲本头注曰《私可法苑义林章记》。”由此可见，清素法师的这一本著作是对窥基的《大乘法苑义林章》的解释，“私可”意思是自己私下造的意思，似乎表明至少是窥基的隔代弟子。因为清素著述已见于开成年人唐的僧人抄写带回日本的目录中，所以，清素法师的代际便在唯识宗第三代至第五代之间。如果传授唯识学给端甫的确实是清素法师的话，则清素便成为唯识宗第五代弟子的代表。
四、信法师
根据《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记载，唐太和年(527—835年)间，长安安国寺有“信法师”在弘扬唯识学。
释知玄(809—881年)，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即四川省洪雅县)人。从《宋高僧传》的记载看，悟达国师是一位贯通律宗、天台、华严、唯识以及密宗的大师，师承极广。七岁，听法泰法师在蜀地宁夷寺讲《涅槃经》，生出家之心。“年十一，遂其削发，乃随师诣唐兴邑四安寺，授大经四十二卷远公义疏，辩空师圆旨，共一百二十五万言，皆囊括深奥矣。”后来，知玄于净众寺辩贞律师所受具戒，“才听《毗尼》，续通《俱舍》，则长十山固律师之付授焉。”知玄跟随固律师学习《俱舍论》，“复从本师下三峡，历荆襄，抵于神京资圣寺。此寺四海三学之人会要之地，玄敷演经论，僧俗仰观，户外之屦日其多矣。文宗皇帝闻之，宣入顾问，甚惬皇情。后学《唯识论》于安国信法师，又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该综。”此“固律师”即贞固律师，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二有小传，而安国寺信法师则无从考索。从《知玄传》看，信法师于唐文宗朝(827—840年)在长安大安国寺弘扬《成唯识论》。
五、义林师徒
根据现存碑石资料可知，唐代太和二年(828年)，有安国寺僧人致力于维护玄奘、窥基等祖师的灵塔。由此可知，于太和年间以及稍早一些，此寺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义林(？—829年)大师在赓续玄奘、窥基的事业。
关于大安国寺的义林师徒，目前有两件资料：一是《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三教论衡》一文的记载，二是太和年间为玄奘、窥基营造新灵塔的记述。
白居易《三教论衡》说：“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
先由白居易作序说，然后是义林法师问：“《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何者为四科？何者为六义？其名与数，请为备陈者。”白居易做了回答，且以之与“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文繁不引。义林法师所难：“十哲四科，先标德行。然则曾参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参独不列於四科者？”白居易做了回答，文略。
接着，由白居易问僧：“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问：“《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中云‘芥子纳须弥’，须弥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岂可芥子之内，入得须弥山乎？假如入得，云何见得？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义难明，请言要旨。”白居易文中未记载义林的回答。白居易问难：“法师所云，芥子纳须弥，是诸佛菩萨解脱神通之力所致也。敢问诸佛菩萨以何因缘，证此解脱？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愿闻其说。”同样，白文不记录义林的回答。
此后是白居易与道士间的问答，白文做了简要记载，不引录。
最后是道士向义林法师问难。道士问：“法师所问，《孝经》云：‘敬一人则千万人悦’，其义如何者？”义林回答说：“谨按《孝经·广要道章》云：‘敬者礼之本也，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夫敬者谓忠敬，尽礼之义也；悦者谓悦怿，欢心之义也；要道者谓施少报多，简要之义也。如此之义明白，各见於经文。其间别有所疑，即请更难。”
道士又说：“法师所难云‘凡敬一人则合一人悦，敬二人则合二人悦’，何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又问难：“所悦者何义？所敬者何人？”义林回答说：“《孝经》所云一人者，谓帝王也，王者无二，故曰一人，非谓臣下众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则一人悦，敬二人则二人悦；若敬君上，虽一人则千万人悦。何以明之？设如人有尽忠於国，尽敬於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悦，岂止千万人乎？设如有人不忠於国，不敬於君，天下见之，何人不怒，亦岂止千万人乎？然敬即礼也，礼即敬也，故《传》云：‘见有礼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如此，则岂独空悦乎？亦将事而养之也。‘见无礼於其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如此，则岂独空不悦乎？亦将逐而诛之也。由此而言，则敬不敬之义，悦不悦之理，了然可见，复何疑哉！”
最后，是白居易提出退场：“臣伏惟三教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扬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关于义林师徒为玄奘、窥基营造新灵塔的记述。《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说：
肃宗赐塔额，曰兴教，因为兴教寺，寺在少陵原之阳。年岁[穴/(丬*帚)]远，塔无主，寺无僧，荒凉残委，游者伤目。长庆初，有纳衣僧昙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国寺三教谈论大德内供奉赐紫义林，修三藏忌斋于寺。斋众方食，见塔上有光，圆如覆镜，道俗异之。林乃上闻，乃与两街三学人，共修身塔，兼砻一石于塔。至三年，修毕，林乃化。遗言于门人令捡曰：“尔必求文士铭之。”捡泣奉遗教，直以铭为请。
从所引文字可知，玄奘圆寂之后，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并营建塔所之后，中宗曾为玄奘大师制影赞，谥号曰“大遍觉”；肃宗题塔额“兴教”二字，塔院随称兴教寺。迁葬百年后，兴教寺出现了“塔无主，寺无僧”的衰败局面。从穆宗长庆中(821—824年)开始，即有释昙景对寺塔进行修葺。至大和二年(828年)，更有京师安国寺僧义林、令捡师徒大修玄奘墓塔，而义林于修成玄奘灵塔之后的太和三年圆寂。此后，义林的弟子令检请求刘轲撰塔铭。刘轲于是于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五月十六日撰写完成刻石树立。
根据唐代开成年间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宏慶撰《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并序》中记载：“太和二年二月五日，异时门人安国寺三教大德赐紫法师义林，见先师旧塔摧圮，遂唱其首，率东西街僧之右者，奏发旧塔，起新塔。功未半而疾作，会其徒千人，尽出常所服玩，洎向来箕敛金帛，命高足僧令检，俾卒其事。明年七月十三日，令检奉行师言，启其故塔得全躯，依西国法焚而瘗之，其上起塔焉。又明年十月，赍行状请宏庆撰其铭予熟闻师之本末，不能牢让。”此文中罗列的几位窥基的后代弟子为窥基修新灵塔的经过。其中，安国寺三教大德赐紫法师义林及其弟子令检等相继努力，终于在太和三年(829年)完成迁塔之举，第二年则请李宏庆撰成此碑文。
关于主持这次活动的义林大师师徒，其余事迹不详。而日本《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中著录：“《纂要记》一卷，林法师述。……《义断记》一卷，林法师述。”此是在“因明疏”项下所列，并且有文曰“已上唐书”。可见，此位林法师撰有对窥基《因明大疏》的在诠释类著作两种。此外，《东域传灯目录》中还著录了林法师《涅槃经同经钞》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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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旧唐书·睿宗本纪》记载，叶静能依附于韦皇后，在景龙四年(710年)的政变中被玄宗一方所杀。赞宁这一记载相当可疑。要不，参与此次辩论的道士不是叶静能。要不，叶静能并未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