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事吐谷浑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吐谷浑与其周边政权一样信奉佛教。本文对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吐谷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佛教的传播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不过因环境的限制，佛教在吐谷浑并未能广泛流传，因此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十分有限。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吐谷浑|南北朝|佛教|青海古道|益州

    吐谷浑所处的时代正值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时期，其周边政权无不深受佛教的影响和渗透。由于南北对峙，中西交通孔道上的河西走廊因被北方政权据有而阻塞，吐谷浑所控制的地区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交往的要道，西域与中原的使者、商人、僧侣也往来其间(注：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史学杂志》48编，第11、12期，1937年。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随着僧侣和信徒的经过，吐谷浑或多或少要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6世纪，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丝路干道重新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由于吐谷浑特殊的地理位置，穿越吐谷浑领地的青海古道(注：经由吐谷浑境的青海古道及其走向已有不少研究，各种观点参见伍成泉《近二十年来(1980～1999年)吐谷浑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1期。)，仍然与丝路贸易和佛教流传有着重要关联，吐谷浑为佛教传播继续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有关吐谷浑的佛教，正史中除南朝系史书有零星记述外，北朝系史书不见任何记载。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日本学者後藤勝做过一篇专论(注：後藤勝：《吐谷浑の 教》，载《山崎先生退官记念东洋史学论集》，1967年版。)，山名伸生从佛教美术的角度探讨过吐谷浑和成都佛教造像的关系外(注：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 像》，《 教艺术》218号，1995年版。)，国内学者仅是附带提及吐谷浑自慕利延后期信仰佛教(注：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很少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本文不揣浅陋，仅就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和吐谷浑前期的佛教性质进行探讨。

    　　一　佛教传入吐谷浑时间考

    《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关于吐谷浑传入佛教的记载十分明确：
    “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
    从上述材料看，吐谷浑确曾信仰佛教。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但佛教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吐谷浑，却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据这条记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吐谷浑在拾寅时代开始有佛教。并且，吐谷浑贵族也是在这个时候由移动篷帐生活开始转向城郭屋宇生活(注：前揭松田寿男文。)。第二种，拾寅时代以前吐谷浑已有佛教(注：前揭後藤勝文。)。
    通过其他材料的佐证，拾寅时代吐谷浑“国中有佛法”，应该没有问题。拾寅是吐谷浑第十二代可汗，在位时间为452-481年。关于拾演敬慕佛教，《高僧传》卷第八义解五《玄畅传》也有记载：“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少时……往凉州出家……后遇玄高，事为弟子……其后虐虏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445)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再三固让……迁憩荆州，止长沙寺……迄宋之季年……西适成都……至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瞩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以齐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齐兴……齐骠骑豫章王嶷作镇荆、陕，遣使征请。河南吐谷浑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于齐山。值已东赴，遂不相及。”齐建元元年是公元479年，这段文字记述的是拾寅死前二年的事情，因此，“河南吐谷浑主”指的当是拾寅。
    认为拾寅时代以前吐谷浑已有佛教，主要是依据《高僧传》卷第十一习禅《慧览传》的一段记载：“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乃于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瓊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慕延是拾寅前一代可汗，也即《魏书》、《北史》中的慕利延，在位时间436-452年。慕利延在元嘉十六年(439年)被宋文帝册封为河南王，嫡子 为左将军，河南王世子(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世子 与瓊字形相近， 和瓊当为同一人(注：关于二人的关系，後藤胜先生和唐长孺先生以二人为同一人，周伟洲先生则认为二人为兄弟，参见《吐谷浑史》附录二：吐谷浑世系表。笔者认为从现有材料来看，应为一人。)。所立寺院称左军寺，盖因 为左将军之意。拾寅是慕利延从兄弟之子(注：关于慕利延与拾寅的世系，《梁书》与《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不同，本文从《魏书》。)，与 亦为从兄弟。 身为世子而未继可汗位，其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无从查考，但从他对佛教的态度，说明在慕利延时代，至少在439年之后吐谷浑王室贵族中已有人开始接受佛教。然而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北魏进军吐谷浑，次年攻占鄯善，慕利延败走于阗(注：《魏书》卷四下《世祖纪》第四下。)，“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宋求援……七年，遂还旧土”(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这里的七年当指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吐谷浑人的这次入侵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给于阗造成极大的破坏。据说藏文《于阗国史》记述了当时杀人如麻，致使人民减半，佛教寺院也大半被毁(注：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于阗是当时信仰佛教的地区，由于慕利延大肆杀戮佛教徒、毁坏寺院，因此持慕利延时代吐谷浑开始接受佛教之说的学者一般认为，吐谷浑是在慕利延返回故地后经过慧览的一番教化才信仰佛教的，恝览经由吐谷浑的时间当在446-452年之间(注：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而唐长孺先生则推测，慧览过吐谷浑的时间在战祸之前(注：前揭唐长孺先生文。)。唐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其一，经过如此惨烈的战争，慧览即使在今后几年也很难在罽宾、于阗从容求法授戒。其二，慕利延在于阗烧毁佛寺、杀戮佛教徒之后，慧览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吐谷浑传教？这实在大可怀疑。其三，作为《高僧传》这样一部书，对于毁佛这种事件是不会忽视的，而从《慧览传》上看，却丝毫没有经历这场战乱和痛惜佛教受损的笔墨。基于以上三点，我们把慧览路过吐谷浑的时间确定在慕利延败退于阗之前，即在439-444年之间。而这也就是吐谷浑开始正式接受佛教的时间。至于慕利延为什么先允许世子接受佛教，并在蜀建立左军寺，后来却又在于阗毁灭佛寺，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加以解释。
    佛教有否可能更早传入吐谷浑？从现有材料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高僧传》卷第七义解四《慧叡传》载：冀州出身的僧人慧叡，“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志。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后还憩庐山，俄又入关从什公(鸠摩罗什)谘廪。后适京师，止乌衣寺……叡以宋元嘉中卒。”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于401年岁末被后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卒于413年(注：鸠摩罗什进长安的时间参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卒年诸记不同，本文同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辞海•宗教分册》的说法。)。如此，慧叡去长安的时间当在这期间，他西行归国的时间绝不会晚于413年。至于他何时路过吐谷浑，虽无具体时间可考，但可以其他旁证材料加以推断。东晋高僧法显于399年从长安出发沿陆路西行求法，历经10余年，也就是在412年，取海道返国(注：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慧叡往返的路线虽然不详，但他游历诸国，到达了南天竺界，所需时间长短应与法显大致相当，而他归国的时间要比法显早许多，由此可知，他西行求法的时间应在399年以前。根据慧叡的经历推算，他在蜀西界的遭遇有可能发生在视罴时代(390-400年)前后。蜀的西界很早成为吐谷浑的势力范围，《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载：“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昂城，即今四川西北的阿坝。龙涸，今四川西北的松潘。慧叡经过时那里还不识僧人，说明视罴时代前后佛教可能在吐谷浑尚未流传。
    从文献记载上看，吐谷浑开始接受佛教似乎是因为慧览路经吐谷浑，经过教化，他的德行学问赢得了王室的敬重。其实，从吐谷浑的发展史看，这一时期接受佛教并非偶然。吐谷浑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率所部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阴山。西晋永嘉末，又从阴山南下，至陇西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北，然后子孙相继，向南、北、西三面开拓疆域，统治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吐谷浑孙叶延时，仿效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亦由人名而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从吐延建立政权至阿豺时代(417-426年)，是吐谷浑逐渐发展阶段。当时吐谷浑北部先后建立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夏等政权，为了能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地，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替频仍的情况下，吐谷浑积极利用各种矛盾，周旋于强国之间，努力发展自己。吐谷浑与北方其它政权发生关系是从碎奚时代(351-375年)开始的。当时前秦势力向西发展，为不殃及自己，碎奚向苻坚遣使献物，被苻坚拜为安远将军、漒川侯(注：《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西秦对吐谷浑的威胁最大，为了北境的安宁，视连、视罴在位期间时而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时而与之兵戎相见。西秦拜视连为沙州牧、白兰王(注：《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树洛干和阿豺两代可汗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复失地，而且扩土发展。阿豺时又遣使刘宋，欲联宋抗秦，被封为浇河公(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慕利延兄慕璝为可汗(426-436年)时，吐谷浑由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他通刘宋，被授陇西公，据《魏书•吐谷浑传》载：“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慕璝与北凉沮渠蒙逊、夏国赫连定以及刘宋联合抗御西秦。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擒获并送北魏都城平城，慕璝因此被北魏封为大将军、西秦王。通过一系列战争，吐谷浑占据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扩展了统治地域，其东北部抵达陇西一带，拥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获得了西秦、夏两国的大量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吐谷浑从此进入强盛时期，并与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吐谷浑邻近的这些政权大都笃信佛教，许多高僧在那里讲经弘法并被崇为国师或军国顾问，声名远扬，吐谷浑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慕璝的领土扩展，将许多佛教的势力范围纳入吐谷浑的统治之中。如陇西秦州，为西秦的领土，5世纪初佛教在陇西地区已相当兴盛，至今遗存的永靖炳灵寺和天水麦积山石窟都有西秦时的绘画和雕塑。在麦积山，与慧览俱以寂观见称的禅宗高僧玄高等当时在那里修行，据《高僧传》卷第十一习禅《玄高传》说山上有徒众百余人。凉州作为魏晋以来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向东传播的主要地区。《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六年(385-401年)，那里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如此广泛、浓厚的佛教氛围，必然会对吐谷浑产生影响。因此以慧览为契机，慕利延时代开始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吐谷浑佛教性质考

    从上面的论考中，我们知道吐谷浑在慕利延时代已经接受佛教，但却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令人费解。
    慕延世子瓊等既然接受了佛教，为什么在蜀为慧览立左军寺？无独有偶，《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中另一条吐谷浑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是“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锺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伏连筹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塔立寺，却要在梁朝的益州建一座九层佛寺呢？
    首先这不是由于建筑技术上的原因。吐谷浑虽然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城郭而不居，有屋宇而杂以篷帐，但毕竟建有城郭、屋宇。拾寅时开始筑宫殿，“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子弟王者也由移动篷帐生活开始转向城郭屋宇生活。此外，慕璝召集的秦凉亡业之人，应该是一些汉人生产者，而且很多应该是佛教徒。因此，吐谷浑应该具备独立创建寺院的能力。不在自己的领域建塔立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然。
    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因与汉人接触，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不断汉化，胡族上层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胡族的汉化》，黄山书社，1987年版。)，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浑很早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汉化较浅。《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僧人宋云、惠生在伏连筹时代(神龟元年，518年)去西域取经，取道吐谷浑，他们描述当时吐谷浑的语言文字同于北魏，流行汉语，但“风俗政治，多为夷法”。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两次对位于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浑晚期都城伏俟城进行了调查研究(注：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第3期。)，探明伏俟城由内城和郭城组成。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城垣有砾石垒砌。内城在郭城西部，方形，边长约200米。墙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宫殿遗址可能建在位于城内偏西北处发现的边长为70米的方形台基处。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吐谷浑后期仍然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浑统治的区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后汉书•西羌传》卷八七曰：“河关(今甘肃兰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可见汉代西羌也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因这里地处险远，汉族势力直到西汉中期才刚进入，开发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区。根据青海省考古普查资料看，汉代遗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400余处之多，而在黄河流域的却不足10处，而且主要分布在化隆、循化两县的黄河两岸(注：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推论聚居在这里的羌、氐各族受汉文化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浑吸收了文化并不是很先进的羌、氐各族，使他们成为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不能同在汉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相提并论。因此，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梁书》中“国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吐谷浑也像当时的其它政权那样广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释是吐谷浑自慕利延时代起虽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对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浑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术，即遇事占卜，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术是漠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信仰，《高僧传》卷第十神异下《昙霍传》记载，建和二年(401年)高僧昙霍来到河西鲜卑建立的南凉传教，南凉国主之弟耨檀说：“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于是，为证明佛道神明，昙霍幽闭七日不食，毫无饥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为吐谷浑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认可世子瓊向宋遣使并出资为慧览在益州建寺，而当他侵入于阗这个佛教之国时，不仅屠戮人民，对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
    佛教又有像教之称，立寺建塔、开窟造像在吐谷浑周边地区曾蔚然成风，至今遗留下许多当时的佛教美术遗迹。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和笔者对青海地区进行过的实地调查，青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很少，所有遗迹也主要分布在西宁及以东的农业地区，这也反映了吐谷浑佛教并不兴盛的状况。
    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本身游牧经济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它势必与内地的其它政权发生密切的联系。慕利延和伏连筹都选择在南朝统治下的益州地区建塔立寺，与其说是由于仰慕佛教，不如说是以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加强与对佛教极为重视的南朝之间的良好关系。
    吐谷浑作为地处边疆较为弱小的政权，为了自我保护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两大政权均遣使称臣，接受封号，但与北朝的关系是时战时和，而与南朝一直和平友好，从未发生过战争。公元420年，刘宋建立，吐谷浑正当阿豺在位。他兼并氐、羌，拓土至龙涸、平康，和刘宋西边的益州接壤。由于从龙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达蜀郡的中心成都，这条经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称为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当时西域、柔然与南朝往来皆经此途径。阿豺423年开始遣使通宋，献方物，此后交往不断。据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中的统计，吐谷浑向刘宋遣使计二十次，向南齐遣使一次，向萧梁遣使九次。445年北魏击慕利延，致使其败走于阗。次年虽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惧魏军再至，于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向宋遣使并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俊门”，请求保护。宋太祖不仅赐以牵车，而且同意“若虏(北魏)至不自立，听入越俊”(注：《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以上仅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吐谷浑在梁大同六年(540年)最后一次向南朝遣使后，可能由于侯景之乱后梁朝诸王混战，生产凋敝，尤其是西魏553年占取益州之后，吐谷浑与之交恶，所以入梁朝贡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断了，以至直至陈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吐谷浑向南朝遣使献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另外是为贸易往来。所献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联络感情，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众所周知，自东晋以来南方许多帝王名士积极倡导佛教，梁武帝萧衍还以护法人主自居，亲自登坛讲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达到顶点。吐谷浑遣使并携带资财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们领土内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实和投其所好贡献方物性质是一样的，而且有什么方物比这样修功德更赢得人心呢。为表示对华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夸吕可汗遣使，还向梁武帝“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梁武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注：《南史》卷七《梁本纪》中。)。以这样的方式和南朝交好，并非只有吐谷浑。高昌沮渠政权为了对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刘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其所行的路线都经过吐谷浑境内，所携带敬献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获见的佛经《毗婆沙论》(注：参见前揭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
    选择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汉起就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南北朝时期为刘宋、南齐和萧梁所领有，553年尉迟迥率西魏军夺蜀，从此归入北朝的统治。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尤为密切。《梁书•河南传》载伏连筹在天监十三年、十五年迭献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不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南朝与柔然以及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南齐书•州郡志》载：“益州，镇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史•萧纪传》卷五十三记载：萧纪551年僭号于蜀之前，曾经“……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益州特别是成都地区不仅商业繁盛，文化昌达，佛教也十分兴盛。从考古发现看，以成都为中心有许多当时的佛教造像出土，仅毁于唐武宗废佛之厄的位于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就已陆续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200余躯，所以吐谷浑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当地的佛教氛围，同时也在那里为宣传自己建立了一个窗口。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浑对佛教的传播有过积极的贡献，同时佛教也影响到吐谷浑。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时代，佛教传入了吐谷浑。不过，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是十分有限的。《梁书》“国中有佛法”只是说明了吐谷浑受到佛教的影响，并不能因此将其信仰佛教的程度与当时周边的政权相提并论。而史料中关于吐谷浑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记载，则更多地是吐谷浑利用佛教与南朝亲善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