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众与四方馆

 

在当时的佛教界，受教于学德兼优之高僧座下的学徒云集，各地的大寺院中，因有领导这些学徒大众的事实存在，便有所谓「众」的成立。遂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西元五九二年)，文帝以敕命选出学德兼备者，设置了所谓「二十五众」。在这同时，又设定了「五众」。这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公开化的宗派差别之团体的最初面貌。依据《续高僧传》卷一五的记载，此所谓「众」者，均能通晓三学，每日登殿，读诵众经，并且讲说，以京师为中心，伸出教化之手，遍及各个地方。他们又被分别称为「众主」、「摩诃衍匠」、「教读经法主」等。其中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为二十五众主。像这样的「二十五众」，可说是指通达佛教全部学问的领导者而言；至于「五众」，乃是指对于诸经论有专门知识的代表者而言。请看：1.法彦及宝袭，为大论众的众主；2.智隐为讲论众的众主；3.洪遵为讲律众的众主；4.童真、法总、善冑，为涅槃众的众主；5.慧迁为十地众的众主。若从这五众众主的特长来判断，他们的佛教专门知识，也可说是从前代南北朝以来学风之延长。此时天台智顗，以及三阶教的信行，虽已去世，他们所建立的教学及宗教的实践，尚未得力，但由前代传下的既成教团的势力，则颇有力。特别是那些「众主」师僧，例如慧远、慧藏、昙延、僧休等人，均被尊为五大德或三大德而驰雄名于当时的教界。由于这些「五众」的活跃，可以想见，在全体的佛教教团内，对于经论作分科研究的形态，已渐趋于表面化，在思想方面也渐形成激烈化对立状态。因为，根据僧传的资料，除了五众之外，尚有华严众、禅众、头陀众的名目，当时众「众」簇生的情势，由此可见。不过，「五众」之名，在文献上，到了开皇(西元五八一─六○○年)以后，便不复见，所以其在官式使用的寿命相当地短促，但在此后约一百五十年的日本天平十九年(西元七四七年)之际，在日本佛教界则有了修多罗众、三论众、律众、摄论众、别三论众之「五众」的出现。这是模仿中国佛教所有的「众」为型范而设置的，但却不是文帝当时的状态，由此推察，不难理解到文帝之后的中国佛教界，仍以大寺院为中心，保持着「众」的存在。再说在当时的日本，圣德太子以其作为推古天皇摄政的身分，以儒佛的精神，改革内政，同时以遣隋使的派遣，来吸收外国文化。此在《隋书》中说，开皇二十年有使节从日本来中国；《日本书纪》中也说，于推古天皇十五、十六、二十三年，三度派出遣隋使。遣隋使的派遣目的，则在学习先进国隋朝统一天下的伟业，以期克服日本国内在社会及思想上的矛盾，确立求取新的政治路线。

 

为了设置教育来自外国留学僧的场所，隋炀帝时代，特别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敕任净业、静藏、灵润、神迥等四高僧，负责对于留学僧的教育。他们都是属于慧远及昙迁法系之下的人物，乃系涅槃、摄论、十地等的专家，以他们的所长来教育新进的学生，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到当时留学僧的研究内容是些什么。此外，《续高僧传》又告诉了我们，在四方馆里，也常有盛大的讲经法会，讲的是《金光明经》及《仁王经》等的护国经典。据说也曾作过佛典的刊定或校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