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朝的民众教化

 

满清朝廷，在统治着具有高度文化汉民族的过程中，在作为维持其政权的重要政策之内，堪加注意者，乃为对于从来不加拘束的庶民阶级，作了教化的工作。由来中国的为政者们所担心的，是为表现对于政治的不满，而发生于庶民社会的宗教叛乱；清朝为了缓和民众对于政治的不满，并且根绝宗教的叛乱起见，便以实施民众教化，直接号召下层社会，普及封建的儒教道德，以达成其政治权威感渗透的目的。此一具体的政策，即如清圣祖康熙九年(西元一六七○年)，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将之敷衍而成为「圣谕广训」，颁布全国。从此直到清德宗光绪末年(西元一九○八年)，每月的朔望，在各地方各开两次例行的圣谕广训讲读会，竟然成了一种民间的风尚。它的第七条，名为「黜异端以崇正学」的项下，对于佛教的抨击如次：「如吐妄说而谓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说地狱、轮回、报应等之虚谈以惑人；设龙华会、盂兰盆会、救孤会，男女混淆，不分昼夜，讲经说法以计利；甚而至于立党结盟，逆于大义名分，惑世诬民。」

 

尽管雍正帝及满洲人是信奉喇嘛教的，对于汉民族的宗教政策却不同。异民族的为政者，藉儒教的权威，正社会的风教，以教化庶民。阻止了僧尼等的社会教化活动，将寺院僧侣与社会隔离，接着又以法令，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庙，若犯者，寺庙以迄常住僧受罚。

 

与此风潮俱来的是什么呢？唐末以后，在中国的民间所形成的儒佛道三教混融的民间信仰，乃系以正常的教义，将佛教及道教改变后而作的普遍化。在明朝，被称为所谓善书的刊行物，到清朝，因为故意将宗教与民间隔离后，却有更多的所谓宝卷(艺人的说唱)，为民间所爱读。这大概是由见于敦煌文书等的「变文」转化而来。汉民族对于异族政权，发生反抗意识的重要原因，是罗教(无为教)，其他的，则以清仁宗嘉庆初年(西元一七九六年)白莲教匪刘之助及太平天国长毛贼之乱为中心的宗教性秘密结社，这些民俗宗教，尽管有政府的禁令，依然在各地起事。这是对于既成的正统宗教，采取了隔离政策的清朝政府，引起了反抗的作用，以致产生这样的秘密结社。

 

政府故意轻视汉人的佛教，且如上述那样的施政方策，促成轻视佛教的风气，再由于僧尼自身的素质低下，所以消失了社会对于佛教的尊敬。在当时的谚语中，诸如「无法子做和尚」(没有谋生之能，便做和尚)；「和尚见钱经也卖」(和尚也为了钱而卖经)；「十个姑子九个娼，余下一个是疯狂」(在十个女尼之中，连一个清净的也没有)；「地狱门前僧道多」(在地狱门前多的是僧道)。相信这些，未必是事实的写照，但考虑到当时之所以产生这种俚谚的社会背景中，来看清代的佛教。此时，像以前那样，沙门被视作方外之民的情形，已不复见，僧尼已被一律置于世俗法的支配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