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心——心要法门讲记

海云继梦法师

澄观法师小传

澄观(738—839)，唐代僧人，为华严宗第四祖。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俗姓夏侯，字大休，号清凉国师、华严菩萨、华严疏主。11岁依宝林寺霈禅师出家，14岁得度。乾元元年(758)以后，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又依本州昙一律师学南律，诣金陵玄璧学鸠摩罗什所译之三论。大历年间，在瓦官寺学《大乘起信论》、《涅槃经》，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论疏义》，复从天竺法诜等习《华严经》。大历七年(772)往剡溪，从成都慧量再习三论。大历十年至苏州，从湛然习天台《摩诃止观》、《法华经》、《维摩经》等经疏；又谒牛头山惟忠、径山道钦等，究学南宗禅法；复见慧云，学北宗禅法。此外并兼通吠陀、五明、秘咒密仪轨、经传子史之学，而尤重法藏之华严教学。

大历十一年，游五台山、峨眉山，后返居五台山大华严寺，专修方等忏法。尝讲华严宗旨于大华严寺、崇福寺，名震京国，声达帝听。贞元十二年(796)应德宗之召入长安，与厕宾三藏般若共译出乌荼国王贡献之《四十华严经》，进之于朝，奉敕奏对华严大宗，帝大悦，赐紫袍及“教授和尚”之号；又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制《新经之疏》十卷，是即贞元《新译华严经疏》。贞元十五年(一说十一年)德宗圣诞，召入内殿，阐扬华严宗旨，帝朗然觉悟，谓“以妙法清凉朕心”，遂赐号“清凉国师”。师曾立十愿以自励，依此赐号而称清凉十愿。顺宗即位，亦礼之为国师，朝野悉慕高风。宪宗元和五年(810)，答宪宗之间，述华严法界之义，以深惬帝旨，加号“僧统清凉国师”，任国师统，并敕有司铸金印。开成四年示寂，世寿102(一说元和年中示寂，寿70余)。葬于终南山石室，相国裴休撰碑文。

师身历九朝，先后为七帝讲经，弟子有宗密、曾睿、法印、寂光。著作颇多，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随疏演义钞》九十卷、《华严经纲要》三卷、《五蕴观》、《三圣圆融观门》等三十多种。

序

破妄显真的《心要法门》

《心要法门》一文是唐朝的华严大师——清凉国师答复顺宗皇帝修学的心要，它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心要法门》文字优美、文简义约，读来虎虎生风。除僧肇的《肇论》，及僧璨《信心铭》外，于文于理尚无出其右者。

《心要法门》一文，是针对世人意识中的二元对立性而发。所以，行文的重点，就在破脑筋的意识状态，及纯粹的逻辑推理?换言之，就是在破二元对立的执妄观念。故其文体亦以对仗工整而见长。在这短短的507个宇当中，清凉国师在理论性文章的领域里，为我们写下了旷世的特殊成就。这种洗练的文字成就，除了《老子》、《系辞》外，尚未有能与之辉映者。

就法义的阐述而言，本文虽然也是属于“破立双举”的文章，但就其论理的技巧以及行法的修学规范而言，则本文仍属于“但破文章”的系统。以其思想之纯熟，而能彻底的“破妄”，故其观念的表达，自然而能“显真”。所以，文中论理的技巧，多用“破妄”、“显妄”、“彰执”的方式，而不以“立真”的方式呈现。这种行文方式称为“破妄显真”，其重点仍在于内心的经验、体验与感受。

清凉国师在《心要法门》中，很巧妙地将华严思想与禅行的行法相结合。当然在这简短的507宇中，不深入做宏观的探讨是无法了知的。首先由义学、行法、教学法及禅法思想的形成，来探讨唐朝时代的佛法思想背景：

一、义学方面：唐朝的华严思想，尤其是比丘系的系统，是承袭北方地论师的华严思想。由智俨的《搜玄记》，可以知道比丘系的华严思想，是以汇总方式而集大成的。贤首的《探玄记》，与清凉的《华严疏钞》都是承袭此一思想源流的。既然是搜集、汇总而产生，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绝对的依存关系。

二、行法方面：不论是佛图澄的佛法、菩提达摩的禅法，或安世高以来的禅数之学，都以北方为重镇而互相交融。安世高的禅数到了菩提达摩的时代，反而成了祖师禅的前行与熏习阶段课程。在历史上也属于准备成熟阶段。所以，达摩一到，经过三代的调整与适应，中国的祖师禅法更斐然有成。

三、在教学法方面：在大小禅法的过渡中，般若与佛性思想的萌芽，以及老庄、《周易》思想的重新厘订，使佛、道两家思想相交融，造成中国思想界的成长与扩大。并且由“知之”的领域，步入了“行之”的领域；致使在中国大地种下了卓然有成的修行方法。这当中由“知”到“行”，或称由“修养”到“修行”的生活领域扩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教学法的一种突破与蜕变。这种教学法的改变，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尤其是佛教的大变革、大革新两方面，都产生了新生命。

四、中国禅的形成：中国禅宗泛指禅、净、律、密四大宗派，中国佛教则指唯识、法性、天台、华严四大教派。中国佛教中的禅修及教下思想，都融入了中国道家的思想理念。在义学上对于佛法的诠释、分析、解读几乎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哲思范围。甚至对于佛境的诠释与证验，也全部都是中国人生观的穷尽与超拔。而在行门的指导与楷模上，则是以老庄的自然平静，与《周易》的天行健相交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称为中国佛教，比纯佛教是较为恰当的。

在此一大前提下，佛教本身也激荡出几番涟漪。首先是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及《阴持入经》中，出现了“心”、“空”、“般若”的思想概念。但因这些经典皆属行门，故对义理并未深究。其后的魏晋玄谈非但未促进禅法的精进，反而使般若之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为后来的义学奠定了百家争鸣的深厚基础。而达摩的禅法便是在这一块沃壤之上落地、生根、成长、茁壮，乃至百花繁盛。

清凉国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及学风、道风之下，展开了他的思想建设。这其中他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来表达佛教深邃的心灵境界。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心要法门》是最成功的代表作。而他在中印文化的交融上，更可谓是大成就者。他使当时以及现代的中国人都能够清楚地明白“修行的要领”在哪里，以及“为什么”。

这种情形就像现代人受了西方教育，满脑子西方的思维及语言模式。若要将东方这种深邃的心灵境界，表达出来让大众了解及经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及“西方的语言模式”来表达最有效。清凉国师深得个中三昧。今日吾人欲将之重新表达，无非就是再一次运用新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重达一遍而已。值此付梓之际，聊述于兹，以明述而不作之意！

《心要法门》的特长是在破“心境的二元对立性”、“主客的二元对立性”、“能所的二元对立性”，这种两边偏执的对立性，是人类意识发达的大脑产物。以此“妄执”分别妄境，各以为真、各以为正，所以是非竞起，善恶对立；殊不知这种妄执皆是一隅之见，不但不能促进个人乃至人类全体之福祉，反而干扰了人类原本可以复元、恢复本来面目的“生命情操”。所以，清凉国师但以破妄执的立场，陈述世人的“通病”，并以此自然地彰显了真理存在的标的。他这种不指而显、不立自彰的行文笔法，不但可当“真理大师”的雅号，更可荣登“文字大师”的宝座。

但在译文及批注中，笔者没有清凉的文字情操，无法达到那样高的水准，唯有依于今日西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勉力去揣摩，或许还能让人如实了知的地步，唯盼抛砖引玉，远识大德共襄盛举！

普贤行者 海云继梦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