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的现实价值

前言
　　“文革”之后，大伤元气的佛教在诸大德的感召下，渐渐复苏。随着修建寺院、整理教典，创办学院，培养僧才等系列“恢复工程”的深入，满目疮痍的佛教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正当教内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之中时，一些目光犀利的大德，隐约感到缺少了些什么。经过一番审思总结，共同认识到目前教内缺少的是根本性的东西——戒律。因此，加强道风建设，整饬戒律的呼声此起彼伏，日渐高昂。令人欣慰的是，教内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发心学戒持戒者日众。近几年来，学戒之风遍满整个大江南北，不少寺院都自行组织僧尼结夏、安居、自恣、诵戒等律仪生活，有条件的寺院还组织举办了较有规模的律学培训研究，使原有凝固的教团又有了新的生机。
　　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而古老的戒律，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发挥其化世导俗的功能，同时又不失本身的特质，自然是当前关心佛教前途的大德学者们所重视的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内个的佛教刊物上，频频可风有关研究评判戒律的文章。就戒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大德学者们虽然持褒贬不一的态度，可是，戒律对佛教徒道德生活的规范和佛教教团的建立与巩固，以及立足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却又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事实。下面就个人的粗浅认识，略谈戒律存在的价值，以供同修参考。
一、从佛陀制戒的深远意义看
　　世间上任何一种法律的制定实施，其目的不外乎是确保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同样，佛教戒律的制定，是为了佛法的久住，戒律作为佛教徒立身处世修道生活的指南，佛教教团建设的基础核心，直接关系着佛教的兴衰存亡。
　　无论是原始佛教的声闻戒，还是后来随大乘佛教的兴起而逐渐演绎成的菩萨戒，其主导精神，都是源于“自净其意”的根本思想，具体则表现在“止恶、行善、利他”三个方面。然而，这种精神的前提是以众生为对象，以适时、应机、切实为出发点。所以，戒律的深度与广度，其多维的内涵，非我辈凡夫所能臆测。
　　在原始佛教时代，佛成道后的最初十二年，弟子志笃行真，一心向道，利根者居多。他们听闻法音，当下便大彻大悟，心与道合，获得道共戒。因此，僧团中清净一味，和乐共住，无有纷诤，没有出现不轨的劣行。故佛陀此间未给僧团制定任何戒条。只是以略教法的方式，教导诸弟子在身口意三方面什么应做，什么不应为。如《略教诫经》云：“佛为无事僧说，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的德化(法治)垂示。十二年后，随着佛法的广为弘扬，出家人愈来愈多，由于各人根基、出家动机、社会背景等的差异，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泛滥现象。明鉴的世尊，基于众生的病源，不得不在德化的基础上，融入律治的精神。
　　佛陀根据弟子们在生活起居中的不法事宜，结合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国王的建议，外道的批评，民众的讥嫌等多方面的因素，然后，经过僧团大众具体研究，分析忆持，理解认可后，才慎重地制定了种种的戒条。所以，制戒的原则性极其严格，并不是佛陀一时心而来潮，或者要惩法某个人，而权威的于僧团中擅自宣布诏令，任意施设条款的专制行为。其实，戒律的产生与制定，是来自僧团中出现的弊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建议，再通过僧团大众民主商权后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止恶、行善、利他”的度生本怀，是一种教育、一种帮助，一种改良，这与其他宗教的强制威慑的手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尽管佛陀一生给弟子们制定了很多戒条，但都是“因事故制”，按照随犯随制，对症而制的基本原则进行的。这在《四分律》卷一中有详细的记载，内容是：“舍利弗白世尊言：‘向者我于静处坐，作是念，何者等正觉修梵行法院得久住？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不久住？愿为开示。’佛告舍利弗：‘毗婆尸佛、司长弃佛、毗叶罗佛，此诸佛修梵行法得久住；拘留含牟尼佛迦叶佛，不广为诸弟子说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不结戒，亦不说戒，故诸弟子被厌，是以法不久住……尔时彼佛及诸声闻在世，佛法广流布。若彼佛及诸声闻灭度后，世间人种种名，种种家出家，以是故疾灭，佛法不久住，何以故？不以经法摄故。毗婆尸佛、尸弃佛、拘留孙佛、毗叶罗佛，为诸弟子广说经法，从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亦结戒，亦说戒……不令佛法疾灭，何以故？以经法善摄故。譬如种种花置于案上，以线贯，虽为风吹而不分散，何以故？以线贯摄故。’舍利弗听了过去诸佛法不久住的因缘，于是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唯愿大圣与诸比丘结戒说戒，欲使彼断有浊法故。”所以，佛陀制戒，有一定时节因缘和严格的程序。但最主要的宗旨不离“止恶、行善、利他”的慈悲利生精神。
　　如《四分律》云：“世尊制定戒律，有十种利益(即十句义)。1、摄取于僧；2、令僧欢喜；3、令僧安乐；4、未信者信；5、已信者令增长；6、难调者令调；7、惭愧者得安乐；8、断现在有漏；9、断未来有漏；10、令正法久住。”综此十种利益，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2、3、6、7是为令僧团和合安乐；清净地发展而考虑；4、5是令众生起信，增信，树立僧团的信用形象，给众生做楷模；8、9是进助个人修道，以期从身的清净达到心的清净；10是为令佛法永住世间，利益无边众生。这就是佛陀制定每条戒的本怀。因此，通常被人们看似僵化禁锢的戒条，都是十句义理的浓缩，都深深地蕴藏着佛陀无尽的度生悲愿，这些都很显然的证明，佛陀陀制戒的核心是令正法久住。如《善见律》云：“若人有信心，恒生惭愧好学戒律者，佛法得久住；是故若欲佛法久住，先学毗尼藏。”可见戒律的弘扬得力与否，直接地关系着个人的修持和对世人的教化以及整个佛教的兴衰。同时，更有烽地说明，佛陀制戒不是单一化的制约，而是从全方位多元化的角度制定，其科学性、实用性永远是世间任何法律都望尘莫及的。
二、戒律弘扬的必要性
　　时下，当谈及戒律的弘扬问题，就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产物，已不适应当今高科技的现代化社会了，再去学习它，弘扬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面对这种可怕的“过时论”、“无用论”，着实令人担心未来佛教的发展。式律真的过时了吗？真的无用了吗？如果我们真正地理解了佛陀制戒的本怀与目的，是不会赞成这种说法的，正如上面所说。部分人之所以有这种偏颇极端的思想，究其原因，其盲目点可以说是对戒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只是从戒条上片面的曲解文意，或者是机械的受持，生硬的奉行而导致的以偏概全，断然结论的主观思想。这种态度是不足为取的。
　　我们知道，总括佛陀一代言教是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为纲纪。如《楞严经》说：“由戒生定，由定发慧。”佛陀制戒无非是针对众生的烦恼习气而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灭恶生善约检人们的身语意，令其净化为定为慧。人虽有古今中外的不同，可是人与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却有着共通性。比如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战争、谋杀、偷盗、抢劫、诈骗、强奸等现象。这些行为会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谁能说哪个时代或哪个国定不曾发生过这种事？回答肯定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贪嗔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不法行为，佛陀因此而制戒。时当末法的今日，我们僧团中人，贪嗔痴等烦恼更加炽盛，所以更需要戒律的制约。虽然有些做法，在现代社会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修行和解脱的角度来说，却完全有这种必要。尤其是今天新兴宗教层出不穷，面临新挑战的佛教，更需要以戒律为本，来摄持教团，保证佛法的整体发展。因此，只要我们是凡夫，就需要有戒律对治我们的烦恼。当然，我们要彻底地了解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和掌握戒律的开遮持犯原理，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戒律在现实僧团中的作用。那时，在戒法的大海中游刃有余地运用受持，就不会觉得是一种束缚，一种压抑，而更觉得是一种解脱，一种需要。所以，戒律的存在有着它的价值和必要，而那些高谈“过时论”者，只是没有正确地理解戒律的深义罢了。今天，我们要透析佛陀制戒的动机，重要来审视戒律的价值，切不可人云亦云的骤下结论，无辜地给戒律扣上一个不合时代发展的罪名。
　　目前佛教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很少有人提倡戒律生活，对于枯燥无味条文繁琐的律学，少有人深入研究。近世佛门的“大心之士”，自诩是大乘学者，借言弘扬大乘之法，不拘形仪，举言为空，无我，无相，可行为却散漫无轨，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对佛陀律制和寺院规约视而不顾，毫无僧人的尊严，这不但影响了教徒的纯洁信仰，而且引起了教外人的讥嫌与轻视。如此，将何以导俗化世为世间福田呢？所以佛在《杂阿含经》中说：“戒德重天地，圣戒为无上。”正因为戒律是佛法的生命，是佛弟子生活的轨范，所以佛在涅磬时嘱咐弟子要“经戒为师”，以此作为统摄僧团，教化众生的纲领。否则，佛教之兴盛将无从谈起。是故，重申戒律师的弘扬问题，不仅合时契机，更是佛教生存的迫切需要。
三、从佛教“自身建设”谈戒律
　　在漫长的佛教发展史上，佛法的呈现、存在、乃至兴衰的交替，除了要与某区域固有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相融洽外，更主要的则是取决于佛教的自身建设和完善与否。
　　就我国的佛教发展历史看，自上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冲击着极度衰微的传统教，部分进步人士以当时社会革命运动的模式，发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这可以说是早期的佛教自身建设的雏形。之后，经过了外患内乱交互迭至的中国佛教，在八、九十年代，又郑重地重申自身建设的问题。所谓的自身建设，就是要加强巩固佛教教团内部的实力，其范围涉及了经济、管理、文化、教育僧人素质、弘法事业等各个层面。因此，一项以自身建设为中心的先决工程又拉开了序幕，成为当代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通过外部利用各种文化成果和兴办各种弘法机构来充实自身建设的同时，竟然忽略了佛教内在的表述，偏离了佛教真正化世导俗的方向，使佛教内在的表述，偏离了佛教真正化世导俗的方向，使佛教内容日趋庸俗化，从而向学术佛教，理论佛教的表层化发展。
　　诚然，要提高佛教自身建设，抱残守缺的传统思想固然不足为训，但一味撷取世俗的知见来改造佛教的本质，亦当为诫。所以，佛教的自身建设不能忽视佛教自身的特性——一个讲求实修实证的实际宗教。那么，一个讲实修实证的教团。必须要有严格规范的修道生活和理想安定的团体组织，才能有效地促进修证的达成。就历史因缘看，严谨规范的修道生活和理想安定的团体组织，无不是建立在戒律基础上。这可从印度的原始佛教和我国的唐代佛教窥见一斑。因为戒律不但是对约束个人行为而规定，也是针对集体生活而施设的。如小乘声闻戒，就是驾驭统领整个僧团的运转准则。
　　众所周知，佛法的延续与弘传，全靠僧伽。作为佛法住持人的僧伽，也是戒法的秉承人。因而，戒律的兴复，关系在僧人的素质，僧人的素质，维系着佛教的命脉。故经云：“毗尼住世，佛法住世。”由此可见，我们要提高自身建设，必须先找出佛教自身的结症所在，不能盲目地追寻外在的东西来填补自身的不足，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背道而驰，事与愿违。通过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德们深有体会，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搞自身建设，必须先找出佛教自身的结的结症所在，不能盲目地追寻外在的东西来填补自身的不足，否则胆缘木求鱼，背道而驰，事与愿违。通过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具有真知灼见的在德们深有体会，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搞自身建设。那么，我们在深化“自身建设”的过程中，该怎样去实施和强化戒律教育呢？对于这现实而深刻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认识“自身建设”的重心点在僧伽身上，而现前僧团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僧众信仰淡化，道念不坚，僧团一盘散沙，秩序混乱。然而要想有效地改观这种现状，唯有严格遵循戒律来实行，才能起到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僧格的养成和僧团的整饬，成为目前佛教界刻不容缓，极需解决的问题。
　　(一)促进僧格的养成
　　目前教界僧众之所以出现信仰淡化，道念不坚的滑坡现象，追溯原因，背景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式律松驰，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僧众长期以来戒律意识浅薄，没有学戒持戒的思想观念，所以造成严重的戒育现象。日久天长，这种现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漫扩张，覆盖率遍及整个僧团。由于僧众不依戒行，无戒可循的原因，导致行为放荡，道风日下，思想流俗等严峻的局面。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局面在有增无减地不断恶化，前景令人担忧！于是，加强戒律教育，巩固僧众道德思想堡垒，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佛教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只能通过学习戒律，来提高僧众学戒持戒意识，促进僧格的养成，因为僧伽的质量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
　　可是，要想开启这块近乎尘封数百千年的道德教育领域，我们的思想先要回归到戒律的本位上，重新面对戒本，逐字逐条的学习，然后付诸实践，以此促进僧格的养成。具体方面有二：一是针对已取得比丘、比丘尼资格的僧众，实行半月诵戒、自恣、结夏、安居等律仪生活，逐渐培养他们学戒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可以根据戒律规定，提倡五年学戒，不离依止的精神，来造就僧格的养成，逐步圆满完成比丘或比丘尼的身份；二是要严格地按律中的要求，实施剃度沙弥，教授弟子传授戒律。对初发心出家的沙弥，我们要依律所制，让其次第学习行仪，认真奉行沙弥十戒，常以古德的嘉言懿行给予策励，注重道德的嘉言懿行给予策励，注重道德培养，僧格铸就，极力营造良好的律仪生活氛围，使其道念信心得以良性的发展，然后循序渐进，跨入三宝的行列(若是尼众，应次第学式叉尼六法，后方受具)。唯有依此两种可行性的操作方法，才能激发僧众的道念和信心，才能根本性地提高僧伽的素质，真正地培养出合格的僧才。
　　《十诵律》说：“佛制比丘，五制比丘，五夏以前，专精律部，若达特犯，办比丘事，然后乃可学习经论。”但是，目前教内的越级错位教育，也许是因为急于求成的缘故，所以没有按律制，先五年学戒，后方可学经论的规定，来增减僧才，而是一味地将精力放在经论教育上，只谈学术成果，不论僧格道念。因此，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即使有些佛学院也开有戒律课，但也只是知识性的谈谈而已，没有具体性的实足奉行。这种偏重经教的流弊，使人容易产生只有弘扬戒律的人，才要学戒持戒，而弘扬经论教理的人则无需刻意的学戒持戒的错误认识。殊不知，戒乃万善之本，成佛之基，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位指子的本份之事，是通往解脱道应备的资粮。如《华严经》中说的戒为无上菩提本，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在修道上只懂得教理知识，而不从学戒的本位做起，那么，就象于冰地上造高楼，冰一旦融化，楼房即刻倒塌。这是何其危险？可见我们只有具足了坚实的戒基，才能树立坚定的道念与正确的见解，这样学教才不致于迷失方向。故慈舟大师云：“儒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佛子不学经论无以言，不学戒律师无以立。”既无立足之地，即或能讲，欲将取信于谁？所以，戒律做为僧格养成的摇篮，僧众立足的圭臬，成佛作祖的基本，我们当遵循实践，否则，谈空说有只是徒增虚妄，无法让人取信。如律典明载：佛世时，有比丘司证阿罗汉，之后，因为学毗尼，行仪仍不如法。佛言仍须学习尸罗，五年不离依止，直要生存，要弘扬，就要提高僧伽素质，僧伽素质的提升与培植，除了戒律师，可以说没有捷径可走。
　　(二)提高僧团的凝聚力
　　佛陀在世时建立的僧团，是以戒为核心，驻戒摄僧的民主团体组织，大众的一切待业都以戒为准则，僧中的一切大小事宜都依据戒律，由大众僧商讨决定，如受戒、自恣、忏罪以及生活中的琐碎事，皆须在僧中做阉磨法秉白大众载决。僧中羯磨，如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戒律如根本大法宪法。由于体制的民主，确保了僧团的如法、清净、和谐的安定团结局面，在这样祥和安定的氛围中，大众才能安心办道，共同熏修。所以，当时证果者不计其数。
　　传入中国的佛教，自从融入中国的文化习俗后，随着南北朝“僧制”和隋唐间禅宗制定的“丛林清规”的问世，有关集体修行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在戒律基础上产生的“本土化”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戒律并行，甚至比戒律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受这种特殊原因的影响，使原有的佛教僧团生活面貌失真。虽然在南北朝期间，有四部广律的传译，但在“本土化”的僧制清规冲击下，大大地削减了弘传的力度，以致后来僧团僧众有只知道清规遗训，不识毗尼作法的倾向，久而久之，僧众对戒律的大乘佛教思想，以《四分律》为本，参照大小乘三藏典籍，建立了契合中国人实行的戒律——南山律。可惜的是，因南山律典的散失，没能在佛教界很好地实行。由于诸多因缘，促使了印度佛教以“羯磨”为中心的民主管理组织制度未能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因此，僧众本应如法如律的生活便无章可循了。
　　但是，部分人认为，《百丈清规》就是一部很好的集体生活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取代声闻戒的作用，只要我们能遵行清规，一们可以达到和合共住的效果，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百丈清规》固然是一部较符合中国丛林生活之有效的法则，不过，我们如果仔细阅读清规，就不难发现，清规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是讲寺院的组织和管理。比如各个堂口执事的职责，方丈的权力，义务等等，与个人修行的规约，只是维护一个寺院行政管理的制度，它谈不上有浓厚的宗教律仪生活气息，更无法代替戒律对僧众的僧格养成，修道解脱指南的地位。况且眼下的僧团既不依律如法而行，又不完全谨遵清规。在没有任何法则可遵循的情况下，僧众道德颓靡，行为放荡，我行我素，目空一切；僧团内部弊端百出，危机四伏，秩序混乱，犹如一盘散沙，推本溯源，这都是无戒摄僧的直面折射。
　　面对日渐丧失权威的僧团，要重塑它的形象，重立它的威性，我们只有高竖戒幢，提高巩固僧团的自身凝聚力，及时来补救、纠正、肃清当前教内僧纪松懈，滥收徒众，管理不严等不良现象，这样才能使僧团恢复昔日的和谐、纯朴、以期达到真正意义 上的“六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理解认识了佛陀制戒的本怀后，应将戒条融入现实生活中，巧妙灵活的运用，重新提倡一切大小僧戒条融入现实生活中，巧妙灵活的运用，重新提倡一切大小僧事依戒律标准而行，凡事必须通过僧团大众作羯磨秉白，一致认可后，才能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尽量提高僧团的透明度和权威性，主僧众在心目中深刻地认识僧团崇高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要激发僧众的参与意识，诸如僧团中的许多重要活动，如结界、布萨、自恣、忏悔等都要大众僧，而不是极少数的个别人，因此，赏罚某个人，也是大众的决策，并非个别人说了算。如某人犯重戒或违僧约，首先由僧众予以慈悲的劝谏，教诲，令其悔改，若是不受大众规劝悔改者，必须僧商议处理和方法，视其情节轻重，按律制或灭摈(驱出僧团)，或默摈(不予理睬)。此中草药最重要的是：僧团中赏罚分明，事事只依律制，不讲个人情面，即便是大德长老违规犯戒，也一视同仁。此外，若有大德要剃度弟子，收蓄徒众，也要禀白告知僧团大众，众僧经过考核，认为已具备教导弟子的资格，方许怀蓄徒弟，否则，不论是耆宿长老，还是住持和尚，大众都有权制止。目前，僧团(寺庙)内部所患之通病，即是没有正确地对待学戒持的这一重大问题，缺乏了共同学戒守法这种风气。部分寺庙的家长化的专制式，地方性的小集团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僧纪不整，戒法不严，僧团衰退，信仰淡薄的不良现象。是故，我们做为佛子，都应慎重的看待这一问题，遵守戒律，掌握佛陀制戒之精神，切合社会现实，发扬民主，让佛陀的戒律得到继承和弘扬，这也是佛教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面对金钱物欲横流的社会，不能随波逐流。寺庙的分配制度、生活待遇、人事制度、现金管理、僧团管理等方面，要依照僧团戒法，吸收现在社会的先进管理方法，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与措施，并切实地运用戒律，使之落实到实处。总之，上至大德长老，下至清众新戒，不论巨细僧事，均须以僧团为主，信戒而行，由大众商讨决定，不得擅自主张，我行我素，背离大众意愿。我们若能这般如法的实施与运转，不但可以扭转僧团秩序紊乱的局面，甚至也能改变某些身居高位者的专政。应极力培养僧众处处以僧团为核心，事事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良好风格，恢复佛教律制，这才是佛教僧团法制、民主、平等、自由的真面目。这样，僧团既提高保证了僧源的质量，又加强巩固了自身的凝聚力。
　　由是可知，戒律的精神与当今社会性民主，平等，自由的性质是相适应的。我们之所以重申戒律教育在“佛教自身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佛教想适时契机的健康发展，必须强化和振兴戒律。否则，僧团将会是一盘散沙，这不仅使僧众的个人修行解脱得不到保证，而且还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四、戒律乃人间佛教的载体
　　人间佛教思想的发起人太虚大师，早在1915年，就提倡从五戒十善的戒律精神着手，使佛法深入民间，以改良社会、政治、道德、风俗的观点，他的人间佛教理论构建深得人心，未竟之志，在印顺导师及有识之士的继承发扬下逐步向现实迈进。
　　关于人间佛教的理念，就是专指人乘佛教，以现世人生为起点，逐渐向完善圆满的人生极点——佛的境界进趣，使烦恼、痛苦、复杂的人生得到升华，获得解脱、安乐、自由的现实真人生。这种人生的建立，就是要将佛法人性化，现实化，让人们处处感到生活在佛菩萨的身边，时时享受佛菩萨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人类社会通过佛法的净化，成为祥和安定的人间净土。这种积极的思想，也就是佛陀在人间应化度生的本怀。佛教的延续与弘扬，就是为了唤醒众生的共识，共同努力，达到实现人间净土这一理想的目标，作为佛弟子都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这个使命。
　　然而，要实现这个愿望，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非戒律莫属。今日世界所面临的全球必道德沦丧局面，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以致出现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灭绝性事件。在这欲望充塞的五浊恶世中，佛教的戒律思想内容象清新剂一样，能除却人们内心的邪恶。因为式律的精神主旨就是围绕在“止恶、行善、利他”的基点上建立的。此即是大乘所谓的“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三聚净戒。所以若能依律奉行，就等同在创造人间净土。
　　戒的作用，本来就在于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让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标准，使不法行为受到监督和约束。我们且以最基本的五戒而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一样，属于同工异曲的人类道德伦理基础。如五戒中的不杀生戒，就是提倡人类社会要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平等相处的理念，这与儒家所说的“以仁治国，以仁导众”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今，每天报刊杂志频频刊登的不是战争暴力，就是谋财害命，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物欲横流，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件不绝于耳，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丧失殆尽！此时，我们若能呼吁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奉行不杀生戒，大家就会自觉地尊重，爱护生命，消除欲望与嗔恨，抵制残暴行为的发生。共同为彼此的生存利益着想。改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大凡战争的爆发，可以说都是与杀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商朝的纣王，在他执政期间，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最后激起民愤，导致了殷商王朝的灭亡。还有佛世时，释迦簇的灭顶之灾，在佛教因果论中说是因为前生种下的杀生祸殃，所以今生遭到琉璃王的灭族之患。古云：“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发兵劫，且闻屠门夜半声，”可知，这世上的战争暴乱的起因，都是杀生的结果。时下，民众吃风讲究，尤其时髦吃些频临绝种的珍稀动物，据说吃法相当残忍，让人难以置信这是现代文明人类的行为。古人尚且有“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恻隐之心，今人自吹是高级动物，文明使者，竟然是这样的霸道残忍，如此，这个世界的战争何时才能平息？？？故知，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安定和平的幸福家院，首先应该尊重每种生命体生存的权利和自由，不肆意滥杀无辜，做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地球公民”，这才是和平的最好保证。
　　上面公从五戒中的不杀生戒角度来讲，其实，作为佛弟子扬善抑恶设身处世的种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戒律，也是唤醒人类道德良知的警钟。假使整个人类都能奉持实行最基本的五戒，那么，就可以彻底消除战争、抢劫、谋杀、贪污、诈骗，婚外恋等种种因扰威胁人类社会的暴恶行径局面。这一点正体现戒律化俗利生的精神内涵和宗旨。
　　人间佛教的根本信念就是要人人都止恶、行善、利他，以期使人世间到处充满和乐、善良、慈悲。所以，我们要实践人间佛教，最彻底的方法莫过于从戒律入手，因为，只有戒律才能淋漓尽致地将“止恶、行善、利他”精神和盘托出。故知，只有真正地依佛教戒律实行，才有实现人间净土的希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佛陀制戒的起源到中土律学的流程，可以看出戒律乃佛法的寿命，佛教兴衰命运唯系在戒律。身处社会大变迁，国际大动荡的现实挑战中，唯有遵循佛陀“以戒为师”的遗嘱，严净毗尼，弘扬佛教的律师仪生活，才能令佛法久住。
　　此外，戒律作为佛教的伦理产物，并非只是局限于佛门使用，它可以面向社会，恩泽众生，其实现价值远远超过世俗的道德伦理。因而，从戒律的本身来讨论戒律的价值，自然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这正是笔者撰文的动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