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宋高僧传》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重要僧传，宋及宋之后的各部重要大藏经都有刊载。宋藏载于「旦」函至「营」函，元藏亦载于「旦」函至「营」函，明南藏载于「禄」函至「富」函，明北藏载于「宅」函至「阜」函，清藏载于「县」函至「给」函。日本所刊印的几部大藏经，亦都收入了此传，其中《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入第五十卷，藏经书院刊印的《大藏经》载于第三十套，第三至五册，弘教书院刊印的《大藏经》载于「致」函第四册至第五册。近代佛教学者杨文会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此传之单刻本，称《高僧传三集》，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范祥雍点校的《宋高僧传》。此中华版点校本以现今仅存之宋刻本(即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之宋版《碛砂藏》)为底本，并参校扬州本和《大正藏》本，错讹相对少些，故本书以中华版之点校本为底本。

此《宋传》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三部僧传之一。它上承《梁》、《唐》二传，其后又有不少僧人学者以弘扬佛法、表彰僧业为己任，陆续编纂了好几部僧传。

接续《宋传》之僧传，当首推元僧昙噩所撰之《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又称《六学僧传》，凡三十卷。昙噩此传之作，起因于对以往三个僧传体例编排之不满。他认为，以往三传(即《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皆立译经等十科，此种「体制衰弱，略无先秦西汉风。」在他看来，「佛法非僧业弗行，僧业非佛法弗明。必佛法以之行，僧业以之明，其六学十二科而正矣。」也就是说，必须按佛法之「六学十二科」来重新组织、编排僧传。

所谓「六学」亦即「六度」。每一学又各有二科，共十二科。因此，他按「慧学」(中含「译经」、「传宗」二科)、「施学」(中含「遗身」、「利物」二科)、「戒学」(中含「弘法」、「护教」二科)、「忍辱」(中含「摄念」、「持志」二科)、「精进」(中含「义解」、「感
通」二科)、「定学」(中含「证悟」、「神化」二科)来重新编排僧传，以《梁传》、《唐传》、《宋传》所收录之僧人事迹为基本素材，兼采禅宗诸灯录中的一些数据，加以取舍、整理，编纂成一部始自东汉终于北宋共收录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之僧传。

继昙噩之后，明如惺又撰《大明高僧传》，或曰《明僧传》，凡八卷。此传收录自北宋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至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前后四百余载的僧人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正传一百十二人，附见七十人)。此书之体例既不完整(全传仅分「译经」、「义解」、「习禅」三科)，材料亦不全面(非是为撰写僧传而专门搜集的，而是作者在阅读史志文集时，见载有名僧时，「随喜录之」的)，因此，作为一部僧传，与以前几部实不可同日而语。

明人所撰之僧传，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即明华严宗僧人明河所编纂的《补续高僧传》。与如惺写《明传》是在校、辑古籍偶见名僧时「随喜录之」不同，明河编纂《补续高僧传》费力甚巨。据明河弟子道开在该传的「跋」中说：他为了编纂此传，曾「南走闽越，北(阝＋歨)燕台，若雁宕、石梁、匡庐、衡岳，绝壑空岩，荒林废剎，碑版所作，搜讨忘疲。募勒抄写，汇集成编，而后竭思覃精，笔削成传。」明河于此书先后花费了三十年心血，但他对初稿仍不太满意，又忙于讲经弘法，故未能最后定稿就入寂了，后由其弟子道开补缀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亦仿《宋传》分为十科，收录僧人正传五百四十八人，附见七十二人。此中之所收录者，一为「补」，二为「续」。所补者是那些本属《宋传》收录范围而被遗漏者，所续者则是《宋传》之后至明之高僧。因《补续》之作者不知有如惺之《明传》，故其所「补续」者，非《明传》。

到了清代又有徐昌治编纂《高僧摘要》。此书篇幅较小，仅四卷，时间跨度很大(自东汉至清初)，而收录的僧人甚少(仅一百七十三人)。就内容说，此书主要把《梁传》、《唐传》、《宋传》、《明传》及其它僧传中的事迹作一提要，史料价值不大。但就体例言，此书自成一格，按道、法、品、化四科编排，这是本书之特点。

赵宋及宋之后的僧传，除以上述及的几部外，还有一些单宗、单人或地区性的僧传，如北宋惠洪所撰之《禅林僧宝传》、南宋祖琇之《僧宝正续传》、清自融、性磊之《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及北宋戒珠之《净土往生传》、明朱棣之《神僧传》、清彭希涑之《净土贤圣录》和南宋元敬、元复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明宏之《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等。

总之，自《宋高僧传》后，编纂僧传者，代有其人。虽然这些僧传在历史上的影响均远不及《梁》、《唐》、《宋》三传，但因各自从不同侧面保存了宋及宋之后各代僧人弘化的有关情况，因而对于人们了解、研究此一时期之佛教乃至当时的社会实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