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的记载，佛教是经由水陆路传入中国的。陆路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这条陆路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后来僧侣往返中印之间走陆路的比海路多，著名的有玄奘法师等。至于海路则经由锡兰、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如求那跋陀罗、真谛等高僧，就是由这条路线来华的。

 

 

 

　　这条陆路的交通早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北方匈奴的威胁，曾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联络对抗匈奴，后经多次遣使与用兵，终于确立汉朝的势力，打开了西域的交通，此后东西的贸易逐渐频繁。

 

　　当时，在中亚细亚等地，因曾有阿育王派遣传道使者传扬佛教，故佛教渐流行于西域。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由那些信仰了佛教的商人为媒介。此时的西域诸国，有流行大乘佛教的，也有流行小乘佛教的。但流行于西域各处的佛教，并非一如原来印度的佛教，而是多少渗入了西域文化的色彩，故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并非纯粹的印度佛教，而是带有西域的特色的。

 

 

 

　　佛教传到西域的国家后，由商队从丝绸之路传来中国。但确实的年代则无法肯定，历来不同的传说很多，有些可信性很低，有些则出于伪造的典籍，其间时代的差距有数百年之多，令后人无所适从。

 

　　探究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佛教传入中亚细亚后，由于中亚细亚与中国彼此交涉、往还，因而又渐次传播到中国，故此要寻找出一个肯定的年代是极其困难的。二、魏晋时期佛教的势力逐渐建立，刺激了道教教团的形成。在两派势力均等的情况下，二教优劣的论争，也就自然形成。在此情况下，佛教为了保持其权威性，便须要将传入的年代说得古远一些。因此，佛教传入的各种异说，便在不同的伪书或史册中出现。

 

 

 

　　『列子‧仲尼篇』中载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此西方圣人被指为佛陀，亦即是说佛教在先秦时代已经传到中国。这当然是假托之说，而且毫无根据，因为『列子』是一本伪书，故此说不能成立。另外，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中说，秦始王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个贤人带来了佛经，但被秦始王查禁了。此说典故来自『朱士行经录』，此录乃后人伪作，且『历代三宝记』的内容有许多有待考证的地方，所以不足以为依据。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求法之说最著名。记载此事的典籍主要有『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后汉书‧西域传』、『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高僧传』等。

　　这些文献所记述的明帝求法传说要点，是永平七年〈公元六四年〉明帝夜梦金人，在殿庭上飞行，翌日以此事问群臣，傅毅认为这金人是西方一位名『佛』的神，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张骞、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所梦的金人。永平十年，张骞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以白马运载经卷佛像回到洛阳，明帝建白马寺。其后二人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及译经的开始。以上传说自三国时代即被盛传，一直当作事实。但在今天大部份的学者均抱怀疑的态度，并提出许多疑点︰第一，感梦遣使一事充满神话色彩。第二，所说明帝派到大月氏国去求法的使节张骞，，是西汉武帝时代的人，且张骞到大月氏国并不是为了求法。第三，求法传说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人，在别的文献中未见出现，历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个疑问。第四，汉朝尚未正式与西域互遣使节。故明帝遣使求法的传说，可推想为佛教中人藉皇帝的求取而增加本身的权威性。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的注，引用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是现存有关佛教东传较可靠的记载，内容大约说，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佛经〉。

 

　　楚王英是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好结交宾客，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被人诬告意图谋反。当时明帝下诏命天下，若献绢则可赎死罪。英献绢三十匹，明帝以其崇尚黄老、浮屠〈佛〉当无嫌疑，应退还所献的绢，以作供养沙门及优婆塞的费用。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信仰儒教、黄老的同时，又信仰佛教的佐证；而且显示外国僧人不仅已经到达长安、洛阳，还远达楚王英的封地──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市〉进行传教活动。

 

　　综合以上的资料来考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后，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佛教。至一世纪时，长安、洛阳，以至彭城，也有佛教的流布。但是应当注意，伊存的口授佛经，楚王英的奉佛，无论如何也只是根据残存的纪录，实际上中国人最初知有佛教及皈依佛教，究始于何时，则无法确定。但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时，是经西域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佛陀的理法最初是以记忆背诵的方式传流下来的，但是，由于岁月的累积，教法的内容也随之增多，造成了背诵的困难。同时单靠背诵难免会产生错误或异说，引致教团出现混乱。于是，在公元初年，佛教的经典就开始以文字抄录来加以保存。恰巧在这一时期，佛教亦由西域传入中国。

 

 

 

　　中国人虽然早于西汉末年已经知有佛教，但其基础的确立，则在东汉末叶，有了汉译佛经开始。在此时期除了流行的『四十二章经』不知译者外，翻译佛经较著名的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二人。

 

　　安世高为安息国王子，父王去世后，他将王位让给叔父，便立志出家修道，周游列国。及长，学习阿毗昙并通禅经。在东汉桓帝初年来到洛阳，其后历二十余年，专心从事佛经的汉译，共译出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转*轮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均属小乘典籍。其译出毗昙及禅经等典籍，对中国佛教的禅观思想及小乘法相教义的传入有很大的影响。据说他后来到达南方逃避汉末的战乱，圆寂于浙江的会稽。

 

　　 支娄迦谶是稍后于安世高来到洛阳的译经僧人，他出生于大月氏国，在桓帝末年到达洛阳，于灵帝时期译出了『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共十三部经典。他所译的都是大乘经典，其中『道行般若经』是中国『般若经』的最早译本。以上二人，分别译出大小乘经典，将早期的小乘思想和往后经过发展的大乘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的中国人，把全部经典视为佛说，而接受下来，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之一。

 

 

 

　　当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乃建基于汉族的高文化之上。这种全然不同的文化〈指佛教〉要传入与流布，必先找到与中国人共通的思想和信仰作媒介，方能逐渐被接受。其时，汉代虽盛行儒学，然于儒学以外，尚有一派乐于隐逸生活的，并以老子为宗的道家；在民间也有起源于长生不老及神仙方术的道教流行。到东汉末年，此种迷信神仙、方术、图谶之风非常盛行，将黄帝、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术而获得世人的信仰。

 

　　对于熟悉了这种现象的中国人，看见外来的佛教僧人对佛像烧香礼拜，诵持国人听不懂的经文，举行宗教仪式，也就自然视他们为方士之类；那些僧人舍弃世俗的生活方式，与道家的隐士相比也没有多大的分别。由于这种印象，佛教因而被视为与黄老同类。所以，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的同时，又崇奉佛教。从此一事实分析，佛教最初是被当作与黄老之教近似的信仰，而被汉族社会所容受，并发展成日后儒、释、道三教融和的思想。这是了解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方向。

 

 

节录自 香港佛教联合会 佛学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