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而后有学——欧阳竟无文集》

　　王雷泉 编
 
 　　目录
 
 　　编选者序
 
 第一编《佛学通论》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
　　附：佛法为今时所必需
　　唯识抉择谈
　　附：欧阳竟无先生答梅君书
　　心学大意
　　《内学》叙言
　　辨方便与僧制
　　辨虚妄分别
　　辨二谛三性
　　附：解惑四则
　　辨唯识法相
　　附：解惑二则
 
 第二编《佛教教育》
　　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
　　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
　　今日之佛法研究
　　谈内学研究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
　　释师训第一
　　释悲训第二
　　释教训第三
 
 第三编《佛典研究》
　　《瑜伽师地论》叙
　　卷上
　　总略第一
　　五分第二
　　十要第三
　　卷下
　　十支第四
　　十系第五
　　绪言第六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
　　卷一
　　五周叙事第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十义抉择第二
　　诸经所系第三
　　诸家所明第四
　　绪言第五
　　《藏要》第一辑叙
　　《藏要》第二辑叙
　　《维摩诘所说经》叙
　　赠友《藏要》
　　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经论断章读》叙
　　精刻大藏经缘起
　　《心经》读
 
 第四编《论佛学书》
　　与章行严书
　　覆陈伯严书
　　覆魏斯逸书
　　答熊子真书
　　覆欧阳浚明书
　　答陈真如书(二则)
　　与李正刚书
　　覆梅撷芸书(七则)
 
 第五编《儒学通论》
　　夏声说
　　孔佛
　　孔佛概论之概论
 
 第六编《儒典研究》
　　《论语十一篇读》叙
　　《孟子十篇读》叙
　　《中庸读》叙
　　《大学王注读》叙
　　附：读《大学》十义
　　《心史》序
　　《孟子课》叙
　　《论语课》叙
　　《毛诗课》叙
　　《中庸》传
　　绪言
　　中庸传
 
 第七编《论儒学书》
　　与陶闿士书(四则)
　　覆张溥泉书
　　跋《中庸传》寄诸友
　　覆蒙文通书
 
 第八编《人物行状》
　　欧阳东泅毙哀纪碑
　　杨仁山居士传
　　附：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编选者序
　　王雷泉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万花筒般的动荡剧变中，要找出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转的大思想家，委实不多。在长江流域，先是在下游的南京，抗战期间转移到上游的江津，存在着一个特立独行的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探讨着终极的佛教真理，却公开宣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与一切迷信和独断无缘。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他们高扬师道的价值，终生献身于师门事业，前赴后继，薪尽火传；然而，为了求道的真实和学术的尊严，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怀，敢于修正师尊的思想。他们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对数千卷佛经进行了最严格的校勘，却敢于对师尊和自己藉以入门的《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回到唐代唯识学这一表面看来极端保守的口号下，他们对一千余年来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佛学，进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佛教的组织制度，提出“居士可以住持正法”，搅动起二千年来已成定局的僧主俗从格局。
　　这个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以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1870－1943)、吕澄(1896－1989)三个杰出人物为代表，将中国佛学带出笼统颟顸的古代形态。在中国佛教历经劫波，即将迎接下个世纪的曙光之际，人们会再次涌动感恩的心潮，缅怀他们的世纪性贡献。杨文会，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知识分子，最先接受西方刚创立不久的近代宗教学研究方法，创办学校，校刻佛典，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吕澄，一个冷静求实的佛教学者，本世纪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与当今依然健在的台湾印顺法师同称为中国佛学双璧。而作为承上启下枢纽的欧阳渐，则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用晚年致门下陈铭枢信中语来讲，他的治学求道、讲经说法，“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他是把学问与生命体验和医民救国结合在一起的。“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内学杂著·内学序》)读欧阳之书，如同他摧金裂石的书法一样，充满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悲凉之感，而又从字里行间激荡着不媚时俗、穷未来际的豪迈情怀。
　　欧阳渐在世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已是“别调孤弹”，在他死后的相当长岁月中，亦不为世俗社会和佛教界所理解，“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舂粮且不能宿，盖垂青者寡矣。”(《内学杂著·与章行严书》)然而，他以“破釜沉舟，同向毗卢遮那顶上行去”的悲壮精神，带领一小批同道者，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环境中左冲右突：他要在中国举办有如当年印度那烂陀寺一样宏大规模的佛教大学，却苦于没有多少像样的佛学教材；他要继承恩师杨仁山的遗志，对汗牛充栋的上万卷佛经进行严格的学术整理，而合格的佛学人才却寥若晨星。他别无选择，摆在面前的只能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讲学以刻经”。通过办学以培养整理佛经的人才，在整理佛经中造就佛学人才。平生所学主要体现在对佛典的选编校订及叙论中，故治学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讨，而是善于归纳，扼其大意。尤在晚年感到来日无多，故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在讲学和书信中，以《内学杂著》和《孔学杂著》最为精要。欧阳渐晚年亲自手订二十六种著作，辑成《欧阳竟无内外学》三十册，由支那内学院蜀院于一九四三年木刻印行。这部文选主要根据于此，并酌收发表于支那内学院学报《内学》等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全书根据文章体裁和内容分为八编，每编之内则按时代顺序排列，为方便读者阅读，选文皆由编选者重新分段标点。各编主要内容及选编理由如次：
　　第一编《佛学通论》，收录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唯识抉择谈》、《心学大意》、《〈内学〉叙言》、《辨方便与僧制》、《辨虚妄分别》、《辨二谛三性》、《辨唯识法相》等八篇文章和三篇附录。欧阳渐对佛教的系统理论，大量见于他对佛教经典的提要叙说，以及关于佛教教育的论述之中。本编所收的只是他对佛法的一般论述。面对二十年代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传统佛教界衰败的现状，欧阳渐坚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学、科学外，别为一学，故应屏除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弊病：“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致章行严书》)支那内学院开学之初，欧阳渐开讲《唯识抉择谈》，列举当时中国佛学有五蔽：一、盲修禅宗者作口头禅、野狐参而废弃经教；二、思想方法儱侗而凭私见妄事创作；三、天台、贤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为足，而使佛法之光日晦；四、学人于经典著述不知简择最精当之唐人之书，所以义解常错；五、学人全无研究方法而妄执难易、世、出世法门。针对“时俗废疾”的空疏之病，在体用、真俗等关系上，强调即用显体、即俗修真，并辨别法相、唯识实有二系。认为唯有法相、唯识之学能对治上述五蔽。本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同出杨仁山门下的太虚法师的反驳，由此带动了对中国佛教史的深入研究。欧阳渐一生的治学充满论战的特点，范围涉及对传统中国佛教的定位，对政教关系及僧俗关系的阐述，以及对汉藏佛经翻译中佛教术语的歧解等各个方面。欧阳渐的治学重点虽是《瑜伽》、《唯识》，然中年以后旁通《般若》，融贯空有，并最终以《涅槃》为归趣。
　　第二编《佛教教育》，收录了《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今日之佛法研究》、《谈内学研究》、《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等五种。欧阳渐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现代佛教教团的意义。民国元年，他曾参加过一个短暂的“中国佛教会”，因口号偏激，纲领超越于时代而告失败。在这以后，他埋首书斋，禀承杨仁山刻经须设立居士道场的遗训，先是在金陵刻经处主持研究部，然后于1922年，和学生吕澄等人创办支那内学院，建立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中国佛教教育。抗战期间迁至四川江津，仍禀“讲学以刻经”的一贯宗旨，并发文踔厉，以激励忠愤之气。四方从游者甚众，名流贤达如梁启超、黄忏华、汤用彤、梁漱溟、陈铭枢、陈独秀等，先后入室受业，恭执弟子礼。他把佛教教育的宗旨定为：第一、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第二、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为支那内学院立“师、悲、教、戒”四字院训，“师、悲”着重对于人群社会的责任，“教、戒”强调学佛的理论与实践。嗣后更立四信条：“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系。”《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方向，在《释师训·辟谬五》中，列举十条经证，而倡居士堪以住持正法之说。《释教训》作于蜀院时期，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提出“证智无戏论，佛境菩萨行”，以顿境渐行之论，期由言教史实之真，以求观行实践之真。并确立毗昙、戒律、瑜伽、唯智(般若)、涅槃五科院学。在教育的目的、对象及方法上，欧阳渐有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充人之量。”教育对象虽有平民和豪杰之分，但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发心须立乎其大，而作圣成佛必须笃实渐进，故概括以一个“续”字：“相续增上，是为精进。难行苦行，遍一切行，不思议行，是为精进。日月以续而明，四时以续而成。涓涓之滴，续成江河。青青之茁，续成寻柯。悲悲不已，续成萨婆若。”(《释悲训》)
　　第三编为《佛典研究》，收录《〈瑜伽师地论〉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藏要〉第一辑叙》、《〈藏要〉第二辑叙》、《赠友〈藏要〉》、《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经论断章读〉叙》、《精刻大藏经缘起》、《〈心经〉读》等九篇。欧阳渐继杨仁山之后，走上了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整理藏经的不归路。“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嘱于予曰：‘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二十余年中，夙夜不敢康，刻成经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诸科要典，皆发明要义，作成叙言。自1927年起，欧阳渐即组织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经中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一套精要的佛经丛书《藏要》。原计划将菩萨藏、声闻藏中之经律论、西土此方著述，抉其要分为六辑，因战争等原因，实际上只编成三辑。编辑《藏要》是为今后彻底整理全藏作准备。“藏貌虽存，藏真早丧。一丧于金沙杂聚，而鱼目篡珠；二丧于浩渺无津，而久隳简陋；三丧于义深文涩，而屏弃谁披？经律论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从无整理。嗟乎！琼瑰虽备，弃不庄严；海藏空罗，任其溃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矿，久握珠而还贫。教不能行，藏不能读，药不能医，岂不冤哉！故兹之刻藏，整理为宗，以为是先务之急也。整理应分三事：一、删芜；二、严部；三、考订。”(《精刻大藏经缘起》)对于大量汗牛充栋的后世著述，提出“余付藏外，任世浮沉”的主张，虽然惊世骇俗，却发人深省。
　　第四编为《论佛学书》，收入《与章行严书》、《覆陈伯严书》、《覆魏斯逸书》、《答熊子真书》、《覆欧阳浚明书》、《答陈真如书》(二则)、《与李正刚书》、《覆梅撷芸书》(七则)等书信。在这些与友朋和门人的书信中，再现了欧阳渐一生治学求道的轨迹，尤以《答陈真如书》、《覆梅撷芸书》等晚年书信，为一生佛学思想之总结。早期的《与章行严书》，向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备述支那内学院办学特点及研究成果，并以“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视为“教育神髓”。在致门人陈铭枢(真如)的信中，对他另一个弟子熊十力(子真)背离师说的理论失误，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饥虚，而徒迹袭宗门扫荡一切之陋习、宋儒鞭辟为己之僻执，遂乃孤明自许，纵横恣睢，好作一往之辞。”认为自韩愈以来至熊十力，对佛教的根本误解，就在于误认寂灭为断灭，以清谈废事为禅而恶之。因此在晚年书信中，不厌其详地论述涅槃、法身、法界等佛教的终极命题。在《再答陈真如书》中，回顾了在接踵而来的身家痛苦中，坚忍发奋而求道有成的过程。四十岁前后，因寡母去世，由陆王心学进而学佛，由此知生死由来。五十岁前后，女儿、儿子、胞姊、爱徒相继夭折，于痛彻心脾中，通宵达旦，钻研《瑜伽》、《般若》，撰成《〈瑜伽师地论〉叙》和《〈大般若经〉叙》。至六十岁，作《〈大般涅槃经〉叙》，而后知无余涅槃为佛法之唯一宗趣，确立一生学说之重心。
　　第五编为《儒学通论》，选录《夏声》、《孔佛》、《孔佛概论之概论》等三篇。欧阳渐于深通程朱陆王之学后研究佛学，然后以佛摄儒，阐孔、佛之同归，本内外之两明，故将一生著述编定为“内外学”。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以寂灭寂静义、用依于体义、相应不二义、舍染取净义四点，系统阐述儒佛二家的异同。认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一切哲学，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道体，而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求道的深浅、广狭而已，即“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孔行而无果，佛则是行即是果。然而，根据真俗、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则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执；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碍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碍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孔佛》)明白体用不二的原理，则儒学的发扬光大，就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
　　第六编为《儒典研究》，收录《四书读》、《心史叙》、《论孟课》、《毛诗课》的《叙》和《中庸传》等九篇。多为自编内学院诗文课本。欧阳渐精于文学，晚年因国难而倡忠义救国之心之气，选《毛诗课》叙曰：“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悱。”1940年作于蜀院的《中庸传》。认为孔学有系统谈之概论，止是《中庸》一书。沿憨山德清之说，以寂灭般若为自本体，以法相唯识释性天情欲，谓舍染取净即是教。性无顿渐，教有等差。离位育参赞，是个人事，亦天下大事。故中庸之道，实大乘菩萨道。值此抗战时期，尤应提倡“狂狷中庸”，认为“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在《跋〈中庸传〉寄诸友》中，认为孔、佛相通，通于此册，此非积七十年之学不能说此，将《中庸传》与《心经读》同视作晚年定论之作。
　　第七编为《论儒学书》，选录《孔学杂著》中的《与陶闿士书》(四则)、《覆张溥泉》、《跋〈中庸传〉寄诸友》、《覆蒙文通书》等讨论儒学的书信。抗日军兴，欧阳渐猛烈抨击产生汉奸的文化心理根源“乡愿”，“世之败坏，至是极矣。观国是者，莫不归过于贪污之官吏，豪劣之士绅，苟且偷堕之社会，此固然矣。然亦知病本之由来乎？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废，乡愿之教行。”因此，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一条鞭，不可杂保皇党开明专制。今日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孔子谋道不谋食，孟子舍生而取义，踽踽独行，不可夹杂乡愿、两边立足之相似教。”(《与陶闿士书三》)值此抗战，为贞元交会之非常时期，应具一段超远精神，而立天下之大本。此超乎常人思议之大本，“由二千年鄙儒谤弃之寂灭来，由二千年乡愿诬蔑之中庸来。”即佛教的最高境界“寂灭”，与儒家中庸的“素隐”，具有体与用、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寂之境界，****净尽，天理纯全境界也。一泓秋水，荡涤纤尘，涟漪不动，寂灭寂然：于此悟****净尽境界，佛家名寂静寂灭。天光云影，人物山川，悉于中现，无劳一睇：于此悟天理纯全境界，佛家名无损恼寂灭。小乘寂灭，止用寂静，大乘兼用无损恼。今谈治国，应大乘同，触处洞然寂灭全体，故曰真孔中庸还我实落。”(《覆张溥泉》)1943年2月1日的《覆蒙文通书》，是欧阳渐逝世前二月所作，可视作最后的学术遗嘱。认为欲弘扬孔学以正人心，应谈最胜极最胜三事：第一、道定于孔孟一尊；第二、学以性道文章而得其根本；第三、研学必革命。“数千余年，学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兴孔，端在孟子。《诗》、《书》、《春秋》，统归而摄于《礼》，《荀子·礼论》无创制之意，《中庸》本诸身，徵诸人，皆制作之能。学《荀》未免为弊人，学《孟》然后为豪杰之士也。有志然后能文章，更能进于性天。《礼》须囊括宇宙，《易》则必超于六合之外；《礼》唯集中国之大成，《易》则必契般若、瑜伽之妙，而得不可思议之神。《中庸》之素隐不已与修道，语语皆与涅槃寂静相符，渐既揭之矣，而《易》之契般若、瑜伽者，留待能者可乎！”
　　第八编为《人物行状》。据周邦道、章斗航所撰《欧阳大师传》，吕澄尝谓：“凡佛子之具教主规模者，愿力太宏，悲心太切，其一身所践更，往往非人所堪。”欧阳渐曾有“回将极苦代娑婆”之句，意谓愿世人无复有自己之惨痛，有之，则一人代受可也。本编选入《欧阳东泅毙哀纪碑》，由此可窥欧阳渐激于自身丧子失女的惨痛经历，而有如此血泪凝结的文章。欧阳渐去世前一年，撰《杨仁山居士传》，赞扬杨仁山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并认为自己批判《大乘起信论》等经典，并不违背师说，因为杨仁山在《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儱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在他去世的当年，掌门弟子吕澄撰《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进一步指出：“师之佛学，由杨老居士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简未纯，至师始毅然屏绝。荑稗务去，真实乃存，诚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初，师受刻经累嘱，以如何守成问，老居士曰：毋然，尔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故师宏法数十年，唯光大是务，最后作老居士传，乃盛赞其始愿之宏，垂模之远焉。呜呼！师亦可谓善于继述者矣。”
　　二十世纪末叶，有着太多的浮躁和无奈，各类横空出世的“大师”，各种五花八门的体系，匆匆来去，各领几年乃至几月的风骚。为本已喧嚣的世间，平添几多躁音。自古英雄多寂寞，从杨、欧、吕三代大师非凡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种道义相托，薪尽火传的精神。
　　本书大部分由舍弟王雷波先生承担电脑打字，研究生聂士全、曾奕、宋道发诸君作了部分校对工作，特此申谢！本人虽在电脑上对每篇选文皆作三番校对，仍恐有错，敬请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