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杂谈
项一峰
《佛学研究》1995年第4期 
 
    教育无论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都是一种有益的方式。今日只要你有机会路过校门，不难从校门两旁的墙壁上看到“国家富强，教育为纲”、“国家兴盛，教育为本”。“社会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等视教育为建国安邦、社会进步、民族强盛关键的标语。在这一点上，美国、日本、韩国等东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在言行上比较一致，有的国家甚至不惜血本投入去实施教育计划。而我国在这方面现在还显得力不从心。我国的教育，自然也包括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何时开始?可言自释迦牟尼菩提树下苦修六年成道，五比丘初转*轮即已开始。我国的佛教教育活动，当然要从西域高僧大德入汉弘扬佛法的第一天算起。后来历代高僧大德开办译场，讲经说法，乃至本世纪初欧阳竟无先生、太虚法师等人创办的各类佛学院，都属于佛教教育。故佛教教育，自产生以来大体可归纳为二大类。

　　一、师徒教育：(1)僧人与僧人之间的教育。(2)僧人与居士、善男信女之间的教育。

　　二、学校教育： (1)僧人、居士 (亦有非信仰者)与僧人之间的教育。 (2)非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教育，如社会大学中开办的宗教学科。

　　按现代述语来说，前者为比较高级形态的教育，后者为高级形态的教育。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存发展至今天，此二类教育模式是不可缺少的。至于二大类中包含的小类教育形式，至今还存在不足。

　　师徒教育，是原始佛教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佛教教育史中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后的佛教教育中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这种古老而原始的教育方式，为佛教的弘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师徒教育方式，是心传、宗续、实践参悟的基本保障。

　　佛祖说法，随缘而变，随机而立，化济群生。自印度佛教产生上座部、大众部之别，佛教已萌生不和协，或说带有对立性的教育因素。传至我国，产生了禅、净、密、贤、法相、三论、天台、唯识八大宗系。虽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盛况，但又不免各自为阵，存在互为不利的影响因素。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朝代中，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不注重普及教育，认为受教育者是少数上中层人的事。故而师徒教育在社会教育占了重要地位。佛教教育中的师徒教育虽然有教无类，但与旧的教育方式一致。

　　社会进步发展即将跨入21世纪的大门，教育已被视为富国强民之本，深得社会普遍重视。当今受教育者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师徒教育的众多缺陷性，如知识单一化，被授教育人数过少等，已不能适合当今和未来人们求知的要求，难与时代同步。所以学校教育方式的优势，强劲地显示出来。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也非常注意和重视这一点。当初太虚法师、欧阳竟无先生等人创办的各类学校就是行动的实施。他们为现代和未来的佛教教育开了个好头，指出了佛教教育的正确方向。佛教教育要与社会教育同步，就要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潮流。

　　佛教教育，在僧伽教育方面，太虚法师的佛教三种革命说，很具时代感。第一是教育革命，针对带有封建宗法烙印的制度和传统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僧伽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主持各地寺院，以消除帮派林立、等级森严的流弊。第二是教产革命，主张寺院财产公有，兴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是教理革命，针对中国佛教偏重死后活动，和尚以赴经忏、超度荐亡为职业的流弊，主张人生佛教，注重现生问题，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

　　太虚法师的三大革命说，应该是当今我国佛教僧伽教育的理论基础。不过太虚法师主要针对的是僧伽教育。佛教徒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太虚法师重僧伽教育而忽略居士(学者)教育。同时代的欧阳竟无先生却二者兼得，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既培养僧才，又培养居士(学者)。如著名的佛教学者熊十力、汤用彤、梁启超等人都是及门弟子。

　　在佛教传弘的整个历史中，僧人占主导地位、作用之大自不必说，僧才的教育培养定当为首，而自释迦在世就有维摩诘大居士护法。《维摩诘经》所言正说明居士护法弘教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了培养在家教徒的不可忽视。这种僧俗弟子同轨传弘佛法，在中国古代佛教史中却难能读到，是中国佛教教育中的一大遗憾。时至近代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佛教界方有重视居士弘法的重要性。三中全会以后的开放改革，佛教再度恢复。复苏后的佛教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佛教人才的培养。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培训班、名山大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佛教僧才，但能适合时代、与时代同步的佛教僧才却为数甚少。对佛教居士(学者)的人才培养实际没有提上日程。佛教四众弟子，佛学水准普遍跟不上。这对现今和未来中国佛教的兴盛，为中国佛教能与整个时代同步，而服务于社会，实现人间佛教，难以胜任。

　　近几年笔者有缘参加了些国内、国际性，有关佛教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深感佛教人才之缺乏。有的非佛教界组织召开的会议，不是无教徒参加，就是参加人数占与会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几。在这仅有的百分之几中，还是非大陆的教徒为主，佛教界(或联合)组织召开的会议，以佛教徒身份参会人数也难以占主导地位。以专业论文水准来看，大陆佛教徒与非大陆佛教徒，及佛教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相比，大多水准相距很远。大陆教徒参会者，几乎皆为长者，这不能不使与会者们感到佛教界后继人才紧缺。

　　只要稍加调查了解，近十几年来佛教界培养出的僧伽人才并不少。仅就北京中国佛学院及南京栖霞山佛学院、苏州灵隐山佛学院三所国家级高等佛学院来说，培养出佛教僧伽人才近千人。再加上省市级和名山大寺自办的各类佛学院校，今日学就赴工作岗位的人数不少于几千。除极少数从佛教界进入社会单位从事科研和改行工作外，全部在佛教界工作。这些在佛教界工作的僧才，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是否在替佛行道，以身弘法?

　　他们在佛教界工作的情况，大概可为以下几种：一、不失僧人身份，经商，赴经忏法会挣钱。二、搞些教务工作，钱虽说不少挣，但是僧俗身份互变不明，落个自由。三、虽不为财色，但为名，僧人身份不变，倒也安份。四、不为财色名利的僧人，如麟角凤毛。他们求悟证而苦行，追真理而奋进。但是他们很少愿意去参加一些社会性的公开活动。芸芸众生，各为所得，各为所求。

　　佛学院校培养出的人才要求，是脱俗出世，德才兼备，献身弘法，普度众生的僧才，以上说佛学院校培养出几类人才来讲。唯有教内第四种僧才似合标准，只是在普度众生方面略有点不足。余五类都是佛教教育的“失败”。在五类失败者当中，当首推离开教界行居士护法方向的人才，弘法最得力，他们守居士戒，即遵守佛教戒律，无犯戒之不良现象而间接影响佛教的声誉。他们致力弘扬佛教文化。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精髓。佛教今日在我国及世界众多国家久兴不衰，就是因为佛教理论的博大精深。佛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已至不可分割。在二种相融的文化中，任何民族在重视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不得不重视佛教文化。不然某些民族文化就会大加逊色，或出现文化断裂。居士们的学识不但为佛教界承认，更为社会所承认。同时证明佛学院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其它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互为抗争，毫不逊色。如此也是教外弟子弘扬佛法的一种新方式。

　　其次当推教内工作的第三类僧人，不为财色，略为名，但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并行并弘。

　　一、二两种教内人才，他们为财色，在弘法过程中，起了“像法”作用。有时不免受到人们的讥讽。

　　至于改行者，是佛教教育的彻底失败。不过仍不失慈行普度，为社会培养出具有高知识的社会人才，对佛教无大益，但也无害。

　　综上所说佛学院校培养的人才，他们今日的所作所行，能充当和担任现在、未来佛教弘法大业。佛教事业前景如何?今天佛教界及从事佛教文化工作的众多有识之士，对佛教进入21世纪后的人才大加忧虑。首要问题是佛教当今如何发展?佛教教育如何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弘法人才?就此笔者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佛教教育办佛学院校，不能坚守自闭，只培养僧才，应僧俗两类人才兼备。这种办学方式，韩、美、日本等国家已有先例。在我国支那内学院也是尝试。

　　二、开办居士佛学院校，培养教内教研人员，并为社会科学研究相关联的学科代培人才。

　　三、佛学院校培养出的僧才，根据才能和社会因缘，提供适当的条件，让他们尽能尽智为弘扬佛教大业而尽力。如近十几年来培养出的僧才中，不少有学识，有培养前途的人，因僧缘不足，俗缘不佳，及一些人为的障碍，造成他们弘法力不从心，这是佛教人才的一大浪费。

　　四、为现具较高才能的年青僧人，多提供些条件，让他们更进一步进修专业知识，及有关的文化知识。如当今港、台、日等一些僧人，一人拥有几种学业学科的文凭学位。这种培养僧才的教育方法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现在的北京大学就有外国僧人在校进修非佛学专业。

　　五、佛教界多成立一些研究机构，汇集教内外有志的专家学者，从事佛教系列文化研究，经常举办一些国内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交流会，促进佛教文化社会化的普及教育，高层次的发展。

　　六、佛教的社会化，是当今佛教僧人再不是过着行乞化缘，光靠护法供养生活。他们自食其力。现在提倡“农禅并重”，应该还要提出“商禅并行”。关于“商禅并行”或许招来一些人反对。俗话说“无商不奸”，这个“奸”字会吓倒一大批人，这是犯戒。其实为商不奸的大有人在，而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法合理经商(不是进寺拜佛买门票，自断佛门之香火)，这正是对社会“奸商”的一种打击，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净化社会的有益之举。

　　七、佛教界开办初级文化教育学校，为因各种原因而造成的失学儿童提供就学机会。这是社会公益，亦可为培养未来佛教人才打下基础。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就办有此类公益学校。

　　八、对当今中国佛教如何发展?不少人提出应学习日本的佛教，也有人坚持应学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日本佛教今日的现状对佛教的传弘虽有众多益处，也有不少弊端。我们不一定非要完全向他们学习。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找出一个适合于中国佛教发展的路子。如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搞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按照我国现有的国情发展佛教事业，这就要不失印度、中国佛教的传统，僧人严守戒律，做出表率。另要加强居士(学者)佛教。中国佛教历来以僧人佛教为主，居士佛教只是附属。用现代人流行的话说属“编外”，我们应该将居士佛教纳入“编内”，实行僧人佛教、居士佛教并重，这样不正是扬日本佛教之长，避日本佛教之短，亦不失印度、中国佛教的传统。四众教徒各守己戒，弘扬佛法，实现“人间净土”。

　　谋求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续佛慧命，不是某个别人或某些人力所能为的事，应该是每位佛门弟子首要关心的大事。作为一名佛门弟子，报四恩，诚心提出上述建议，但望能得到更多关心佛教发展有识之士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