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与当代河北文化建设
梁世和
《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
一、禅文化与燕赵文化
禅文化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且极具活力和创造性。禅宗从开始创立,到当代复兴,都与河北密切相关。
1.禅宗的创立
禅文化与燕赵文化渊源极深,早在六祖慧能正式创立禅宗之前,禅的种子就已在燕赵大地播撒。菩提达摩自印度来中国传扬禅法,后来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成为中国禅宗二祖。慧可虽然不是河北人,但却长期在河北南部一带传道,长达三四十年之久,并最终圆寂于河北成安。
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是六祖慧能。慧能(638–713),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涿州)。其父卢行瑫早年在北方为官,后被贬谪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慧能就出生在那里。慧能所开创的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在当时佛教的八大宗派中,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做到了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深刻影响了唐宋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故此,太虚大师(1890–1947)称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
2.燕赵禅文化的鼎盛期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禅宗先后分化出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大宗派。其中,义玄(787–867)开创的临济宗在长江以北,祖庭在河北正定,其影响力最大。其他四宗在长江以南,后来除曹洞宗一线孤传在东南一隅之外,其余三宗均销声匿迹,因而形成了“临天下,曹一角”的局面。临济宗不但是禅宗主脉,而且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临济宗义玄的主要弟子都是河北人,直到第三代。
与临济宗义玄同时代,被尊为“赵州古佛”的赵州从谂(778–897)汇集禅宗各家所长,禅修精深。八十岁时,应信众之邀,驻锡赵州观音院(今赵县柏林禅寺),化行燕赵,弘扬禅法四十年。他虽然没有开宗立派,但禅宗五大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赵州禅的影响和启发;赵州法脉虽然没有传承下来,但其禅法却为古今禅者推崇备至,赵州公案被视为禅门典范。这样,禅宗四大门风“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其中最风行的“临济喝”和“赵州茶”,便发端于河北。这不仅是中国禅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成为河北禅文化的鼎盛期。
3.当代河北禅文化的再兴
河北禅文化自明清以来长期沉寂之后,在当代又重新崛起,其标志就是生活禅的广泛传播。生活禅是净慧法师以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为依托,于1991年提出的落实人间佛教理念的一种禅法理论和修行实践体系,目前在海内外佛教界、学术界及普通大众生活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当代佛教的主流思潮和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新模式。目前,柏林禅寺已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面旗帜,生活禅也已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法门。柏林禅寺的复兴,生活禅的广泛影响,昭示了当代河北禅文化的再兴。
二、禅文化对当代河北文化建设的意义
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因此,当代河北文化建设必须认真挖掘和提炼燕赵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禅文化作为燕赵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在当代河北文化建设中应当有着重要意义。
1.禅宗心性之学是对燕赵经世之学的重要补充
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同的燕赵学术传统是沿荀(子)董(仲舒)一路发展而来的北学。北学是以经世实学的治学路径、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厚重古朴的治学风格、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为其主要特征。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是其核心思想。其学风特点是:强调学术研究要与现实问题相联系;勇于任事,不务空谈;勇于创新,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多方面。这种崇实学风与燕赵慷慨悲歌古风相互激荡,深深影响了北方的士风民俗。受这种学风影响,燕赵思想家往往对理学多作批判,不很重视内圣的作用,而直接在外王、致用上下工夫。北学到清初颜元时,把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推向极端,发展成唯用论。颜元片面强调习行和经验,轻视甚至否定抽象思维和理论,走向反知识的道路。他虽重实践,但却把实践科学降低为具体劳动。这种特点使燕赵思想存在着重经验归纳、轻理性演绎的特点。
心性之学是与经世之学完全不同的一条学术致思理路,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其研究对象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人的心性问题。禅宗的特征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以求“明心见性”,彻悟成佛。禅宗极力强调人的心性的意义,是心性之学的代表。燕赵学术发展偏向的是北学一路,儒家心性之学始终未成气候。河北是禅宗重镇,有着深厚的禅宗心性之学资源,但长期以来燕赵文化有意忽视或排斥禅宗心性之学的影响,使得两种文化资源各自发展,互不影响。本来心性之学有助于纠正和平衡经世之学极端化所带来的弊端,但由于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使得河北文化精神一直呈现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用论的特征,而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短视的恶果则不断显现。因此,在构建当代河北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和融合禅文化的心性之学,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2.禅文化的创新精神对当代河北文化建设的意义
文化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文化建设的灵魂。任何一种文化要求得发展,就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因此,在当代河北文化建设中,创新精神的建立是重中之重。而作为燕赵文化重要精神资源的禅文化,在河北发展的三大时期就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
首先,六祖慧能所创立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大众化、贫民化的产物,被学者称为佛学的革命。慧能在创立禅宗的时候,佛教的各宗各派都相继成立,其教义和教规都极为烦琐。慧能认为,这些宗派都没有找到最直截了当的法门,因此,他所创立的禅宗对佛教的教义和教规作了简化,建立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此外,慧能主张日用即禅修,将修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把佛法精神贯彻于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这样,他解决了佛教与民众和现实相脱离的问题。在他的改革下,禅宗形成了简洁明快的修行方法、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不劳不食的劳动态度、潇洒自在的僧人风范。从而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实现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其次,河北禅文化鼎盛时期产生的临济禅和赵州禅,使佛法人格化、生活化,代表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成就。临济宗义玄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禅法,无论是接化学人,还是阐释祖意,都是新意迭出,不拘成规,使得临济宗人才辈出。时至今日,汉传佛教十个和尚有九个属于临济传人。赵州禅则充分体现了“平常心是道”的宗旨,以本分事说禅,以家常话接引学人。在禅宗史上,赵州经典公案最多,并且影响深远,这是赵州禅的最大特色。临济禅和赵州禅的出现,完全是临济义玄和赵州从谂勇于创新的结果。
再者,在当代河北孕育并影响日益广泛的生活禅,是净慧法师依据佛教契理契机的原则,继承大乘佛教入世的精神,积极融入生活,很好地解决了入世与出世,继承与创新问题的结果;是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和深化为一种禅法理论和修行体系,一种能够适应现代人生活要求的禅宗修行法门的结果;是当代理论与实践创新、文化创新的成功典范。
综上可知,无论是六祖慧能创立禅宗,还是临济禅、赵州禅、生活禅的产生,无一不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文化创新的结果。作为河北地域重要精神资源的禅文化,其创新精神有助于当代河北文化建设,但长期以来,燕赵文化却一直缺乏对禅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工作。因此,在构建当代河北文化精神中,结合实践和时代要求,对禅文化的创新精神进行继承和发扬,显得尤为紧迫。
3.赵州禅、临济禅宗风与河北文化精神的相互激荡、相互强化、相互促进
赵州禅与临济禅是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禅法。有学者研究说,赵州和尚是老婆心切,对家里人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体贴和放心不下,是一种慈悲的风格;而临济禅师像大将军冲锋陷阵一般,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法不立,体现了佛家的最高智慧境界。两位禅师,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两种完全不同的禅风,却几乎是同时落户河北,而且两寺相距不远,都属于今天的石家庄市,似乎难以解释,却恰恰与燕赵传统的文化精神相吻合。
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所孕育的是独特的“圣贤–豪侠”人格,在燕赵的民风民俗上,圣贤精神与豪侠精神并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赵州禅与临济禅则分别与这两种文化精神相契合。具体言之,赵州禅的慈悲风格,颇近于燕赵的圣贤精神,与冀人的性情醇厚、民风淳朴相容;而临济禅的机锋峻烈、杀活自在的宗风,与燕赵的豪侠之气颇相恰。在这里,他们都找到了与自己禅法相应的文化精神。因此,看似矛盾,却又和谐共处。
燕赵文化精神自身存在着和谐机制,但燕赵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近世以降面临的民族国家危亡使其人格精神中慷慨悲歌的豪侠精神一面被普遍推崇和强化,圣贤精神一面逐渐退隐和弱化,使得这一和谐机制被破坏。在当代河北文化建设中,重建这一和谐机制,赵州禅、临济禅宗风与河北文化精神的相互激荡、相互强化、相互促进的和谐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生活禅对当代河北文化建设的意义
生活禅是用禅的方法来解决现代人生活的烦恼,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由此来看,生活禅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当前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一致的。作为一个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成功典范,生活禅除了创新精神对当代河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外,其方法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生活禅的要领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但这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和观念,作为佛教禅宗的修行法门,必须具有切实可行、可操作性的具体修行方法,才能实现其教化力量。因此,为了把握和落实这一要领,又提出了四个具体要求: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每一个要求又分别包含着更具体、更详尽的内容,都有切实可行的落实办法。这样,生活禅的修行就由抽象理念层层具体化,具有充分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生活禅从理念到实践层层推进的完备体系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我们的文化理念经常无法落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这样的体系,这对河北的文化建设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