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的讲学制度

心皓

　　中国丛林寺院有“冬参夏学”的传统，意思是冬季参禅，夏季则讲习经论，这并非仅指禅宗寺院而言。有的禅寺甚至从不讲经，原因是与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冲突。禅宗强调见性悟道，不大主张看经习论，因此“夏学”的传统大部分保留在讲寺或教寺。

　　讲经说法是讲寺的主要特征，虽然并不是所有讲寺在夏季一律举行讲经，有些寺院在一年中任一季节讲授圣典，但在古代多数寺院，讲经习惯上仍在夏安居期间举行。在此期间，讲寺的方丈若自觉能够胜任讲经，则亲自上堂说法，否则从外延聘他寺大德来讲授。

　　天台宗倡导止观并重，对讲说经典和义解十分重视，并把讲经作为一种寺院修学制度确立下来，开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案。天台宗僧人平时学习以阅天台四书为主，在夏安居期间则有多种学习和考试形式。元代天台自庆编撰的《教苑清规》〈安居门)第七中有“住持开讲”、“都讲头首开讲”和“维那点读”等专门为增进僧人学识的制度，以及“三科习读”和“锁试”等检验僧人学习程度的考核制度。

　　丛林寺院是一个以广大出家僧众为教育对象兼具有多种效能的教育阵地，针对不同层次的僧众，其教导方法也有差别。对于毫无文化基础的沙弥、行者，寺院首先教会他们读书识字。对于已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僧众，寺院让他们进一步学习佛学理论。天台宗讲学制度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后者。《教苑清规》提出对僧人学习天台教观的基本要求是读诵“四书”，所谓“为学之要，先读四书”[1]，四书是《天台四教仪》、《法界次第初门》、《菩萨戒义疏》和《小止观》。

　　新学者习读经典的首要任务是读《天台四教仪》，“此一书乃如来出世五时施化，大小乘法咸摄其中，先习此者可知梗概，渐入佛道故也。”[2]《天台四教仪》是高丽僧谛观所撰，此书记述天台教观二门之概要，自古被视为天台教学的入门书。因此《教苑清规》强调新学者一定要先读此书以了解如来说法的次第和基本内容。

　　其余的三部书略微偏于观行方面的教导和认知，均是智者大师的著作。《法界次第初门》也是初学天台教观者的入门书。本书计分六十门，首先叙述凡夫染污苦集之法，其次谈及菩萨因行定慧诸门，最后列如来果德。智者撰此书的用意有三：(1)为读经寻论者示其名数，主要阐述毗昙等的教义及诸法之名目。(2)为习圣教者知法门浅深次第。(3)为习学三观者，于此诸法名相义理，一一历心而作观。《菩萨戒义疏》是天台智者大师注解《梵网菩萨戒经》的一部注疏，共二卷。天台、净土宗所传的大乘圆顿戒专依此书而立，初学者读此书可以巩固戒行，并发起事事均能为他人着想的菩提心，这对于僧团的圆融和合也是一种促进。《小止观》即《童蒙止观》，这是一部修行止观的入道枢机之书，内容分十科来阐说修习止观之诸要领。十科即是：具缘、诃欲、弃盖、调和、方便、正修、善发、觉魔、治病、证果等十章。这十章可以看成是《摩诃止观》之梗概，为初学者以后系统学习圆顿止观打下坚实的观行基础。

　　《教苑清规》规定的这四部入门书概括了戒定慧三学的内容，几乎统摄天台佛教教观的总纲。

　　天台四书的学习除了自学以外，还有维那加以引导，在《教苑清规》中称为“维那点读”。维那是寺院知事之一，也应该以礼拜请。在点读的时候，维那“随于一书，撮其英，发其奥，辑以成章，为学者敷演”[3]。点读仪式除了不拜、不登座、不鸣鼓、不鸣椎以外，其余均与住持、头首开讲相同。有趣的是，维那点读时还有祈求天台祖师加被的念诵：“稽首天台教主佛陇禅师，惟愿他心道眼无碍见闻，冥勋加被。”接着称念“南无旋陀罗尼菩萨”三声。

　　除了平时的学习外，僧人夏安居期间是集中学习天台教观的时间，此时由住持为大众开讲经论。因为“讲说训徒，乃住持当然之事；研几索隐，为学者当须究心”。[4]〈安居门〉的“住持开讲”条记载了住持讲经的仪轨。四月二十日举行修习大悲忏的当天，讲经法会启讲。起讲的前一日侍者必须禀白住持，告诉他要开讲某文至某卷某科，并令堂司行者贴“开讲牌”挂到僧堂前通知大众。第二天堂司行者再去通知一声住持要开讲之事，便让行者去排设桌椅讲位。讲经地点在法堂，僧众在等待住持前来时先诵《法华经·嘱累品》，表示不负佛所嘱托弘扬大法之意。等住持到了法堂后，全体僧众持具起立迎接住持，经过一番烧香问讯之后即登座说法。由于住持平日事务较忙，所以他的讲经还要由侍者帮忙“点对部文，预分科目”[5]。有必要时，侍者还须将住持的讲经整理成笔记，供后人研读。

　　在“住持开讲”条还说到天台教寺除了本寺住持外，还有他山住持、西堂首座道旧也被请来讲经，说明教寺对讲习经论一事的确是十分重视的。此外，教寺还请名德僧人都讲以及都讲头首开讲。

　　都讲是古代经论讲会中所设的职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学者讲经采取一问一答方式，由都讲负责发问，讲师对经论详加讲解阐发，俾使听众容易理解文义。《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记载，天监三年(504)，梁武帝御重云殿讲经，“以枳园寺法彪为都讲，彪先一问，帝方酬答，载索载征，并通玄妙”。[6]可见都讲最早的职责是负责发问，并不参与讲经，但后来其职责发生了变化。《释氏要览》卷下〈说听篇〉中谓：“都讲，即法师对扬之人也。”[7]并叙述上列法彪的事迹。其后文云：“晋支遁至越，王羲之请讲《维摩经》，以许询为都讲。询发一问，众谓遁无以答，遁答一义，众谓询无所难。今之都讲但举唱经文，而亡击问也。”[8]说明都讲已经由“与法师对扬之人”变成了主要讲演说释之人，原先的发问者就取消了。后世于安居期间曾设置“都录”之职，即源于都讲之制。但《敕修百丈清规》已没有都讲一职，倒是重视讲学的天台宗《教苑清规》保留了都讲一职。

　　《教苑清规》对都讲的人选十分重视，“大方都讲，丛林宿德，人天师范，宗乘唱导，法道系焉。礼宜严重，委曲控陈，再三劝请”。[9]如果都讲有允意，住持要以礼聘请，先请两序归方丈献茶。对两序说：“此间多众，宜得哲人讲演说释。山中幸有某人，学识高明，教道所系，烦两序同诣彼寮，拜请为山中都讲。”说完后，住持共两序到都讲所住之处拜请：“大众倾心，久思示诲，伏望慈悲，特赐开允。”都讲也谦虚作答：“幸获依栖，贵图藏拙，既蒙见举，不敢有违。”[10]拜请以后，为了尊重起见，住持第二天还要特意上堂“举扬盛德，仍伸请辞”，大众又一次拜请。

　　都讲的主要任务是宣讲佛法，按照佛门规矩，宣讲佛法必须有人劝请。《教苑清规》〈都讲头首开讲〉条说：“此土根性，从声入理。理本无说，理由说彰。五种法师，解说为最。法不孤起，理应劝请。”天台重视《法华经》，《法华经·法师功德品》说到有五种法师，即：(一)受持法师，谓于如来之言教经论能坚固深信受之，又能忆持而不忘者。(二)读经法师，能正心端坐，眼观经文而宣读者。(三)诵经法师，于经能背诵而不须对文者。(四)解说法师，能教授并解说经中之文句者。(五)书写法师，能书写经文而流布广传于世者。此中以解说法师能宣说佛法对度化众生最为有利。在这里，即是将都讲的重要性提升到解说法师的这一层次。在天台讲寺里，除了都讲开法座讲经外，其他头首也不定期地开讲。由此看来，教寺的讲学风气确是十分兴盛的。

　　讲学制度在三个月的安居期间，如果没有遇到特殊情况是必须每日举行的。但六月是盛夏，天气十分炎热，讲经学经对僧众的受益并不是很大，故六月的开讲座一事可由住持来决定是否罢免。所以自庆说“六月隆暑，罢讲或不罢，在住持行之”[11]。

　　尽管决定权在于住持之手，但为了让后学能够多一些机会学习佛法，住持更应该督促后学精进修学，所谓“古人行道，不惮寒暑，坐夏九旬，必期取证。住持首座，鞭策晚生，毋使怠惰，当效古人，行习读、锁试之法。”[12]习读和锁试是训练讲经人才的主要方式，习读在《教苑清规》中称为“三科习读”，锁试则是三科之后所进行的一种笔试方式。

　　三科习读是仿照封建社会中三科取士的形式，训练讲经人才。每年夏天安居讲次期间，住持为了“勉励才能，策勋后进”，也搞“三科取士”。这里说的“三科”是：一、复讲科，指住持讲经后，弟子能准确重述所讲；二、开科科，指弟子能初步讲述住持次日将要讲的经籍内容；三、诵文科，能诵读所习之文。

　　住持在三科考核的三五日前令侍者至各斋登记参选人次。参选人按其资格不同而有不同参试层次：知客、维那、久住阇梨等可参加复讲科的选拔，已登诵文科的阇梨可参加开科科的选拔，初学阇梨和本山新戒可参加诵文科的选拔。登记结束后，参选人日夜勤奋，温习待考。

　　到了三科考试之期，住持登座，从参选人中拈纸阄，当众进行口试：复讲的要求是“复住持当日所讲之义，不得别有异议，过于穿凿”。但对于“果有发明，符合文旨”的，也给予奖掖。参加开科考试的人已在前几日请经师帮助“讲明文义，点对句读，及收开等法”，要求对住持次日将讲之文，理解准确，不违经意。诵文的要求是“言词精熟，详缓合宜”，抑扬动听。三科考试是以住持为裁判，并评选出最优秀者予以奖励。参加三科考试获奖者，大众皆至其斋寮作贺。次日，考取者分别至方丈、库司头首诸寮谢礼。

　　锁试，是在三科人讲习考试合格后再进行的一种笔试，以了解其文字理论水平，然后决定在职务上提升与否。

　　锁试之前的三五日，住持令侍者先抄布复讲、开科、预科参试者的名单。到了考试时期，住持亲临监考，并请西堂首座、东序尊宿等莅临证明。试场中央挂智者大师像，敷陈供仪。场中预先已排定位置，参试者对号入座。考题分两类：复讲、开科者较难，预科者次之。

　　监考制度相当严格，“不许怀带消文私叶”，监寺来回巡警。试场外挂静牌，“闲人毋得擅入喧杂”。考试时间为一天。这一天午饭点心，皆不得离场，甚至“若欲净手，俱在近便一处，不许托缘归斋”[13]。考毕后，试卷封号，“斋名双讳”。

　　考试毕的次日，由住持评判试卷优劣，“若说义纯正，深于理致者，则当称赏之，拟擢职事；或言词疏谬，答不称问者，当以诫勖；若他白者，示以弹呵”[14]。天台重视对佛法教义的研习，且将之与职事的升迁挂钩，这与禅寺以参禅有悟为选拔职事标准有着较大差别。

　　锁试之法是天台宗培养僧才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但它起于何时并不清楚。从自庆的《教苑清规》中大概可以得知是宋代知礼以来的一种天台宗考核方式。《四明尊者教行录》中曾有《绛帏问答三十章》、《试问四十二章》和《教门杂问答七章》等，是四明考核弟子学问的一种问答方式。其中，《绛帏问答三十章》是四明法师与净觉仁岳的问答，其序云：“天禧改元春二月四日，延庆座主出山家教义凡三十条，褰绛帏问诸子。其词惟要，其旨甚微。俾无惑者兴布教之功，令不敏者奋强学之志。门人仁岳率尔而对，斐然成章。非求鲁国一字之褒，盖请武津四择之诫。”[15]知礼出题的目的即使不能起到弘法布教的作用，也希望藉此问答机会鼓励他们奋强学之志，没想到仁岳率尔而对，斐然成章，让他十分欣喜。《教门杂问答七章》也是四明法师问，门人自仁答。这是因为知礼在大中祥符七年讲授天台教观之时，“未知学者浅深之解”，所以出数问让门人作答。《开帏试问四十二章》是知礼出卷给弟子们口试，他想知道“勤勤习学”的弟子们究竟对教观津要领会得如何了，所以撰写了诸部文义四十二条，开帏试问。让他高兴的是弟子们“征文说义，一一答上”。知礼的这一问答考试方式应当是被弟子们继承下来并加以改革发扬，最后形成一种严格的天台宗考试制度，在宋元之时或曾流行一时。但到了自庆所处的元代末期，教门衰微，如此复杂严格的锁试之法早已废弃不行。所以自庆在《教苑清规·锁试》中曾感叹地说：“锁试之法，废久不行，今姑存之，俟有作兴者。”

　　虽然天台宗的这些讲学制度未被继承下来，但天台僧团在讲学方面创造的丰富教育经验及其完整的教育形式，在中古佛教教育史上仍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今僧教育特别是佛学院校的讲经制度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