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哀哀父母 - 噩耗

 

  　噩耗

　　

　　我出家之后，直到如今，一共回了三次俗家。

　　

　　第一次，就是民国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夏天。

　　

　　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的秋天。

　　

　　第三次，是在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那时候，我已离开了小庙，已经进了上海静安寺的佛学院。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回俗家。那次，因为我的母亲病危，特别派我的三哥到上海接我。那次，我是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向学院里请准了假，跟着我的三哥连夜赶回乡下去的。

　　

　　我们乘的是火车，那是我第一次乘坐了京沪线上的火车，坐了三等车厢的夜班车，从北站乘到无锡，下了车等了三、四个小时，才天亮。我的三哥，在乡下是蛮灵活的，到了上海，竟显得土头土脑，那副乡巴佬的神情，却又处处为我着想，把我当作公子哥儿，他自己好象是个跟包的听差，在他以为，在上海念佛学院的「小老爷」，一定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地经得起折磨了。买了三等车厢的车票，他老觉得对我不起似地，上车之后，到处为我找座位，但是，车厢里早已挤满了，跑车帮的男男女女、捆捆包包、箩箩筐筐，以及一些苦力和军人，又到那儿去找座位呢？他从头一节车厢挤到末一节车厢，也没有找到一个空位。最后，还是一位好心的军官，给我让出了半个位子。至于我的三哥，他就坐在那位军官的行李上面，那位军官，真是一位好心的人。

　　

　　从无锡换乘内港航行的「小火轮」，秋季的内港水路很浅，水底到处长着像孔雀尾似的水草，汽艇的叶桨，不时地跟水草纠缠，航行了一程，必须停下来清理一次。内港的两岸都很高，港面不太宽，秋天的太阳又是有名的秋老虎！就这样行行又停停地航了一整天，受了一天的罪，到天黑之后，才算航到了不能再向前航的地方下了船。

　　

　　我和三哥抵达家门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了。

　　

　　俗家的四周，除了唧唧的虫声，静得几乎使我感到恐怖，但也没有什么不幸的迹象可以看到。三哥要我放开嗓子叫门，好让父母高兴一下，我就照着做了：「阿爸，开门哪，我和小阿哥回来啦！」

　　

　　屋里还是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动静。当我喊了三声之后，父亲才应声出来。父亲把昏黄的油灯拨亮，他显得很疲乏、很苍老，带着忧虑而又欣慰的表情对我说：「你们的娘已盼望好几天了，这几天，天天都在念着你，她说今晚，你一定能够到家的，所以一直没有睡着，刚才我还没有听到叫门，倒是你们的娘把我推醒了。」

　　

　　阿弥陀佛，感谢佛菩萨的保佑，母亲尚能见到我哩！我听完父亲的话，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了下来。

　　

　　当我迫不及待地走到母亲的床前，我还没有开口，倒是母亲先喊了我的名字。她的神情，显得很愉快，虽然一个像小山似的大肚皮衬托出那张焦黄而干瘪的脸庞，看来令人心酸。

　　

　　「不要紧的，我的病，前天有人送来一张专治水肿的秘方，吃了些时日就会好的，今天我也觉得舒畅了一些，精神也好了一些，要是一直像三天以前那样，恐怕今天我已见不到你了。」

　　

　　我尚没有想到应该用怎样的话来慰问母亲，倒被母亲首先安慰了一番。我正想说一句什么话的时候，母亲又接着往下说了：「早晓得如此，你小阿哥的这一趟上海，也是多跑的，害得你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其实嘛，生病等于享福，我一生难得休息十天半月的，这一来，我倒可以安安静静地什么事也不用去做了。唉！只是辛苦了你们的爹，里里外外，都由他去张罗，前几天我病重的时候，一连几天几夜，他都没有合一合眼，要是我再不好，只怕也要把他累倒了！」

　　

　　听到这里，我真想放声大哭，我还能说什么呢？俗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当父母老病了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竟然不曾发生丝毫的作用！父母时时为儿女着想，处处替儿女打算，做儿女的又为父母着想了多少，为父母打算了多少？母亲到了这样病重的时候，始终没有为自己担忧，倒是体惜她的儿女、体惜儿女的父亲。

　　

　　母亲见我在暗暗地饮泣，于是，她的语调，放得更加平静、更加慈祥了：「你难过什么呢？你姆妈不是还在好好地和你说话吗？你回来了，我比什么都高兴，你比几年以前长高多了，今天夜深了，你们兄弟俩在路上也很辛苦了，到明天，再让我仔细地看看你。不要哭，又不是十岁、八岁的小孩子，见了久别重逢的姆妈，还要诉苦吗？」

　　

　　经过母亲这么一说，我倒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一个出家数年的人，感情还会如此的脆弱。可是，直到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不免要泪眼模糊地俯首啜泣！

　　

　　的确，我的回家，对于母亲的病，很有帮助。我天天陪伴着母亲，许多的事，母亲都希望我替她做。母亲有着说不完的话要对我说，每次说了几句又不往下说了，似乎，由于我的出家，已使母子之间隔了一道墙壁。但她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童年的往事，听了那些非常可笑的事，我笑，她也笑。我劝她念佛，她说她已念了很久了。她对我的一串玻璃念珠很喜欢，拿在手上不停地数，可惜那是我向监学守成法师借的，回上海时又向母亲要了过来，没有能送给她。她的睡眠增加了，饮食也增加了，有时也能勉强着坐起来了。她看看自己的大肚皮，往往会从嘴角上泛起一丝苦笑，因为她也知道，凡是害上了这样的病，在一个乡下的穷人来说，痊愈的机会根本是非常的稀少，什么药物、什么秘方，顶多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同时，母亲也很相信「药能医病，不能医命」。所以她也坦然地对我说：「今年我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你们兄弟姊妹也不用我照应了，能赶在你们爹的前面先走一步，倒是我的福气。……」说到这里，她便曳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但我已经听出她的弦外之音，那就是养儿育女不中用，老俩口子还得相依为命，如果晚走了一步，卧病之后，又有谁来悉心地照顾？我是不用说了，我的三个哥哥，老大、老二，都已分开来住，老三虽跟父母住在一块，也有妻子的生活负担，一天不做一天不能生活。纵有孝子，岂有老伴那样地体贴。父母看儿女是肉里的肉，儿女看父母是皮外的皮，虽然是一样的痛，痛的程度却不同！我的母亲，岂不是已经体验到了这一层道理？

　　

　　我不是善于流泪的人，当我想到这里，竟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虽希望在家里多住一些日子，我的身分、我的学业、我的假期，却要把我从母亲的身旁拉走。在家伴着母亲住了半个月，母亲的病况，没有恶化，心情虽较开朗，但也没有痊愈的迹象。

　　

　　我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母亲也天天问我为什么还不走？她是不希望我走的，却又硬要赶我走；为她自己着想，为我前途着想，她是矛盾的、痛苦的。

　　

　　终于，我是走了。终于，我也得到了丧母的噩耗！

　　

　　那是过了两个多月，接到了我二哥从他做工的纱厂打来的电话，那是上海小沙度路的一家拉绒厂，他说他与大哥、三哥，在农历九月上旬，已经把母亲的后事料理定当，请斋公做了一天「道场」，母亲的灵柩，暂时葬在我家附近的租田上，三年以后，再将遗骨送到张氏祖宗的祖坟中去。他说，因为遵照母亲的遗命，没有通知我回乡奔丧，一则顾虑我的学业，再则顾虑路上太乱。但我深深地抱怨，家里为什么连信也没有给我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