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军中十年 - 上等兵

 

  　上等兵

　　

　　当时的国势，已经危险到了极点，总统下野了，代总统李宗仁，已不管事，国家无主，几乎是群龙无首，我们的事，是由东南行政长官陈诚负责，但在那个时候，前方节节失守，台湾的一切，尚未走上轨道，补给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到了新竹清水的第二天，艰苦的生活，就开始了。一日两餐，每餐两、三只葫瓜，要做成一百多人的菜，油只能在水面上飘着几点小花；菜的主要内容是盐，还好，盐在台湾，比大陆便宜得多。

　　

　　立正稍息的操练开始了。为了节省，所以倡导三光运动：在高张的火伞之下，在硬绷绷的黄土地上，光头、光背、光脚，要不是腰间还有一条短裤，那就像一群原始的野人。这个运动，一直到了民国三十九年(西元一九四○年)秋天以后，才告结束；直到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美援恢复了，军人的生活才有了改善。现在我尚存有当时的两张团体照片，看来像是一群猿猴。

　　

　　大家最感伤心的，是把长头发一律剪光了，既觉得像是做了囚犯，又因为新头皮经不起烈日的曝晒，晒起了水泡，痛得哀哀地叫。这一点，大家就羡慕我们几个和尚兵了，我们的头本来就是光的，所以也省了这一场烦恼。

　　

　　其实，苦的还在后头。

　　

　　因为衣服太少，不够换洗，只有在每天的午后，带我们去塘里洗澡时，顺便浸一浸，不用肥皂也没有肥皂可用，拧一拧，披在塘边的草上晒晒干，再穿著回营房；没有草席，大家睡在稻草铺的砖砌地上，早晨起来，身上还沾满了被汗汁粘住的稻草叶。玻璃厂的四周，围起了两人多高的竹篱笆，也设了五、六处哨岗，大门口，除了值星官带队，个人无法出去。事实上，一堂接着一堂的操课，也无暇容许个人外出。一天接一天，天天都是「立正稍息」、「原地转法」，有的人学得很不耐烦，有的笨瓜还把左右转法弄不清楚。上海时所称的知识青年军，青年是对的，知识就未必了，因为未经考试，老粗还是不少。

　　

　　此时，我们静安寺一共七个同学，已有两人拨出了通信连。尚剩五人，相互照顾，彼此勉励，处得很好。

　　

　　入伍的基本教练开始之后，我们的阶级也有了决定。说来很有趣，我们的阶级是由文书上士分配决定的，承那位文书上士的美意，他问我：「你要当什么兵？」

　　

　　我说：「我要当通信兵。」

　　

　　「不！我是说，你要当什么阶级的通信兵。」

　　

　　「我不知道有多少阶级呀？」

　　

　　「共有三级，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你要那一等？」

　　

　　我实在不知道究竟那一等比较好，所以说：「随便好了，只要是通信兵就好。」

　　

　　总算文书上士够朋友，他是给了我一个上等兵。

　　

　　我们五个静安寺的同学之中，三个是上等兵，还有二人善于说话，连长对他们有了认识，知道他二人的程度不坏，所以一入伍就当了士官，一个是中士，一个是上士。这在到了五月终发饷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我们正好赶上新旧台币的改换期间，上士新台币三十元，中士二十四元，上等兵六元，一等兵与二等兵的更加少。一个上士的饷，可以买到将近一钱黄金，上等兵的六元，实在太不够用，如果是二等兵，那就更惨。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难过也不喜欢。

　　

　　六月二日，我们的军长到新竹跟我们训话，训话完了，他要凡是读过大学的人举手，要大学生站到前面去，他说他要培养知识青年，如果是大学肄业的，他将栽培着继续读完大学。于是，有三十多人站到前面去了。军长又见我们之中尚有一小队的女兵，也要她们站到前面去，准备把她们与大学生一齐带走，她们后来成了女青年大队的队员。但是军长又教高中生举手，这一下可就多了，大家希望能被军长带走，所以冒充高中生的不在少数，我们五个学僧，不知能算什么程度的什么生，所以没有举手。但是军长的处置很简单，他说：「军部在北投成立了一个学生大队，训练基层干部，凡是高中生，过几天均可报考。」

　　

　　果然，在农历端午节的那天，我们奉命自新竹出发，到了北投。

　　

　　说到端午节，使我回忆到吃的问题。自上海入伍以来很少见有荤腥，似乎根本没有荤腥，但在端午节那天，军长有犒赏，有鱼有肉也有酒。我自出家以后，未曾尝过腥味，这一个节，使我痛苦了好几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却觉得腥臭不堪，鱼与肉，固然不敢动筷，连同饭筐、饭瓢、菜盆、菜杓，也都沾了腥臭味。尤其那种鲨鱼的腥臭，简直要使我作呕，那天加菜打牙祭，我几乎是饿了一天。所谓「但吃肉边菜，不吃菜边肉」的工夫，那确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习惯起来的。自此以后，天天又以肥猪肉代油煮菜吃，所谓菜，仅是一盆酱油汤中浮着几片象征性的菜叶或瓜片而已。人到此时，再不想吃也要吃了。纵然是如此的菜汤，大家还要动作快些，才能喝到半碗，因为操场的训练，流汗太多，对于盐分的补充，几乎像是参汤那样地贵重。菜汤虽然无菜，盐分却是够的。

　　

　　初到北投，住在旧北投火车站前的国民学校里。当天下午，虽然没有宣布放假，大家却是自动外出在北投玩了半天。那时的北投，日式的风味很浓，建筑是日式的多，吃食也多半是日本料理，据说，那种浴室也是日式的。北投的人，很少懂国语，说国语的也不太受欢迎。因此，我们之中有几个会说日语的，便大大的吃香了，关振也算是一个，大家都希望跟着他们在一起，感到方便，乃至感到安全，这种怪现象，直到民国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以后，才慢慢地消失。

　　

　　当时的旧北投，的确旧得可以，房子都是旧式的，楼房几乎找不到。即使是新北投，也没有几家象样的大旅社。北投公园是一片草，路灯几乎少得不容易找，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冒着白气的硫磺温泉，到处都可见到。

　　

　　到了北投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高中生去学生大队参加考试(学生大队是在跑马场，后来改称复兴岗)。通信连中自称高中生的实在不少，真正高中毕业的却又不多，值星官一集合，几乎去了半个连，我们五个人，也被说动了心。但经发下试卷，我们又被难倒了，什么三角、几何、代数，那些高中的功课，佛学院里不曾教过，所以仅在试卷上签了名，都缴了白卷。我们之中的王文伯是可以试试的，但也受了感情的影响缴了白卷。监考官看看我们的签名，再看看我们的仪表，然后又看看正在操场上操练的学生：赤足、光背、短裤、戴斗笠、拿竹枪，皮肤晒得黑里泛亮，操着步枪的枪法。他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意向，所以他说：「武学生不比文学生那样轻松，你们怕吃这种苦，是吗？其实不要紧的，惯了就好了。」

　　

　　但是另外一位监考官(后来知道他是副大队长)却说：「不要勉强他们，他们怕苦，我们的学生生活，就是要苦，每天早上要跑五千米，要比赛爬山，要爬对面(他指七星山)那座大山，怕吃苦的，那能做我们的学生？」

　　

　　其实，两位监考官都没有猜中我们缴白卷的原因，我们倒也乐得借机而光荣地下台。

　　

　　此后，我们连上乃至我们团部的官长，都还把我们当作真正的高中生，所以每有考试，都要鼓励我们参加。的确，以我们的谈吐，以我们的仪表，高中生未必及得上我们，殊不知，在学科方面，我们是一只纸老虎。总不能教我们拿佛学院里所学的五蕴、百法、四圣谛、八正道、苦、空、无我、无常等的知识来应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