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个人的管理

　　我国固有法律不但严出家入道之条件，且更积极干预僧道之生活，如修持经典、坚守清规、洁身自好等均是。若有违犯，法令除予处罚处，并常予强制的不俗之处分。
　　
　　一、私入道之外罚
　　不具备上节所列之许可条件，而自行出家入道者，乃构成“私人道罪”，一方面不能取得正式僧、道资格(度牒之领得)，另方面法律有罚。
　　关于法律对私人道之处罚方面，自唐律以乞清律均有明文，彼此并大体相同，兹以唐律户婚第五条之规定及疏义以说明之：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
　　　　“私入道，谓为道士、女冠、僧、尼等；非是官度而私入道，及度之者，各杖一百。注云：若由家长，家长当罪；既罪家长，即私入道者不坐。已除贯者，徒一年，及度之者亦徒一年。本贯主司，谓私入道人所属州县官司，及所住观寺三纲知情者，各与入道人及家长同罪。若犯法还俗，合出观寺，官人断讫，牒观寺知仍不还俗者，从私度法；断后陈诉，须着俗衣；仍被法服者，从私度法，断后陈沂，须着俗衣；仍被法服者，从私度法，科杖一百。即监临之官，不依官法，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若州县官司所度人免齐全役多者，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论；并依上条妄增减出入课役科之。其官司私度人，被度者知私度情而受度者，为从坐；若不知私度情，而受度人无罪。”(４０)
　　兹将这条文的罪与刑事分析如下：
　　１．私入道者：即非经官方许可而出家入道之本人。但若系其家长使之私入道者，仅罚家长。
　　２．度之者：当指私自为人剃度之人。在佛教，即剃度和尚。
　　３．家长：未经官方许可而送其子女出家入道者。
　　４．刻政主司：指私人道者籍贯所属之州、县主司。惟对私人道知情而听许者，方处罚。
　　５．所住观寺三纲：据名例第五十七条疏：“观有上座、观主、监斋；寺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此等人亦须知情方坐罪。若剃度仪戒举行亦在本住观寺者，则此款之人与第二款的“剃度著”为同一。
　　６．监临之官：指有关主管官吏枉度人者。
　　乙　　犯罪类型及刑罚
　　１．一般私入道罪：凡非由官方依法超度而私自出家入道，而未达“除贯”之程度者属之。本人杖一百；如系家长所由者，罚家长；度之者亦杖一百。本贯主司及所住观、寺三纲知情者，同罪(罚)。
　　２．加重私入道罪：前种情形而达“除贯”程度者，皆先进事迹一年(较前罪处罚重一等刑)。
　　３．准私人道罪：凡僧、道犯被官司依法判决还俗，而仍不还俗者；或经判决还俗未确定在向上陈诉应穿俗衣而仍穿僧、道之“法服”者，均以“私人道罪”论科，杖一百。
　　４．官吏非法度人罪：以人数算，每度一人杖一百，每两人加一等(如共二人仍只杖一百，共三人则加一等变成徒一年)；无论多至几人，最高科流三千里。此种罪亦会构成官司脱漏户役罪名，如后者重则从重处断(４１)，不再适用本条这罚。又此种罪若被度之人知情者，为从犯(从犯减一等科罚，见名例第四十二条)。
　　由上分析，可见“私人道罪”在唐律是处罚相当重的。后世法律，则减轻了。如《大元通制》第九八五条：“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其师苔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元籍。”明律(第八十六条)及清律(第七十七条)则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
　　
　　二、犯奸罪之加重
　　佛教出家人犯奸，是首要的“波罗夷罪”。而在俗世法律，且有加重处刑的规定。按自唐律以至清律，僧道犯奸，几乎均有加重处罚的特别规定。而且，这种加重，是所是因身分犯奸加重其刑的犯罪中之最严重的。
　　此见唐律杂律第二十八条：“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丧，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是僧道犯奸及加普遍奸罪二等之刑矣。此于名例第五十七条注“犯奸盗者，同凡人”之规定，疏云：“道士女冠僧尼犯奸盗，于法最重，亦可获得者得印证。按唐之凡奸为徒一年半，有夫奸为二年；每加一等为半年；故僧道犯无夫奸为徒二年，有夫奸即为徒三年，此外并强制还俗。
　　《宋刑统》本为唐律，固无论矣。唐律以上规定，也全被明、清律所沿袭(明律第三九六条、清律第三七二条)。
　　至于元代法律，对犯奸之僧道虽未必如唐律的重罚，但科决后强制还俗是必定的处罚。如《大元通制》第五二九条规定：“诸僧尼道士犯奸，断后并勒还俗。”此外，《元典章》并载有如此之实例：
　　　　“大德七年九月，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备准东道廉访司照刷安东州文卷内，捉获道士李道恭与唐阿邵通奸，取讫招伏；依和奸无夫妇人例，杖断七十七下，发付合属收系为民。又刷海宁州文卷内准司牒节给王兴呈，东北隅人户宋祥婿段胖儿口告；捉获妻宋招儿与道士赵道明通奸，取讫招伏；本州因宋招儿怀四个月身孕，有妨科决，发不拘山县收禁修产限满日解州外，将奸夫赵明断讫八十七下，笺发安东州道正司收管，不曾断遣还俗，与安东州道士李道恭体例不一。看详僧道，既处净门，理宜洁身奉教之内，却有犯奸作盗，靡顾廉耻，甚伤风化。僧人有犯，已有刺断为民通例所据，出家道士即系一体；拟合将赵道明依例断遣还俗，一体施行。道刑部议得：僧尼道士女冠，理宜修洁，既犯奸盗，俱合一体断罪，依便还俗。相应都省准拟施行。”(４２)
　
　　三、不得娶妻妾或与亲属共居
　　舍弃家庭生活，以修梵行，洒来就是剃度出家的根本志向，如有违背，在戒律、清规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情况未必尽合此标准，从《大元通制》第三七三条规定：“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其无妻子者蠲除之。”清雍正十三年上谕有谓：“今僧之中，有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４３)由这元、清两则法令可证明，僧道之中仍有不守这根本大戒的。因而，朝廷法令有罚；其实质意义，等于以政府力量去纠正教内的犯戒行为了。在现代的“政教分离”及“宗教自由”原则下，这种事是不可想像的。
　　固有法律，自元朝以来，均有禁止此事之条文。《大元通制》四Ｏ三条规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明、清律户律婚姻门“僧道娶妻”条则规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女家同罪，离异。寺观住持知情与同罪，不各者不坐。若僧道假托亲属或僮仆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论。”
　　至禁止与亲属共居者，见宋大中祥符二月癸卯“宫观度人诏”载：“自今天下道士，有以亲属住宫者，严禁止之。”又开宝五年病闰二月戊午“禁寄褐道士诏”载：“其道士，无得于宫观内蓄养妻妾。已有家者，速遣外出居住。”(４４)
　　令人惊奇的是，像宋、元、明、清法之一样禁止僧道娶妻畜妾之规定，唐律却未之见。其理由据薛允升云：“僧道绝无娶妻之理，有犯直科奸罪可耳。不然，尼姑女冠亦应有嫁人为妻之律矣，何以并无明文耶？此皆建文之过于繁琐者。”(４５)薛氏此种指摘乃专以唐律来批评明律，并间接批评清律师者，是否成理不无疑问。盖僧道娶妻固不合教规戒律，但若科以奸罪，又未免太过，故对此问题，薛氏之藉唐律来批评明律，反而表示出唐律之不合理了。事实上，唐律恐非知此的不合理。
　　拙见以为，唐代法令之所以缺乏禁止僧道畜妻妾的规范，原因不外二点：一是当时佛道的风气良好，所谓“毗尼严净”，戒律清规普遍遵守，故没有出家人复畜养妻妾的事发生，故必然不会有法律去规范不会发生的事了。二是当时社会风气开放，认为此种私事不必官方去强行干涉；这点也是可能的，因为唐代男女关系不若宋以后的极受压制与管束，乃有关研究学者之通论。

　　四、禁施异术邪道
　　僧道不务修持，徒以非理迎神，异述蛊惑人心或为人卜筮唐朝言吉凶之类邪恶道，其害非浅，早在唐代已有法禁，后世亦然。
　　此见唐开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禁断妖讹等敕”云：
　　　　“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护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诡怪，岂涅槃之信士？不存惩革，遂废津梁；眷彼愚蒙，将陷坑阱。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能类实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于抚驭，是生奸宄。自今以后，宜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４６)
　　又如“禁僧道卜筮制”云：
　　　　“左道疑众，王制无敕。妖言蠹时，国朝尤禁。且缁黄之教，本以少思寡欲也。阴阳者流，所以敬授人时也。而有学非而辨，性挟于邪，辄窥天道这远，妄验国家之事，仍又托于卜筮，假说天安灾祥。岂直闾阎之内咨其诳惑，兼亦衣冠之家多有厌胜；将恐寖成其俗，以生祸乱之萌。时艰以来，禁网疏阔，致令此辈，尚有矫诬。害政之深，莫过于此。将归正道，必绝奸源。宜令所司，举旧条处分。”(４７)
　　此外，《唐会要》卷五十“杂录”亦载唐高宗永徽四(公元６５３)年四月敕：
　　　　“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及卜相”。
　　旧同的规定，亦见诸五代的法令。如后唐天成二(公元９２７)年六月七日敕：
　　　　“访闻近日，有矫伪之徒，依凭佛教，诳诱人情；或伤割形骸，或负担钳索，或书经于都肆，或卖药于街衢，悉是乘讹。须行断绝！此后如有此色之人，并委所在街坊巡司纠察，准上决缺。”(４８)
　　又如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
　　　　“应有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诸般坏肢体，戏弄道具符篆，左道妖惑之类，今后一切上绝。如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所在居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厢镇职员所由公然容纵者，重行科断。”(４９)
　　又如宋太祖开宝八(公元９７５)年四月丁酉“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云：
　　　　像法真宗，适当崇阐；缁徒戒行，尤在精严。如闻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并夜集士女，就寺开设，深为亵渎，无益修持。宜令功德司及尚书祠部，告谕两京诸道州府，并禁之。“(５０)
　　元代法令虽弛滥，但对此等事则严禁。例如，《大元通制》九八八条规定：“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堵塞斩；为从者，积压以轻重论刑。”同法九八九条规定：“诸以非理迎神，祈赛惑众乱民者，禁之。”同法九九三规定：“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寺观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
　　明、清法令，对非理迎神、假冒为善等事，处罚之严，甚于前代。如明清律礼律祭祀门“亵渎神明”条载：“若僧道修斋设醮，而拜奏青祠表文，及近禳火灾者，同罪(杖八十)还俗。”又同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褥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且除此律文之外，明朝并有问刑条例为之补充，该规定为清朝所沿，并经雍正及乾隆年间加以修改，即：　
　　　　“各处官吏军民僧道人等，妄称谙晓林鸾褥圣、书符咒水；或烧香集徒，夜聚晓散，并捍造经咒邪术、传徒敛钱；一切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其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者；或称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缘作弊，希示进用者；并军民人等寺观住持，不问来历，窝藏接引，容留披剃冠簪，至十人以上者；俱发近边充军。若不及十人，容留潜住，荐举引用，及邻甲知情不举，并皇城各门守卫官军，不行关防搜拏者，各照违制律治罪；如事关重大，临时酌量办理。至守业良民，讽念佛经，菇素邀福，并无学习邪教，捏造经咒，传徒敛钱惑众者，不得滥用此例。”(５１)

　　五、其他禁止规定
　　以上四项对僧道这管理，均明定于历朝法令，而且比较重要者。除此之外，其他较零星之规定，则散见各朝法之中，爰分述如下：
　　(一)不得弛慢礼拜：
　　如唐宝应元(公元７６２)年八月“条贯僧尼敕”载：“道释二教，用存善诱；至于像设，必在尊崇。如闻州县公私，多借寺观居住，因兹亵渎，均宜禁断，务令清肃。其寺观，除三纲并老病不能支持者，余并仰每日二时，行道礼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刑。”(５２)
　　(二)不得自撰或增减经文：
　　僧道不得自撰经文或增减经文之事，历代迭有规定，其用意盖在防止捏造妖言以惑众。例如前引唐代“禁断妖讹等敕”即有“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之禁止。如宋天禧元(公元１０１７)年四月甲午诏，不准将新译《频船夜迦经》编入大藏，并令似此等经文不得翻译。其理由为“金仙垂教，实利于含生；贝叶腾文，是资于传译。苟师承之或异，必邪正以相参，既失精详，寖或讹谬。而况荤血交祀，颇渎于真诚；厌诅之词，尤乖于妙理。”(５３)又如《大元通制》九八八条规定：“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伪造经文罪至斩首，未免太严酷了。
　　(三)服色不得紊乱：
　　中国丰代社会，悉由礼法所规范，各色人等的服色有一定之章则，僧道服戒亦然。若有紊乱者，依法有罚。
　　传统称僧道为“缁黄”缁是接近黑色的紫色，非正色。因佛教规定出家人须着“坏色衣”之故。黄是指道士的黄冠。这词就是以服色来称之二类出家人为。不过僧道的服色到底如何，尤其内部的身分地位应以何服式显示，则代有定制，情形复杂，在此难以尽述。但如违背定制，各朝法令是有处罚的。如明朝万历元年令：“令五城御史查各寺观庵院。……不穿本等冠服者，言访拿治罪。”又四年敕令：“道士差往各陵寝告者，止穿本等服色。”又《明全典》载：“凡僧官僧人服色，见礼部仪制司。洪武二十五年令，瑜珈僧许穿插靴。”何人可穿靴亦须秉圣旨，显见其规范之严(５４)。进一步连衣服用什么质料亦有规定，若有违背，依明、清律礼律仪制门“僧道拜父母”条第二项规定处罚：“若僧道衣服，止许用紬绢布疋，不得用纻丝绫罗。违者，笞五十，还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此限。”至于僧道不着僧道衣服而改穿俗人衣服者，于唐格处以还俗之规定，前已述及(５５)。
　　(四)僧尼男女不得混杂：
　　如唐宝应元年八月“条贯僧尼敕”规定：“崇敬清静，礼避缣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师教主，及斋会礼谒，不得妄托事故，辄有来往。”(５６)又如宋开宝五年正月乙卯“禁尼与僧司统摄诏”有云：“男女有别，见载礼经，僧尼无间，实紊教法。自今应两京及诸道、州、府，尼有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趣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其尼院公事，大者申送所在长吏鞫断；小者委逐寺三纲区分；无得与僧司更相统摄，如违，重置其罪。”(５７)
　　(五)不得强行抄化“
　　僧道抄化主为，本属常事，但历代恐其侵扰百姓，亦多有限制者。如元代对于僧道藉祈禳而沿户敛掠抄化之事，竟以“恐喝取财”(即今刑法之恐吓取财罪)论处。此见《元典章》五十七载：
　　　　“大德五年×月，御史台据监察御史呈。尝闻天生烝民，浑然至善，未始有恶，其中有不善者，乃知诱物化染民所至。夫所以为善，岂缁黄祝禳祈祷之事哉？约而言之，不过尽人事之当为，尔孝悌勤俭，供国济私，余暇读书，笃志力行；闲居可以范人，出仕可以德众，则鬼神不求福祐之。易辞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也。今市井之人，舍人事而不为，冒法禁而为之；又有各衙节级首领人等，轮为社头，通同庙祝，手电揽扰买志，直使户户出钱而后已。所得赢余，朝酒暮肉；每次祈赛，每日不宁，街衢喧哄，男女混杂。……乃敢公然冒犯国法，侵扰人民。台察所临，尤有此弊，其闽、广州军尤甚；除各家自备香酒上庙享祭中，据社头庙祝，扛迎木偶，排门敛掠，纠集徒党，祈赛等项，情罪非轻。按刑统云：诸恐喝取人财者，准盗论；又曰：公取何异窃取。况此等人以鬼神惑众，祸福怖人，非恐喝而何？……”(５８)
　　尤有甚者，对于寻常的游方抄化，明朝亦加以禁止：“洪武二十七年令榜示天下寺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领，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若游方问道，必自备路费，毋索取于民。”(５９)
　　(六)不得诽谤他教：
　　考诸西方社会，历史上多有宗教迫害乃至发生宗教战争者，其原因端在异教异派之间积不相容之故。此种现象，不见于我国史乘，诚属大幸。盖中华文化博大能容有此致之。此从唐朝即有明令，不许释道互为诽谤可见。如则天皇帝圣历元(公元６９８)年正月“条流佛道二教制”：
　　　　“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见之徒，竞生物我，或因怼怒，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疵毁，备在加诸；人而无知，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