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大师法名对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是陕西49页第二行阳人。俗姓赵，后世佛门弟子都称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大师自幼随兄长读儒家经书，常常以实践和光大儒学为已任。曾仿照韩愈、欧阳询，作驳斥佛教的文章。后来一病好几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错误，因而洗心革面，顿改前非。21岁那年，出世机缘成熟，大师就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依道纯和尚剃发。这年正是清朝光绪7年辛巳岁。第二年，大师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大师出生6个月即患眼病，几近失明，后虽病愈，而目力已大受损伤，眼睛稍稍发红，就不能看书。受具足戒时，因为大师文章书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书写事宜，都由大师劳作。因写字过多，双目红如血灌。幸亏大师在湖北莲华寺当知客，在晒经的时候，读过一本残缺不全的〈龙舒净土文〉，从而知道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因为这次眼病，大师更醒悟身体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时间就专念佛号。夜里别人睡下后，大师悄悄坐起念佛。写字时，也是心不离佛。所以虽是奋力带病书写，仍然能够勉强支持。等到全部写完之后，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师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大师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净土指归，正是从此开始。
　　大师修净土，愈久愈坚定。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专修净土道场，大师便于26岁(光绪12年丙戍岁)辞别师父，独自前往。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净土宗第十二祖彻悟祖师光明雨露，大师的净业大有长进。第二年正月，大师告假朝礼五台山后，仍回到资福寺，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事。3年之内，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读大乘经典，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于净土径路修行法门，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30岁(光绪16年庚寅岁)，大师到北京龙泉寺为行堂。31岁(光绪17年辛卯岁)，大师住于圆广寺。2年后(光绪19年癸巳岁)，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请《大藏经》，检点、汇集、统计、整理，事务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师办事精密谨慎，。而向化闻和尚推荐。化老在接触中，感到大师道行高远超异，在南归的时候，特请大师相伴共行，并从此请其住单于法雨寺藏经楼。寺中大众见大师励志精修，都深感钦佩，而大师从不自满自足。
　　光绪23年丁酉岁夏天，寺中大众一再坚请大师讲经说法，大师再三推辞不掉，便为讲了一座《阿弥陀经便蒙钞》。讲完，大师就在珠宝殿侧，闭关两次共6年，从此学理行愿倍加精进；出关后，了余和尚与真达师等，特为大师建造一座莲篷，以为供养，大师与谛闲法师曾先后在此居住。过了不久，大众仍然迎接大师归住法雨寺。44岁(光绪30年甲辰岁)那年，因为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又请大师一同入京帮办一切事务。事情结束后，大师仍然南归，住于法雨寺藏经楼。大师出家30余年，直到清朝终结，始终收敛锋芒，隐藏不露，不喜欢与人往来，也不愿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早日证入念佛三昧。
　　然而宫中击鼓扣钟，宫外又怎能不闻；道德厚实、光明四射，终究是不能掩盖住的。民国元年，大师52岁，高鹤年居士自作主张，将大师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这是谁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发读者的善根。到民国6年(大师57岁)，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师的3篇书信，即印刷发行，题名为《印光法师信稿》。民国7年(大师58岁)，徐居士搜求到大师的文稿20余篇，在北京印行，题名为《印光法师文妙》。民国8年(大师59岁)，他又搜求到大师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续编，并与初编合为一书。民国9年、10年，两年时间内，继续增集大师的文稿，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在扬州藏经院木刻出版。民国11——15年间，不断增加扩大，又在中华书局印行，题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文章是大道的载体，大师的文钞流通于海内，也就是大师的道德法雨滂湃于天下。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都是句句见真谛，字字归净土，上合佛陀经旨，下逗众生根机，发挥禅净的奥妙，抉择二者的难易，多有发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处。
　　徐蔚如居士为《文钞》作跋说：“大法的高山被时光夷为平地，这种现象到今天已是最严重的了。真没想到当世尚有具备正知正见，如印光法师这样的高人。常说要续佛慧命，这就是啊”。又说：“法师的文章，没有一句无来历，深入浅山，微妙而契合当代众生的机宜，确实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药。法师可说是善于认识选择佛法津要，并竭诚奉献满腔热忱，为众生作依靠。”所以当时徐居士特地带着《文钞》，奉陪母亲，亲身前往普陀，竭诚礼敬大师，恳求摄受，准予母子二人归依座下。然而大师仍然坚持不许，只是指点他们，往宁波观宗寺，在谛闲法师座下归依。民国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恳求，坚请务必收为弟子。大师观察时机，依理难以推却，就为他们各起法名。这是大师为人授归依的开始，而其缘起实在是因为得《文钞》的流通。
　　大师的文章，不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五伦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与净业三福不相违背，必定发挥得详详细细，而且文词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现了洛阳纸贵，人人争相请读的局面。由于此书而仰慕大师道德，渴望列入大师门下的善男信女们，也日益增多。有的远涉大海、近攀高山，请求摄受；有的书来信往，求赐法名。20余年时间，在大师座下归依的弟子，实在是难以数计。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难以计算出来。可见大师以文字般若摄化众生，利益世间，真是不可思议啊！
　　大师虽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劝人，都是念佛法门。大师的在家弟子，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欧美。但大师从不与他们高谈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劝他们专心念佛。这些弟子，听从大师教诲，都能信受奉行，从没有人敢于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义，这都是大师盛德感化的结果。
　　大师耳提面命，开导弟子，既立根于佛典经论，又出于大师自己亲证所得，从不离因果妄谈大道，也不说空话大话。对于那些应当说服的人，无论是禅门尊宿，儒家魁首、甚至达官显贵，在批评呵斥时，大师毫不宽容，从不拐弯抹角。对于那些应当摄受的人，无论是后生小辈、农夫苦力、乃至卑贱仆妇，大师从不拒绝，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怀，普利上中下三根，于自己不存在顺适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为依归。
　　大师一生最喜欢自己劳作。弘一法师曾亲见64岁的大师，一人独居，事事亲自操作，决无侍者等人帮助。直至80岁去世前，大师仍是自已扫地、擦桌子、擦油灯、洗衣服，如此劳作，为人表率。所以每当见到有人懒惰懈怠，大师多半要诫劝。
　　大师一生最珍惜福报，不敢浪费。衣食住等都极为简单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国13年，弘一法师到普陀山，与大师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户，从而有机会体察大师的生活行为。大师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师自己说，这样的习惯已30多年了。饭后，以舌砥碗，舐净后再用开水冲入，洗荡余汁，并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轻弃、浪费了残余饭粒。午饭时，大师是饭一碗、大众菜一碗。饭菜都吃干净，再以舌砥碗，并冲水喝下，与早饭一样。大师要求自己是这样，劝人也十分严厉。凡见人饭后有剩余饭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报，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将刚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样遭到大师的呵诫。
　　大师时时思念如今天当末法，世俗风气越来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就没有办法挽回颓丧的世风，矫正人心。人根这样陋劣，善报这样浅薄，假使不实行信愿念佛法门，绝对不能了生死、出轮回。所以不论贵者、贱者、贤者、愚者，也不论男女老幼，凡有请求法益的，大师必定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谆谆启发，使人觉悟，从而立定为人处世的根基。接着，大师又以“真为生死、发菩萨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变一平坦宽广大道，教诲人们切实奉行，从而踏上超凡入圣的快速能到的路径。
　　大师尽管深通禅宗与教理，但从不谈深奥玄妙的禅机。凡劝人的，都是一听就懂、又能够实际修行的道理。凡听到大师劝化的，全都是当下受益。这也正是莲池大师评价辩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处啊。”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乐于亲近大师，以致于叩关问道的人，多得数不过来。而大师从来都是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等等，从不挂心。民国11年(大师62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尹黄涵之，汇总大师道行，呈请当时大总统徐世昌，题制“悟彻圆明”匾额，赍送于普陀，香华供养，成为一时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为大师高兴，而大师却置若罔闻。有人稽首请问，大师说：“空中楼阁，而自己实在是无此福德，惭愧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值得荣耀的。”这在当今竞相浮夸的年月，像大师这样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澜、作中流砥柱，无论修道人还是世俗人，都能从大师身上受益良多。
　　大师对待自己非常节俭，对待别人非常优厚。凡是善男信女供养的钱财，大师全部替他们广种福田，用于印行流通善书经典，或是救济饥贫。只是权衡轻重缓急，认真计划，妥善支出。如民国15年(大师66岁)，长安被困。解围以后，大师立即从印《文钞》之款，急拨3000银元，托人速速汇去以赈济饥贫。凡听到哪个地方遭灾告急，大师必定尽力提倡捐助，期望得到救援。民国24年(大师75岁)，陕西大旱，在得到王幼农居士书信告急之后，大师立即取出存折，让人速速汇去银元1000元。汇款以后，大师让德森师查账，仅剩下100多元了。而此时报国寺所有开支，全赖大师维持，大师却毫不在意。民国25年(大师76岁)，大师应上海护国息灭法会请求说法时，听说绥远灾情严重，即在法会上对众人表明，以这次法会共计1000余人归依、求戒等敬资，合计2900银元，尽数捐去。此外，大师又从准备印书的款项中，出资1000元，以为捐助首倡。等到从法会回来，众人在苏州车站上迎接大师，准备请大师上灵岩观景。而大师却急急忙忙先回报国寺，办理完汇款事宜，才与大师结伴登山。大师倡导众生，对于救济灾难，就像是自己受饥、自己溺水一样地关心，很多事例大多与此相类似。
　　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大师参加，并制定寺规。继而又由任心白居士请上海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綗倒数第十一行，之、黄涵之等诸位大德居士，住这里开办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师的德望，令人相信仰慕，而得以成就。对于慈幼院教养贫家子弟，大师更是极力助成，其中经费，由大师劝募及大师自己捐助的，为数巨大。就是上海佛教会所办的慈幼院，大师也尽力赞助。至于法施事宜，大师从一开始印送《安士全书》以来，以及创办弘化社20多年所印各种善书经典，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余帧，法化的弘大，同样好比滂湃的大水，普泽中外。
　　综观大师的一言一行，无非是代佛宣化，以期能够挽救世道人心，从而使贤才辈出，福佑国家，利益人民。而大师对待自己，饮食不过为了充饥，从不求美食。穿衣不过为了御寒，从来是厌弃华丽。凡是供养大师珍美的衣服、饮食，不是推却不受，就是转施他人。但若是供养大师普通物品的，总是交到库房，让大众共同享用。这虽是小事，也足以作为末世佛子令人自豪的模范。
　　大师维护法门，功德难以思议。其中最重要的，如那次欧洲战争时，政府有个移德国侨民进驻普陀的拟议，大师恐怕有碍于大众清修，特地致函陈锡周居士，转托政界要人疏通，这件事方才作罢。民国11年(大师62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人，呈文省政府批准，借寺庙作学校。定海县知事陶在东，急忙寄信给大师，请求挽回。大师即致函王幼农、魏梅荪二位居士设法，并让妙莲和尚上下奔走，最终得到当局的明令保护。民国16年(大师67岁)，政权变更，寺院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所潜伏的大祸几乎是灭教，而普陀又首当其冲。全靠大师舍命力争，方才得以苟延残喘。等到某君主持内政，又好几次提出以庙产办学校的拟议，以致于举国上下出家在家信众，全都惊慌失措。幸亏大师与谛闲老法师，在上海集结热心护法的诸位居士计议，先疏通主持内政的某君，又派代表请愿，庙产办学的拟议才没有实行。等到某君退位前，又颁布“驱僧夺产”的《条例》，想要逐步剥夺庙产，以达到灭除佛教的目的。幸亏《条例》刚一公布，某君就御任了。继任赵次陇部长接印后，大师特地致函，请他设法，从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后，大师又嘱咐焦易堂居士等人相互支持、极力斡旋，方才将《条例》修正，使僧侣们暂时得以安居。民国23年，安微阜阳古刹资福寺，寺里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敬造的三尊佛像，而寺院却被学校占据。山西五台山碧山寺的广济茅篷也横遭厄运。这两件事都已告到法院，而当道执法之人，却偏听一面之辞，使这两座寺院几近于毁灭。两处各得到大师的一封书函，审判结果忽然转变。广济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的基础。资福寺也因此保全，并日见兴旺。
　　民国24年(大师75岁)，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有位厅长提议，用全国的寺产作为教育基金，将全国的寺庙改为学校。决议通过后，报呈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刊披露这一消息后，群情震惊。当时全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诸位法师，关、黄、屈等诸位居士，一同来到报国寺请示大师。大师以卫护佛教相勉励，并开示挽回的办法。返回上海后，大家就按照大师的指点，集众开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仰仗大师慈悲智慧的光照，佛教之难得以解除。江西的庙产，自民国22——25年4年之内，发生如此大的风波3次，几乎到了灭尽无余的边缘，虽是因为德森师多年力竭声嘶地呼吁，也因为中国佛教会的多次设法，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师慈悲的光明加被，感动诸位大护法，群起营救，每次都达到了美满的结果，仍然予以保全。这是大师护教的几件大事，其它数不起来的小事，或者是一封信，或者是几句话，就得以消除灾难，解除祸胎，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真是不胜枚举。不是大师崇高广大的道德，上感龙天护卫，下得众生信服，又怎能如此。
　　大师的无缘慈悲度化，也普及狱中及异类生灵。民国十一、二年，定海县陶知事，请大师推荐讲师，到狱中宣讲佛法。大师推荐智德法师，并嘱咐他宣讲《安士全书》等，有关于因果报应和往生净土的重要内容，使许多狱囚受到感化。后来上海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发起成立江苏监狱感化会，特聘大师为名誉会长，其中讲师邓朴君，戚则周(即明道师在俗名)、乔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师的入门弟子，讲演要点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等，也都是大师所开示。听讲之后，狱官、囚犯从此改过自新，一心向善，归依净土，吃素念佛的，就有很多人了。

　　对于那此异类生灵，大师也是这样。民国19年(大师70岁)2月，大师从上海太平寺到江苏报国寺，随身携带的铺盖衣箱之中，臭虫特别多，代代繁衍，以致于床席客厅窗口茶几之上，在夏季秋天，到处都是。一此弟子怕大师年老体弱，难以承受这样的干扰，多次请求进房为大师收拾干净，却遭到大师的严词拒绝。大师说：“这都怪自己没有道德。古代大德高僧，不耐臭虫的干扰，就对臭虫说，畜生，你到我这儿找差事，我要勒令你迁单。臭虫就一个跟一个相继而去。我修行不努力，没有这样的感应，还有什么话说。”就这样，大师泰然处之，毫不介意。民国22年(大师73岁)，臭虫忽然绝迹，而大师也不对任何人说。因时节临近端午，德森师想到又该是臭虫出没的时候，就请问大师，大师回答说“没有了。”德森师以为是大师老眼错花，故而再三请求进大师房内检查，谁知真的是干干净净，了无踪迹，这岂不是也为大师而迁单了吗？大师在闭关净课之外，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颁赐给那些医药无效、束手无策的危重病人，往往见到奇效。一天，报国寺藏经楼发现了无数白蚁，大师听到后，让大家持大悲水四面喷洒，白蚁就从此绝迹，这是民国27年夏天的事了。大师的法力、神通、感应，大多与此相类似。
　　大师天性不好为大师，不喜欢眷属，所以没有亲手剃度的出家弟子。然而渴仰大师，亲近大师，不断受到教诲，深得大师法益的在家清信男女，真是多的不可胜数。在出家法侣之中，大师除了与谛闲老法师为最相默契的莲友外，长期亲承大师摄受，饱餐大师法乳，但仍然被大师以莲友相待的，有了余和尚、了清和尚、真达和尚等。明确居于学生行列的，则有圆光师、康泽师、慧近师、明道师，还有妙莲和尚、心净和尚、莲因师、明西师、妙真和尚、了然师、德森师，以及灵岩寺、报国寺的众位僧人。这只是专指常久亲近大师，屡次得到大师教导、提携，沐浴大师恩德超过自已剃度恩师的僧人。若是随时随地请问地益，与大师通信请问大道，以及拜读大师《文钞》和大师印行流通的各类书藉，而沐浴在大师法雨恩泽之中的，自然是数也数不清了。大师虽然不收徒弟，而中外真修实干的出家在家佛子，实在是从心灵深处以大师为恩师的。
　　大师又发誓不作寺院之主。自从客居于法雨寺后，20余年隐居精修，很少去别处。自民国7年，大师印《安士全书》以来，经常有法事到上海，苦于没有安身之处。真达师于民国11年造太平寺时，特地为大师盖了一间净室，大师从此到上海，就住在太平寺了。几位力护法门的大居土，如南东魏梅荪，西安王幼农，维扬王慧常，江西许止净，嘉兴范古农，上海冯梦华、施省之、王一亭、闻兰亭、朱子桥、屈文六、黄涵之、关綗之等，有的请问个人修行事宜，有的咨询社会慈善事宜，都不时前往太平寺，向大师请教。至于投寄书函的就更多了。可见太平寺这一兰若道场，名传于远近，实在是因为有大师在啊。至民国17年(大师68岁)，大师因为往来书信和礼敬请法之人太频太多，人事太繁，急于想找个归隐之地。真达师就和关綗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商量。3位居士就将苏州报国寺供养于大师，并让弘伞师、明道师2人接管寺院，真达师用几千元修葺了寺院。民国18年，大师在上海校印各书，很想早点结束手头工作，归居隐地。这时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人，在香港建筑精舍，非要迎接大师归隐于香港，而大师也已答应。真达师不得已，以江西、浙江佛地信众特别多，再三劝请，终于依靠大师法缘所在，而于民国19年(大师70岁)2月，往居苏州，从此掩关于报国寺。
　　灵若原本是小寺，真达师请示于大师，扩建为十方专修净土的道场。寺中所有规章，都秉承大师的意志而制定。不到三四年时间，因旧的佛堂僧屋狭小，容不下众人念佛，所以改建一新。此时正逢大师归隐报国寺，与灵岩寺一高一下近在咫尺，所以规划建造多靠大师指导，从而日渐兴旺。至今灵岩寺称为我国净宗第二道场，的确不是偶然的。
　　大师在闭关中，每天日课之余，将普陀、五台、峨眉、九华四大佛教盛地的史志加以修订编辑，同时不断回复僧俗弟子的请法信函。而今四山史志早已出版流通，复函文章也有了文钞续编印行，大多是大师到报国寺以后所手著，真可谓是恒顺众生无有疲厌啊。到民国26年(大师77岁)冬，因为时局所迫，报国寺实在不能再住了。不得已，大师顺从妙真师等人的相请，移居灵岩寺。刚满3年，谁知这个智积菩萨显圣的灵岩圣刹，竟成为大师示现寂灭、回归净土之地了。
　　大师示现寂灭，事先已预知时至。民国29年春，大师在回复章缘净居土的信中说：“我今年已80岁了，朝不保夕。”又说：“印是将死之人，怎能留这样的规矩。”到了冬年冬天10月27日，大师稍微示现小病。至28日午后1时，大师就召集寺中全体职事僧人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告诉大家说：“灵岩寺住持，不能长久空缺，应让妙真担任。”大家都表示同意。本来定于11月9日，为妙真升座上任的日子，大师说太迟了。众人改为初四，大师还说迟。后来选在初一，大师才点头同意。接着，大师对大众开示灵岩寺历史沿革达两个多小时。
　　其后大师虽然精神渐弱，但仍与真达师等商议各类事务，坦然恰当一如平日，没有丝毫病态。初三晚上，大师仍进食希饭一小碗。饭后，对真达师等人说，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奇特的，但能恳切至诚，没有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的。此后大师精神逐渐疲惫，体温渐渐降低。初四凌晨一点半，大师从床上坐起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2点15分，要水洗完手，站起身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就移坐到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3点，妙真师到了，大师嘱咐说：“你要维护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说完，就不再言语，只是口唇微动念佛。延续到5点，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大师安详地往生西方。
　　回想大师几天来的一切安排，如急催妙真师上任住持等事，虽不明说是怎么回事，但确实是预知时至的作法。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六根悦愉，正念分明，安详舍去报身，如入禅定。回顾大师一生自行行化他及临终种种瑞相，往生莲台之品位，当然不是中品下品。
　　大师生于清朝咸丰11年辛酉岁12月12日辰时(上午7——9点)，逝于民国29年庚辰岁11月初四日卯时(清晨5——7点)，世寿80，僧腊60年。灵岩寺因大师而中兴盛旺，因为能让大师，示现往生净土作为榜样，其时节因缘，真是不可思议的啊！为纪念大师生西，妙真和尚等人决定，于第2年2月15日佛涅槃，也正是大师生西百日之期，举火荼毗，建塔安奉大师灵骨于灵岩寺本山石鼓东南。
　　大师荼毗后的第二天傍晚，人们从骨灰中捡得五色舍利子100多颗，晶莹圆彻，奕奕有光。另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牙齿舍利(32颗)等，共计1000多粒。在场的出家在家弟了，无不惊讶，叹为稀有。无锡居士袁德常，捡得一些骨屑携回供养到家之后，忽然看见骨屑中现出无数舍利，光耀夺目。
　　大师落叶归根，往生净土，他老人家证悟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博地凡夫，没有他心通、天眼通，不能妄加评论，唯有捧读累次出版的大师《文钞》，及经大师亲手流通的各类书籍，那提倡念佛，发挥佛陀妙道，自行化他，坚定恳切地修行，大有功于净土，足以证明大师是净土菩萨乘愿再来！凡信愿念佛，洞彻明了净宗真正旨归的人，都不会有别的拟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