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做人难做事更难

　　本来做人就是做事。试问除了做事以外，还做个甚么样的人？人的好坏，就是看他所做的事为判断。因为他做的事很好，所以就叫他是好人；如果他做的都是坏事，那么人们就叫他是坏人了。所以我说：“人的好坏，是要看他所做的事为判断。”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人是人，事是事，人和事毕竟是不能混而为一的。但好和坏又以甚么来做标准呢？在佛教以为好就是善法，而坏就是恶法。在善恶两方面，各有四种定义：(1)自己有利益，(2)别人也有利益，(3)今生有利益，(4)来生也有利益：能够合乎这四种定义，那就叫做善。反过来说：(1)自己有损害，(2)别人也有损害，(3)今生有损害，(4)来生更有损害；那就叫做恶了。举个例子来说吧，例如强盗去杀人放火抢劫，这就是害人；一旦自己身遭国法，这就是害己；今生身系囹圄或枪毙，这是现在受苦，而来世堕落，岂不是更苦吗？这就是坏事的证明。反过来说，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我去把他救上来，这不是利人吗？后来他感谢我救命之恩，这不是利己吗？今生善事做得多，处处都令人欢喜敬爱，这不是现在的善报吗？而来生成佛作祖，这不是来生的善报吗？这是很明显的两面镜子，任人去自择啊。
　　不过我所说的难，究竟难在甚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对于善恶和好坏的看法，总以为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好像同是一件事，你以为是善，他又以为是恶，他以为是好，而我又以为是坏，所以我所说的难，就是难在这里。不必拿别的事情来说，就单拿办佛教的刊物来说吧，试问办佛教的刊物是好呢，还是坏呢？是善呢，还是恶呢？不消说，这当然是好的，谁也不敢说它是恶。话虽这样说，如果分析它的内容，恐怕也要产生两种意见吧？就拿佛教徒的立场来说，如果真的发菩萨心“上弘佛道，下化众生”，这当然是善，是好；假定在这里面，附加另外一种作用，我们虽然是不承认是恶，是坏，而旁人总要妄加你一顶帽子，那你又有甚么办法？那你只好说一句：“摸一摸自心无愧。”就罢了。
　　我说的做人难做做事更难，就是这个意思。办一个刊物，难的事情很多。俗语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本人也尝过一两次苦味。不要说社长、发行人，以及经费等种种的筹画和负责固然是要担心；就是当一个编辑，有时也要弄得你灭食和失眠啊。不信吗？假定“汽油”不够——闹稿荒，那怎样办？是不是由你自已一个人包办？或者忽然闻“煤油”又通通送来了，又怎样办？是不是一下子总往里面倒，恐怕会溢出来吧？不然的话，你下次三跪九叩头，他也不给你一些油，他不写叫你退原货就算对你客气了。
　　不过，普通的报纸或杂志，如果编者是老手，他会要耍一套把戏，叫作“挑战法”。他只要随便在那一家报纸或杂志上，找到平常一个比较大家注意的人，来做他批评的物件，这样一来，你一刀，我一枪，或者还有第三者、第四者、……来加入双方的阵线，不但是避过了稿荒，并且还免了稿费，进一步还要受人家的运动和拜托。不然的话，他一不同你登出，那真是“哑子它黄莲，有口不能言”，无处去伸冤。出家人如果和在家人也在报纸上笔战起来，最后一定是出家人吃苦。因为最初他同你登几次，给你一点糖吃吃，你以为是得胜；最后对方加入的战友越来越多，天天讥讽你，骂你，横竖他们无事，写篇把文章拿和尚开开胃，算得了甚么？你的反驳文章，有时高兴就登一下，有时干脆的就不睬你，最后只好任人去骂，难道你去同他上法庭起诉吗？那真是自讨烦恼。这种事我从前在南洋不知道看过了多少，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坐利”。不过这种手段，在世风日下现代龌龊的社会里，这是司空见惯，无足轻重的。如果我们佛教徒来办佛教的杂志，也用这种方法，结果不但是得不偿失，并且很危险！因为佛教刊物的宗旨，只有两个标题，就是“上引佛道”和“下化有情”，同时所来的经费，大多数是布施来的。人家发心帮助我们，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弘法利生，并且大多数都是信佛的人来帮助的。我们如果真能够“弘法利生”，当然是受之无愧，不然的话，失去了佛教徒的态度，那人家纵然不说，我们自己总觉得有一点自愧。
　　《觉生》的前身是《觉群》，那我们可不必去提它。而《觉生》的新生命，那不能不归功于朱斐居士的养育和发展。同时，他本来就有文学素养，再加上数年编辑的经验，所以几年来总获得各方读者和师友们的欢喜与赞叹。
　　不知道怎样，当数月前《觉生》改组后，宗心当家曾在给我的信上说：“魔来了。”我当时回信安慰他：“这没有甚么关系。因为只要能发心为佛教出力，是会博得人们的同情而来帮忙的。”真好笑，谁知竟有人说我“支持《觉生》，我也只好对他一笑。可见我说的“做人难，做事更难”，是一点都不错啊。假定一个编者，尤其是一个佛教刊物的编者，所来的稿件，审定又审定，于宗旨有违背吗？于人情有断送吗？若是不顾一切地“来函照登”，将来你这个刊物，一定会变成大家的消气散；所有一切的垃圾堆，都往你这桶里乱倒，将来越积越多，以致臭而不可闻。我始终对圆明法师是敬爱的，多少人都曾劝我反驳他，但我都是对他们一笑，并说一句：“谢谢你的美意。”
　　现在台湾算起来一共只有这几位法师，如果大家都不顾一切，今天有意无意地说说这个不好，明天又说说那位不对，在教内只有互相结怨，含恨于心，待机报复！在教外那正是要求下到好看的文章。这功德(其实是罪恶)是谁招来的呢？因为没有佛刊来做媒介，要骂的只好在背后骂，不敢公开骂；要发气的，只可在背后发，不能够公开发；现在有了佛刊，又知道你需要，欢喜，并且是来函照登，所以以后这些东西，我包管是越来越多。我们只快快多预备几只桶子，以便好储蓄吧。
　　宗心当家是我多年的好友，《觉生》编辑是我最爱的弟子，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承认，就是旁人也有知道的。其实我不是单单爱人，而我实实在在是爱法；“上弘佛道，下化众生”，只说佛法，不谈是非，是我一贯的主张。对外有时因护教偶然间批评那还可以，但对内切切不能打内战！所以李子宽老居士常常都是提示大家要团结，其实无论甚么人，尤其是在这□□□□的时期，总应集中意志，同一目标外，切切不能再对内了！然而要团结，有团结的条件。团结的条件，是要顾大局，顾佛教，顾僧格，顾人情，以及头自己。要诤吗？要同当年武昌佛学院和南京支那内学院那样诤法，才算有意义，有价值。否则单凭意气用事，伤人名誉，那不是为法，那不过是泼妇骂街罢了！你要宝贵你的光阴，同时也要爱惜你的纸墨。我以为将来中国的佛教，有两大诤端，一是教义，一是制度，五十年内决不能解决；如其不信，请拭目而待。所以我说：“做人难，做事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