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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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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

◎释永信

  内容提要: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中国佛教哲学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更为重要的,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内容,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据记载是西汉末: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佛教始传的另一学说是东汉明帝时:明帝永平十年,蔡愔赴西域访求佛法返国,邀得大月氏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并以白马驮回佛像及经卷。其后明帝在洛阳兴建了中国早期的佛寺白马寺,作供奉佛像及佛法之用。综合以上两种说法,佛教之初应在两汉之间,约公元一世纪左右。

  二、中国佛教哲学的特点

  中国佛教哲学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301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516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利乐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愿景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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