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

(1998年10月29日)

一、引言

公元前六到五世纪，释迦佛诞生在印度，出家成道后宣说佛法，始有佛教。世尊说法，适应根基，因地因时不同，有五乘教的建立。在大乘经典中，佛指出学佛者要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为旨趣。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即显示佛教尊重真理与仁爱和平的精神；以方便为究竟，也说明佛教为救度众生，因机因时运用各方面不同的行动，以达到济世度生的目的。因此佛陀说法，其本旨是有原则性的，但其方式是很灵活的。故佛陀的教义是实践性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理智的。例如，佛在圆寂前曾对弟子阿难说：我灭度后，凡能自作明灯皈依自己，不求其他皈依，而以真理为明灯和皈依处者(转迷成悟)，即为我的首要弟子，就是切望学习的人。佛陀的遗志，重在希望弟子们能追求真理和宣扬真理。

印度佛教即根据佛陀自己所亲证的真理，结合印度原有文化和民间风俗而建立。其中最显著的如“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头陀苦行；以须弥山地势为主的宇宙观；六道轮回之说；密宗修持的形式等都与印度原有的哲学、修梵行者、婆罗门教及民间习俗有关系。佛陀用此说教，结合当时历史，以此种种为方便，因机因时因地而说，宣讲佛陀自证之真理(根据佛陀自证境界，此中有选择性的继承，有修正和充实)。

根据佛教历史学家一般的论证，佛灭度后初五百年间，为小乘佛学盛行时期。第二个五百年间，为大乘佛学兴盛时期。第三个五百年间为密宗弘传时期。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仰佛教，始将佛教传出印度境外。

二、历史的回顾

根据中国史书，如《后汉书》、《资治通鉴》及佛典《历代三宝记》等书，记载佛教于后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但在永平以前，就有佛教早已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例如，秦始皇时室利防等赍佛经来化说、前汉霍去病讨匈奴获金人说、张骞闻有浮屠之教说、刘向校书天禄阁见有佛经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说、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说。此诸说中，如大月氏王使伊存对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此说明确见于历史记载，较为可靠(较永平传入说，时间早六十七年)。现在是1998年，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恰已二千年，此说已成为目前佛教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后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均为中印大德翻译讲学时期。到隋唐时中国统一，文治武功兴盛，佛教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于是有各个大小乘宗派的建立。宋代以后，教义不昌，在汉土盛行禅宗和净土宗。元朝统治时期，由于元帝的提倡，密宗较为兴盛。清末民初，由于佛教学者搜集典籍，进行研究的努力，佛教各宗派又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传入中国，始终与中国文化相协调、相融合，虽有时有矛盾冲突，但不久消失，并未妨碍其发展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与佛教教义的圆融、因时因机的善巧，有利于净化国土、有利于人民大众有关。例如，魏晋时期玄学者发扬老庄学说的玄风很盛，佛教徒也研究玄学，并以兹解说佛教般若的道理(如僧肇、僧睿、慧远大师等)。中国从西汉以后就以儒教为正统。佛教的人天乘思想与儒家伦常相结合，用以治国齐家、修身养心、提高品格，这合乎儒家的五伦八德、诚意正心，与中国朝野士大夫和群众的要求一致，深受群众信仰。尽管有宋儒反对，但是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内容，实际上是外儒内佛，不离佛教。“三武一宗”之教难，一部分原因是与道教产生矛盾，但不久又恢复，佛儒道融洽相处。故中国人民的信仰历来都是提出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有的人称之为“三教一家”、“三教同源”，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其实质是中国古代文化与佛教相融合的结果。

隋唐建立的大乘八宗，历史学家都称已属于中国化的佛教。例如，华严宗的法界观，是贤首大师根据学习《华严经》的发挥而建立；天台宗的“一心三观”，是智者大师根据般若经典和《法华经》而创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不立文字经教而进行参悟，明心见性，废除了经教的繁琐，简捷易行，其弟子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实行农禅结合，使僧众既修行又能在劳动中自养，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相适应；净土宗善导大师提倡持名念佛，方便易行，普遍为上中下三层所接受，深入民心；其他如藏族的密乘佛教、云南傣族的上座部佛教，都与本地民族风俗习惯相适应，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上这些都说明佛教既保持原则，又适应社会，有契机契理的灵活性。

三、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充实了文化内容

1．从文学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和流通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例如：诗歌和小说笔记、变文、戏曲、评话的创作；唐宋八大家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西游记》、《红楼梦》、《济公活佛》、《目连救母》等都深受佛教的影响。

2．就哲学范围讲：佛教的哲理，思辨深刻，具有逻辑性，如缘起、因果、性空、无我、心境不二诸论、禅定修持方法，都充实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宋明理学，其思维方式，就融合了修禅方法。

3．雕刻方面：有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川大足宝顶、北山石窟，其佛菩萨、罗汉、天人、金刚等形象千姿百态，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

4．建筑艺术方面：遍及各地的宏伟的寺庙殿堂、巍巍的宝塔、琼楼，林木茂盛，清净庄严，增加了名山胜地的无限景色。

5．绘画方面：如国际知名的敦煌壁画，河南开封华严寺的法藏世界图，四川蓬溪宝梵寺的罗汉壁画，都具有特色，成为人类艺术的宝藏。历代绘画家讲求佛教空灵的意境，作画风格高尚。从吴道子到张大千，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全受佛教影响。

6．佛教梵呗，是佛家优美的音乐，有殊胜的旋律音韵，意境很高，引人超凡入胜，充实了音乐内容。

7．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天文、医药等方面的材料；而禅修调身，治心又治身，扩展了医理和方法。

(二) 充实了伦理道德的内容，维护了社会安定

历代高僧宣扬佛理，均以五戒十善、明因识果、止恶行善为首要。如晋代慧远大师、宋代省庵大师、明代莲池大师、近代印光大师等，均以佛教人天乘教义，结合儒家伦常之说，化导人心，做到移风易俗，淑世善民，为社会安定，为实现太平盛世起了很大作用。

(三) 促进了民族团结

中国原有五大民族，加上各地区少数民族，共有五十六个，都统一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其中西藏民族、蒙古民族、云南的傣族和白族等，都信仰佛教，结合本地区风俗习惯，过着具有佛教信仰的生活。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带去了汉族文化，使汉藏文化沟通、人民团结、边疆巩固。由于佛教文化使各种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促进了民族团结。

(四) 增进了国际友谊

从历史上看，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高僧求法译经，都增进了与中国邻近国家的友谊。晋代高僧法显到锡兰(现斯里兰卡)求法；唐玄奘法师赴印度学法十七年；鉴真法师六次东渡到日本，把中国的戒法、建筑学、医学传到日本。宋代以后赴印学法者不下百余高僧。他们出去传播了佛教真理，交流了中国文化，增进了国际友谊，维护了世界和平。这些高僧到国外，成为真正的和平使者。

(五) 人间佛教的现代思潮

自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中国佛教工作一直由赵朴初老居士领导。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以后，最初提出佛教学术化、生产化，以学术化研究发扬佛教真理，消除封建迷信；以生产化劳动自养，并为社会谋福利。建国以后一直到政策落实，中国佛协恢复工作，赵朴老又提出实现人间佛教，推进佛教“五个建设”的指导方针。人间佛教的主要思想，即是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继承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结合、学术研究、增进国际友谊。这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全国各族佛教徒，都要大力继承和发扬。近二十年来，经过全国佛教徒的努力，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都做出了贡献。

四、未来展望

现在正是二十世纪结束、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祖国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包括宗教徒的齐心努力，推进精神文明，以实现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提倡和平，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复活和扩展，以消灭战争，使世界人民不受战争的威胁和迫害。

因此，我国佛教徒，应本着佛陀遗教，弘扬佛法真理，既净化自己，也净化他人，净化国土，消灭一切污染，化五浊为安乐清净的莲邦，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肩负的重要责任。在尊重传统和已有的成绩上，加强自身建设，继续推进人间佛教思想，实现佛教的现代化、科学化、大众化，是佛教徒的共同任务。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历史，彰往察来，继承优良传统，因时因机结合时代精神，佛教真理才能发扬光大。本此共同努力，是国家民族之幸，众生之福。

(本文在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宗教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